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殺,通常是一種想借警察之手自殺的行為

大屠殺,通常是一種想借警察之手自殺的行為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其實要殺自己並不容易。自己獨自一人,待在房間,默默扣動扳機,是一件很悲傷的事。一種更吸引人的想法是,隨機殺人,然後警方遲早會幫你完成這件事。

唸給你聽
powered by Cyberon

文:法蘭克‧貝拉迪(Franco Bifo Berardi)

自殺並不是一種新的社會現象,但在二十一世紀的前二十年,它已經異常地在當代社會行為中占了重要的比例。不知什麼緣故,自殺越來越被認為是受壓迫者唯一有效的行動,這是唯一能確實消除焦慮、憂鬱與無力感的行動。

當代的自殺現象與涂爾幹(Emile Durkheim)在二十世紀前夕研究的現象無關,也不與十九世紀的浪漫自殺具有太多的關連。

涂爾幹談到的異常自殺(anomic suicide)是指,覺得無法適應社會框架而產生的道德困惑。在當代不穩定的社會中,異常已經成為正常。在全球化時代,自殺已經有一種新的面向,尤其是在年輕人身上。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自殺現在已經是年輕人的第二大死因,排在車禍之後,但車禍也經常是自殺的偽裝形式。另外,自殺也有一種攻擊性的意涵,通常與恐怖行動有關。

二十一世紀是以極端的自殺行為開始,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由十一名年輕的阿拉伯人犯下的大屠殺事件,這顯然是一樁恐怖行動,但也可能是一開始就是一個自我消融(self-annihilation)的行動。不管他們受到多少指導與紀律訓練,在他們執行有史以來最不可思議的恐怖行動的前一夜,這十九名年輕人想的不只是光榮的使命,也想著自己的生命與死亡。

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在法國《世界報》(Le Monde )中評論這件事時,寫著:

道德譴責與對抗恐怖主義兩者的神聖同盟,親眼目擊了全球超級強權被摧毀的超級盛大慶祝活動;更棒的是,看著它或多或少自我毀滅,甚至還以引人注目的方式自殺。雖然,透過它承擔不起的權力,(超級強權)引起了全世界的暴力行為。這使我們每個人身上,不知不覺都有恐怖分子的想像。

這就是重點:九一一的大規模自殺行動已經形成一股歪風,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已經把美國這個有史以來最強大的國家拉進一種反射動作模式,以另一種自殺形式對稱地呼應他們的自殺行動。在世貿中心大屠殺事件後的這些年,小布希、錢尼、倫斯斐的回應方式,在超過十年之後的現在看起來,似乎就像阿塔(Mohamed Atta)與他的同夥一樣的瘋狂自殺行為。

現在非常清楚的是,發生了不可思議的事:美國與西方在伊拉克與阿富汗的戰場竟然吃了敗仗。從策略觀點來看,賓拉登(Osama bin Laden)的死,根本就不重要。在聲名狼藉的電影《穆斯林的無知》(Innocence of Muslims )上映之後,造成伊斯蘭世界的動盪期間,數千名年輕的阿拉伯人大聲吶喊:「我們全部都是賓拉登。」

賓拉登想恢復哈里發(Caliphate)地位的計畫,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反動的計畫,在今天奇怪地成形了,而且是以一種畸形的概念在發展:伊拉克的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建立,以及巴格達迪(Abu Baqr al-Baghdadi)領導的地中海東部地區,正在把賓拉登精神錯亂的承諾,轉變成一種政治與軍事的現實。布希在九一一之後發動的無限反恐戰爭,已經對整個西方政治圈,尤其是美國軍方,變成令人煩惱的肉中刺。

從印尼到摩洛哥,雖然是以不同的形式呈現,但執行伊斯蘭教法的計畫已經頗具聲勢,而且對伊斯蘭主義而言,所謂的阿拉伯之春的民主運動,算是失敗的。

就如前一章提到的(註),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一九九八年的評論,美國在一九七○年代武裝「激動的」塔利班的政策,只在短期內是對的。在世界一處很難到達的山區,資助一小群恐怖團體,對西方與美國的民主而言,只是得到重大收獲而必須付出的小小代價:蘇維埃政權因此垮台,它是西方最頑強的敵人。

(註:美國武裝塔利班以對付蘇聯的主事者布熱津斯基,當他回頭為自己的決定合理化時,問了幾個自我辯護的問題:「對世界歷史來說,什麼才是最重要的?塔利班還是蘇聯解體?一群激動的穆斯林,還是解放中歐與結束冷戰?」——《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P.184)

在短期內,從二十世紀對稱秩序(symmetrical order)的觀點來看,打敗蘇聯,實在遠比扶植一小群反現代、反民主的基本教義派狂熱分子,重要太多了。

但是,歷史已經對這種短期觀點作出殘酷的判決。二十一世紀呈現出來的面貌,與冷戰設計者的想像完全不一樣。從現在的後見之明來看,布熱津斯基其實是錯的。因為,蘇聯是一個注定會緩慢衰敗與解體的遲鈍組織,阿富汗戰爭雖然對蘇維埃帝國的崩潰發揮了決定性作用,但無論如何,這個帝國就是注定會分崩離析。

一九七七年,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主席安德羅波夫(Yuri Andropov)在一封給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的信中指出,面對與西方的競爭,電腦科學缺乏進展,對蘇聯的生存是一項致命的威脅。他是對的。不需要阿富汗,蘇聯本身根本就無法在網路時代中撐下來。

當我們看到,在越來越多的穆斯林人口中(全世界唯一出生率沒有下降的族群),宗教狂熱與反西方情結越演越烈,再加上穆斯林國家中年輕世代飆高的失業率,布熱津斯基的評論實在非常短視。

隨機殺人

再說到二○一三年五月發生的無人機攻擊事件,歐巴馬確認有四人因無人機襲擊身亡,但他用強烈的口氣為這種攻擊的合法性辯護:

美國不會因為無人機襲擊事件懲罰個人,但我們反對恐怖分子對美國人造成持續而迫在眉睫的威脅,因為沒有任何政府能夠有效解決這種威脅。我們可以設定的最高標準就是:在任何攻擊發生之前,在近距離的確定範圍內,沒有人會因此喪命或受傷。

既然說到近距離的確定範圍,這就表示歐巴馬清楚承認,在外國土地上遠距進行無人機襲擊時,就無法避免平民意外傷亡。

無人機襲擊計畫開始於二○○四年小布希主政期間,但在歐巴馬總統任內,開始大幅應用。有些媒體把美國在巴基斯坦與葉門等國家執行的數百起無人機襲擊行動,稱為「無人機戰爭」。二○○四年到二○一三年初,因無人機襲擊而喪命的人,據估計在二千到三千之間;至於其中的平民比例則差異很大。可以確定的是(不是在近距離的確定範圍內),兒童與婦女的死亡人數非常多。

根據新聞調查局的資料,平民的傷亡人數在四百到八百之間,其中兒童超過一百人。這個機構也透露,自從歐巴馬上任以來,至少有五十個平民是在前去救援一開始被襲擊的人,卻遭後續的無人機襲擊而身亡;另外還有二十多個平民,是在喪禮與哀悼會上被蓄意攻擊。

二○一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星期三,在倫敦東南方的伍利奇地區,一名年輕男子以刀子與切肉刀攻擊一名英國士兵。將他殺害後,這名兇手還想將他斬首。隨後有一群群眾聚集在一起,對他大聲喝止,但這名兇手並沒有逃走,還請一個婦女幫他和受害者拍照。在ITV新聞台的影片中,他揮動染著鮮血的切肉刀,並且發表了政治宣言。

「你認為政治人物會去送死嗎?」他自問自答:「不會的,會送死的人都是普通人,像你,和你的孩子。所以,把政治人物趕走吧! 叫他們把我們的部隊撤回來吧,這樣你們所有人,才能活得安寧。」之後他又補充說:「我很抱歉,女士們今天必須目睹這一切,但在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婦女同胞也必須目睹相同的事一再發生。你們這些老百姓都不再安全了。把政府撤掉吧,他們根本不在乎你們。」

這名殺手叫阿德博拉荷(Michael Adebolajo),是一個普通的奈及利亞裔英國學生。出生於一九八四年的蘭貝斯,成長於羅姆福德,每天搭公車上學,踢足球,也有很多朋友。他的家人是虔誠的基督徒,並去當地教會。這就是無限反恐戰爭所導致的後果,年輕人在仇恨敵人的情緒中成長。但敵人是誰? 就是另一個走在街頭,身穿寫著愛國字眼的T恤的另一個年輕人。隨機殺人的人,就是在某個平常的日子,走在某條平常街道上的某個普通人。一般普通人都在等公車。你們這些普通老百姓,都不再安全了。

借警察之手自殺

海軍工廠(The Navy Yard)的歷史幾乎和美國一樣久,它在一七九九年被買下,一世紀以來,都是美國最大的造船港口。這座工廠後來不再造船,轉型成美國海軍艦隊與武器的設計維修中心。

二○一三年的九月十六日,星期一,它卻成為大屠殺與大混亂的場所

「我們還不知道所有細節,只知道有幾個人被射傷,也有幾個人被殺死了,」歐巴馬總統在星期一下午表示,「所以,我們正在面對另一場大眾槍擊事件。而今天,它是發生在國家首都的一場軍方就職典禮上。」歐巴馬把這次槍擊事件稱為「懦弱行為」,因為兇手針對的是為國家服務的軍人與平民。

「他們知道在海外服役的危險,」他說:「但今天,他們所面對的,是我們想像不到會在國內發生的暴力事件。」

幾個小時搞不清楚狀況(現場警方說,有兩或三名男子對著海軍工廠隨機掃射)之後,三十四歲的老兵艾利克西斯(Aaron Alexis)被擊斃,並被指認為是兇手之後,終於平靜下來。

艾利克西斯因為在海軍服役,得過兩次例行勳章:國防部服役獎章與反恐戰爭服務獎章。這種勳章會頒發給國家緊急時刻在國軍服役的任何人。

艾利克西斯的父親告訴警方,他兒子患有與創傷後壓力失調(post-traumaticstress disorder, PTSD)有關的憤怒管理問題,因為他在九一一事件中,曾積極參與世貿中心救援行動。在艾利克西斯的領英(LinkedIn)檔案中詳細寫著,他去安柏瑞德航空大學的出席時間,以及他在單點科技(SinglePoint Technologies)擔任網路技術人員的工作。他朋友說,他人很隨和,而且修行佛法,但他也常抱怨缺工作和缺錢,而且喜歡在皮帶上套著一把手槍。

艾利克西斯似乎受到精神疾病的折磨。他去華盛頓特區海軍工廠,對在場工人開火之前的幾個星期,他去找過警察吐苦水,他認為自己受到迫害。他告訴警方,他會聽到某些聲音,而且他擔心「⋯⋯透過我的身體傳送某些震動」,會跑出來傷害他。聽取艾利克西斯抱怨的警察,在報告中寫著,他「宣稱:有人使用『某種微波機』,透過天花板傳送震動,並滲透到他的身體,害他晚上不能睡覺。」

二○○四年,艾利克西斯又發生了一件事。他開槍射擊了在他家附近工作的一名營造工人的車子後輪。那一次他告訴警方,他忽然火氣上來,「暫時失去知覺」,但接著又說,他覺得那群工人「嘲笑」他,對他「不禮貌」。即使如此,這名年輕人竟然仍被允許隨身攜帶致命武器。

去年《衛報》(Guardian)刊登了肯納德(Matt Kennard)的一篇文章,標題為〈為什麼「反恐戰爭」會打到國內〉,他認為這名年輕人的事,不能被當成獨立事件來看,而是小布希政府在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進行反恐戰爭造成的許多後果之一。肯納德寫著:

創傷後壓力失調很普遍,而且只是美國軍方面對的許多問題之一,因為這是超過十年的戰爭與職業生涯的附帶結果。這個難題的另一個面向是,在「反恐戰爭」期間,美國軍方為了應付十年期間的人員招募問題,只好放鬆入伍標準。最直接的結果就是,超過十萬名犯過刑案的美國人,包括強暴、謀殺、攻擊等嚴重刑案等,都受惠於這個「道德豁免」(moral waiver)方案,因為軍方在招募有不光彩過去的士兵時,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據估計,美國老兵中有高達百分之三十的人,罹患創傷後壓力失調症,雖然已經增加醫療資源,但完全沒有心理疾病的相關治療。迄今為止,受精神折磨的老兵造成的最大威脅,不是針對別人,而是針對他們自己;據估計,每天有二十二名美國老兵自殺。

其中,有些人是借警察的手自殺。

什麼叫做借警察的手自殺? 其實要殺自己並不容易。自己獨自一人,待在房間,默默扣動扳機,是一件很悲傷的事。一種更吸引人的想法是,隨機殺人,然後警方遲早會幫你完成這件事。

讀著海軍工廠槍擊案艾利克西斯的故事,了解到他受到的精神折磨、妄想危機、暴力行為,以及接下來可以預期的結果,任何人都可以得到一個令人不寒而慄的理解:大屠殺,通常(雖然很清楚不是每一個人)是一種想藉別人的手自殺的行為。

書籍介紹

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時報出版

作者:法蘭克‧貝拉迪(Franco Bifo Berardi)

本書具體而微地剖析屠殺和自殺恐怖事件,從九一一事件、模仿蝙蝠俠電影「小丑」形象的戲院殺人魔、挪威布列維克殺人事件、科倫拜校園事件、趙承熙校園屠殺案,到日本與韓國的自殺潮。作者大量援引大眾文化並另闢路徑,娓娓陳述後資本金融社會的利弊得失,網際科技造就人們的符號化與再異化,虛擬與現實的混淆不清,他以哲學╱社會學的宏觀思考,直接了當地指出當代人面臨的集體困境及其成因。

在這本集四十年心智思考的著作中,貝拉迪依循德勒茲、瓜塔里的哲學結晶,提供當代民眾一條可供應對與改變的建言。原本是形而上的思想辯證,在貝拉迪細膩地旁徵博引下,翻轉成一條縱然悲觀但仍保有喜悅的行動策略。

Photo Credit:時報出版

Photo Credit:時報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鄒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