民主法治社會允許暴力抗爭嗎?——江宜樺「教授」說當然可以!

民主法治社會允許暴力抗爭嗎?——江宜樺「教授」說當然可以!
Photo Credit: Paul Simpson CC BY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Photo Credit:  中岑 范姜  CC BY SA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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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許多人在討論這兩個問題:

  1. 公民抗議可否藉由正義或其他正當理由,採取威嚇、脅迫或暴力手段?
  2. 民主講究法治,但法治能否容許暴力的抗爭行為?

的確有很多討論的空間,都可以當成政治思想一整個學期的課程了!

這邊先來補一個相關的八卦(或說資料),大家都知道近日瘋傳的江宜樺「教授」談抗爭的一段話,其實就是2005年3月5日中研院人社所為了「白米客」楊儒門而辦的一場研討會(會議當中一開始就確立不要叫他炸彈客,所以我也稱他為白米客。會議紀錄刊在《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第12期, 2005年3月,頁235-295)。當時的時空脈絡是楊儒門投案,社會上許多人在討論他的行為(放炸彈,爭取政府對農民多一點的重視)到底是不是暴力,以及他的行為是否具有正當性。

該場會議主持人是時任國策顧問的黃文雄先生,與談人包括:李建良教授(台大法律)、陳宜中教授(中研院人社)、傅大為教授(清大歷史)、魯貴顯教授(輔大社會)、謝世民教授(中正哲學),與談人講完之後有很多現場提問,非常精彩。

這場會議的內容包括對法治、暴力的邊界等概念做一些討論。有人認為楊儒門自製炸彈的行為不暴力,但也有人認為是暴力;而有些人認為就算是暴力,法治也會允許。會議前半段先討論了楊儒門的行為是不是暴力、該如何界定的問題。不過這邊先不細談。

PS. 楊儒門的傳記式電影要上映了(入選第64屆柏林影展電影大觀單元),很令人期待。

[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DDC8TYD9vo]

就如同許多價值的選擇,本來每個人的尺度就不一樣。我個人覺得,衝入立法院不暴力啊!這並不是以「人」為標的施暴,現在也「沒有」法律規範不能在立法院抗議遊行(「強佔公署罪」只存在於以前動員戡亂時期的懲治盜匪條例),國會的秩序屬於國會自治的範疇;我們也看到了,在現場大家的行為相當地文明有序。國際上的主要媒體大都把佔領立院視為一次平和的抗議行為,並且多所讚揚。

本文主要想討論的是,假設我們說人民真的用了暴力的手段,那到底是不是被允許的?先節錄研討會當中陳宜中教授的一段發言(p.264):

「弱勢者雖然有政治自由,可是他們的政治自由幾乎使不上力,只能自求多福,而在這種情況下,官逼民反就變成是一件完全可以理解的事。

台灣社會裡,Rawls所謂政治自由的公平價值是沒有被發現的。…簡單來說,就是表達政治意見的管道不能被少數人壟斷,不能把社經弱勢者排除在外,不能讓他們的政治自由完全流於形式。

…楊儒門的抗議手法…一點也看不出有什麼特別激烈之處,反而若是我們忽視他的抗議及其背後的意義,也許更激烈的抗議手段就會接二連三的出現。」

好,重點來了,江宜樺以台下觀眾的身份發言,從第281頁開始:

「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楊儒門,不是為了WTO的問題,而是為了任何別的問題。現在讓我們假設…假如他(楊)確實涉及暴力,假如他就是有意使用暴力,那麼暴力在一個民主體系裡面到底能不能被正當化?

我們都知道,任何一個體系都有體系的獨斷性,而其政策和決策經常會跟個別成員所持的立場互相衝突和矛盾。譬如…國家要徵兵,可是你反對服兵役;國家要設置更多的核電廠來提供電力,但是你剛好是一個環保人士…。類似這樣的事情總是會發生在你跟國家之間。

這一串可能的抗議行為其實牽涉到一個系統本身對你的訴求會不會有回應。我們常講一個開放民主的社會在於它具有accountability(可責性),它能夠針對成員的需求做出回應。…報紙上說楊儒門曾輕經寫過很多的抗議信給相關單位,然而相關單位似乎是沒有好好地回應。

其實這種經驗不必楊儒門來告訴我們。一個在學校裡不斷被體罰的學生,家長寫信給教育局,教育局的回應說會依法查辦,一年之後就不了了之;一個被性侵的員工寫信給勞工局,勞工局最後也是不了了之。其實這個社會常常是用不回應的方式來對待他的成員,這個時候你如果不抗議還能怎麼辦?而當你寫信、抗議、透過代表陳情,這些方式都沒有用的時候,當然就剩下暴力了,鞭炮也好炸彈也罷。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問:如果一個體系宣稱自己是民主體制,但是它對成員的訴求沒有認真回應,那麼抗議是有正當性的,哪怕是暴力的抗議。那個抗議正當性的多寡,就與體系麻木不仁的程度成正比

反過來講,如果該民主體系是有回應的,這時假如你的意見跟它的決定還是不一樣,那麼又該如何?

……讓我們以霍布斯為例……當這種情形發生的時候,他還是認為個別成員可以退出這個政治社會。當任何人覺得他連自保都沒有辦法確保的時候,他絕對可以用暴力去反抗。換言之,自保可以做為最後對抗體制的理由,雖然他一定會失敗,因為利維坦(註:霍布斯用來指稱國家)比他強大。

我主要想強調的是:連那麼專制的霍布斯都還會想到,非法的、暴力的、反體制的行為有可能是正當的權利,那麼一個自由的民主的體制怎麼可以做得比這個還不如呢?」

我非常相信這樣的價值。在我個人對於這類自由主義思想的啟蒙期,有很大的部份是看江的書。雖然,我並不會鼓勵家人朋友參與「暴力的」抗爭活動;遇到類似的活動,我大概只會鍵盤聲援,但我仍然相信這樣的價值。

Photo Credit: Voice of America

我們可以先檢視一下我們的政治體系「對成員的訴求有沒有認真回應」,答案是顯然沒有。服貿影響層面很廣(牽涉超過三分之二服務業就業人口、營業額逾十四兆),但政府辦的公聽會「事後才開」而且急就章,許多業者大聲疾呼,但是各種反對的發言無法獲得任何官方實質有意義的回應(「自己服貿自己審」網站爆紅,公聽會逐字稿戳破馬政府「負責任」謊言,非常推薦大家來看一下各行各業是如何表達他們對服貿的擔憂。)

所以,如果我們依照江宜樺老師,或說依照自由主義的判準,這次學生們衝進立法院的行為絕對具有正當性。(有正當性不等於合法性,因為像楊儒門仍然被判刑坐牢,而學生們毀損公物自然也需要負相關法律責任,怠無疑問)

再說,現在立法院的行動看起來挺和平的呀!一點都看不出暴力之處,而且議事也沒有癱瘓(請參考這一篇立法委員助理寫的真相)。

再強調一下,學生們出來抗爭,是近幾年來累積的一連串的不公不義事件的結果。

事實上,現在馬政府對服貿的各種堅持、各種不回應、持續跳針,只是加強了學生佔領公署的正當性。因為:就連「如此激烈」(佔領公署)的手段,政府都可以無視,那麼又如何期待體制內的溫和手段(例如靜坐與正常的遊行)會有效呢?如果各行各業的代表都說,只能在「事後」公聽會發言完了就坐以待斃(參考公聽會逐字稿以及精選發言),又如何說服大眾這個體制所通過的政策是具有正當性的呢?

今天服貿協議爭議就是因為缺乏法制,所以才會造成贊成與反對的雙方都各據一詞。所以,非得透過非法、可能有點兒暴力的手段佔領國會議場和行政院辦公室才能達到抗議的目的。就算我們退一步來說,有人覺得反正我又不是自由主義者,大家也不要忘了,江宜樺教授告訴大家,就算是贊成國家絕對權力的霍布斯也會說,縱使暴力手段違法,但它還是有可能是具有正當性的。

或許是我比較天真熱血,但我並沒有要鼓勵暴力,我也沒有說衝進去不用負「法律責任」,我只是覺得這就是一種價值的權衡,對我來說,對抗國家公權力以及爭取權益,價值排序遠高於「守法」。而歷史上有許多重大的權益,通常都是激烈抗爭而來的。例如,甘地在還不允許集會遊行的社會組織集會遊行,因此被捕多次 (這些行為當然都是違法);除了抵制英國產品外,「甘地還極力鼓勵人們抵制英國學校、法律機構,辭退政府工作,拒絕繳稅,拋棄英國給的稱號和榮譽。」這恐怕比衝入公署的行為還要更嚴重了,是對於所有法制法律的全面抵制。

Photo Credit:  Paul Simpson  CC B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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