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轉型大不易:前共產主義東歐國家,如何走向右翼民粹

民主轉型大不易:前共產主義東歐國家,如何走向右翼民粹
Photo Credit: Bernadett Szabo /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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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的中東歐的極右政治和民主倒退,打破了「自由民主制和資本主義終於戰勝了威權統治」這個天真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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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作者根據在〈東歐—右翼民粹與民主倒退〉講座的發言稿修改而成,分成兩篇刊登。)

這篇文章將探討幾個東歐國家1989年後的資本主義發展軌,以及這些軌跡與民粹極右政治的關係。

說他們是東歐國家,只是相對於在他們西方,如德國、法國、瑞士、英國等較為富裕和已發展的西歐資本主義國家而言。事實上,學界更為常用的是中東歐(Central-Eastern Europe),尤其匈牙利、波蘭、捷克和斯洛伐克組成的Visegrád Group,他們一直都理解自己為「中歐」國家。

為什麼這些中東歐國家值得我們關注?因為在近幾年,這些國家的極右政黨或極右政治—具體來說,是在民間動員上訴諸民粹式的排外論述、在政治上漸漸走向威權和反自由民主—都似乎有崛起的趨勢。既令人意想不到、也令人擔憂。

這些中東歐國家曾是民主典範,他們都是前共產主義國家,在1989年之後幾年間相繼民主化,原來受蘇聯控制的共產黨政權骨牌般倒台,不少人都認為這代表了所謂的「歷史的終結」,自由民主制和資本主義終於戰勝了威權統治。

近幾年的中東歐的極右政治和民主倒退,打破了這個天真的想像。那麼,到底為什麼極右政治會在中東歐崛起,為什麼他們的民主制度會因此而備受威脅,慢慢褪色?我將會指出,這其實和這些國家的資本主義發展軌跡,有糾結的關係。

一樣轉型,三種軌跡

面對共產政權突然倒台,這些中東歐國家在90年代初都面對相同的難題︰如何完成國家的轉型。隨著共產政權崩潰的,不只原來的威權政府、蘇聯控制,還有一整套的計劃經濟體系。這些國家因此要同時處理三個問題:政府民主化、經濟市場化(經濟制度轉軌成以私有產權為主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還有國族建構(也就是如何維持國家的獨立性的問題)。

每個國家的歷史不同,轉型時的經濟制度和處境不同,就相應地有不同的轉型策略。而這些轉型策略,將直接影響到他們的民主制度面對的問題。總結這些中東歐國家的轉型經驗,我們大約可以分辨出三重不同的轉型軌跡。

1. 新自由主義轉型︰波羅的海三國

波羅的海三國立陶宛、愛莎尼亞(台譯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是最為徹底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轉型。這三個國家都是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基本上沒有自主權,經濟制度和結構都是面向俄羅斯需要的工業生產,他們甚至沒有自己的國家貨幣。相應地,他們的經濟轉型就相當「國族建構」導向,有很濃重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或譯認同政治)色彩。

首先,波羅的海三國在獨立和民主化後都經歷了整個中東歐最為徹底的去工業化,急速對西方開放市場,引進資本,轉軌成以原材料出口和低技術勞動密集工業生產(也就是血汗工廠)為主,為的就是切斷和俄羅斯的經濟聯繫,徹底將市場面向西歐。

這做成了大量的產業技術工人失業,但這些工人其實大多數都是俄羅斯裔移民,在民主化後,他們都被剝奪了公民權—在拉脫維亞和愛莎民亞,這其實是該兩國近1/3人口。失去了政治權利,自然也難以組織起來爭取社會經濟保障,他們其實就是承受了整個去工業化經濟轉型的社會成本。

波羅的海三國的另一個新自由化策略,就是香港人都很熟悉的「聯繫匯率」。因為前蘇聯統治時期沒有自己的貨幣,三國獨立之後都重新啟用自己的貨幣,貨幣也就成了國家獨立的象徵。為了盡快建立市場對貨幣的信心,三國都和他國組成了所謂的「貨幣聯盟」(monetary union),也就是像聯繫匯率一樣,由國家的外匯儲備擔保和他國貨幣的固定匯率。譬如愛莎尼亞,就和歐洲經濟強國德國當時的貨幣馬克掛勾;拉脫維亞則和美元掛勾。

貨幣聯盟其實是相當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因為簡單來說,這就等於國家不能用貨幣政策來調節宏觀經濟,譬如說調低匯價來刺激出口,也就是把國家干預市場的其中一隻手綁起來了。相應地,因為需要有大量儲備來保障匯率固定不受衝擊,也因為需要以低稅率和低工資來吸引外國資本投資重建經濟,波羅的海三國的社會保障以及勞工權益都近乎不存在。

事實上,波羅的海三國幾乎是西歐的經濟殖民地,西歐資本壟斷了銀行和金融業和控制了大部分的工業和服務業,甚至連中央銀行都是由外資控制。

2. 鑲嵌式新自由主義︰中歐四國

中歐的Visegrád Group四國(匈牙利、波蘭、捷克和斯洛伐克)走的卻是另一條路,可稱之為鑲嵌式的新自由主義(embedded neo-liberalism)。和波羅的海三國不同,這些國家雖然是前蘇聯的衛星國,但仍然主權獨立,有獨立的貨幣和經濟制度。70年代時,更是所謂的市場社會主義改革,也就是「改革開放」的急先鋒,已率先建立了一定規模的商品市場經濟、引入西歐和美國資金,工業生產貼近西歐水平,甚至已在西歐有一定市場。

因為主權相對獨立,這些國家都沒有移民帶來的身份政治問題。因此中歐四國都沒有去工業化的誘因,共產黨時代的經濟體系大都保存下來。

相應地,這些國家即使向西歐和美國資本開放市場,也沒有完全失去經濟主權;相反,外國資金多數是投資到原來的工業體系之中,本國企業和外國資金結成了所謂的發展聯盟︰即由本地工人提供比西歐工人廉價的高技術勞動力、本地企業提供商品市場銷售網絡,外來資本則提供營運資金和新技術以及資本主義企業的管理架構。

中歐四國因此沒有出現大量失業,而原來的稅收和社會保障體系都得以維持。惟一是為了配合西方資本壓低工資成本,勞工權益被大大削減,原來在共產黨時代的集體談判制度解體,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和其他國有資產的管理都逐步走向私有化。

3. 新統合主義︰斯洛文尼亞

第三種軌跡則可以由前南斯拉夫的獨立出來的斯洛文尼亞(台譯斯洛維尼亞)為代表,可稱之為「新統合主義」(neo-corporatism)轉軌。前南斯拉夫雖然也是共產黨統治,但卻是獨立於蘇聯的衛星國系統,不受蘇聯控制,在解體前已經和西歐有廣泛的經濟合作,商品生產有西歐市場。

國內則是採用有別於蘇聯式計劃經濟的企業工人民主治廠制度,工人對企業有很大的管理權。在轉軌成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後,這些工人的勞動權益基本上都保留下來,產業工會對企業的工資、合約乃至生產組織仍然很有影響力。相應地,因為工人組織力強,社會保障也遠比中歐四國和波羅的海三國好。

轉軌與極右政治

這三種經濟轉型的軌跡對這幾個國家的民粹排外政治有重要的影響。毫不意外地,波羅的海三國經濟上走新自由主義,以身份政治組織經濟分配,排外的聲音自轉型起就存在。

其中,拉脫維亞有極右政黨在國會有議席,但即使執政黨不是極右,這幾國也在行事實上的極右政治—愛莎利亞與拉脫維亞,至今都沒有給俄羅斯裔的移民完整的公民權,這些移民依然是不受社會保障的一群。直至波羅的海三國在2004年加入歐盟,受限於歐盟的平等機會條款,對俄裔移民的歧視才稍為收歛。

斯洛文尼亞基本上不受民粹排外的極右政治困擾,直至2014年,極右勢力在該國都完全不成氣候。這在中東歐國家之中是相當獨特的例子。原因有很多。除了本國沒有身份政治,民族人口相對單一外,統合主義的政治制度亦有效地制度性整合工人階級的利益,社會保障充份,也令排外議題排不上政治議程,基層人民都習慣以工人身份參與政治。

但東歐之所以令人憂慮,其實是中歐四國,竟然意外地是極右政治的重災區。以匈牙利為例,匈牙利的民粹排外政黨Fidesz連續兩次大選以2/3大多數議席執政,第三大黨Jobbik則是打正旗號的極右政黨,廣受年青人甚至工人支持。

波蘭近年亦都逐漸右轉,在即將舉行的大選中,民粹排外政黨PiS預計將會大勝,這個政黨曾在高層揚言執政之後「所有自由主義者都應該判叛國罪!」而該國的極端民族主義者—也就是極右份子—都快速冒起,尤其在年青人中大受支持。

我們一般會以為資本主義市場化得愈淺,社會保障和勞工權益愈充份,極右崛起和民主倒退的威脅就愈少。但匈牙利和波蘭的例子說明了,歷史發展的邏輯其實要更複雜一點。

下篇︰〈從匈牙利轉向極右,看左翼政治的困局與限制〉

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原文見左翼廿一

責任編輯︰鄭家榆
核稿編輯︰楊士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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