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生於紅燈區的孩子們：「媽媽接客時，我們會跑到屋頂去玩遊戲」

性別政治學家Gayle Rubin企圖將女人引入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認為女人同時作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產業後備軍，又是無產階級主要的家務勞動者，成為真正雙重剝削的受害者。

奇怪地是，在印度較底層的社會階級中，妻子是擔任家庭的主要生產力者，丈夫不僅不事生產還經常伸手向她們要菸酒錢，這與印度社會父權體制至上的結構似乎有點衝突。女性主義學家Marilyn Frye曾說這種男性寄生於女性的現象，是透過女人的力量、精神、靈感與撫育讓男人得以存續，男性因為害怕被女人遺棄，所以會對寄生這種情形展現出驚慌、憤怒、歇斯底里，即可已說明為何許多家庭隨著母親的離去而分崩離析，丈夫因此一蹶不振。由此可見，索納加奇的紅燈區不再僅是觀光客尋花問柳的娛樂聲色場所，而是桎梏著上萬名性工作者家庭存亡的關鍵。

索納加奇這個號稱印度最古老、最大規模的紅燈區早已聲名遠播，吸引了許多國際NGO從二十世紀末就開始在此深耕，目的在於改善當地性工作者的生活質量，予以他們應有的尊嚴。其中的「杜爾巴行動」（Durbar Mahila Samanwaya Committee）於1995年7月成立，長遠的宗旨在於爭取性工作的合法化，希望政府能夠將性工作納入法律規範中，保障他們更多的基本權利。其次是提倡性健康以及反非法交易活動，提倡使用保險套並宣傳性病與愛滋病相關的訊息。

這個以社區為治理基礎的組織，為性工作者服務也為性工作者擁有，他們雇用當地的性工作者為計畫的宣導者，不僅加強他們自我主導的意識，也希望透過同理心去影響更多的人。該組織的性病與愛滋病防範計畫也被「聯合國愛滋防治計畫」認可為性工作者介入計畫中最可行的範例。杜爾巴行動也為性工作者及其子女的教育作全面計劃，目前該組織運行31個、覆蓋人口700名性工作者及其子女的教育中心。

除了衛生和教育計劃，還展開了打擊販賣人口的計畫方案－自我管理委員會機制（Self-Regulatory Board ）。這些委員會是未成年或被迫進入性行業女性的一道防火牆，並作為捍衛性工作者權利的仲裁員。

從2004年紀錄片《生於紅燈區》播出以來至今，十多年光陰飛逝，持續追蹤這些年的報導；儘管索納加奇紅燈區得到了不少非營利組織的幫助，但成效並不如預期的顯著。性工作的罪刑化及其工作環境，還有未依據法律行事的警察和政府，是目前印度性工作者最大的威脅。畢竟當地的小小改變，牽動的卻是整個地方社會、經濟以及政治上利益的分配問題，事情可大可小；唯一可以預期的是，政府最大的作為始終如一：以不變，應萬變。

本文獲南亞觀察授權刊登，原文請見：【影評】Movie Review生於紅燈區：加爾各答紅燈下的孩子們

責任編輯：吳象元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