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倫敦面具遊行」的朝聖之旅中,我看見破碎的極左派與無政府主義世界

在「倫敦面具遊行」的朝聖之旅中,我看見破碎的極左派與無政府主義世界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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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西敏寺地鐵站就是國會大廈,做為〈V怪客〉場景之一,那大概是面具遊行除了特拉法加廣場之外最知名的集合點,在月光與路燈照耀下已經聚滿了戴面具的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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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11月5日,我下課後就坐上前往倫敦的巴士,展開一趟期待已久的朝聖之旅。

那天是英國的火藥節。西元1605年,蓋伊福克斯(Guy Fawkes)等天主教徒在國會大廈地下室裝設炸藥、企圖炸死英王詹姆士一世與新教議員的陰謀遭到識破。據說蓋伊福克斯被捕後遭到絞刑、開腸剖肚、分屍然後懸於城門示眾;但也有一說是他跳下絞刑臺,摔斷脖子自殺身亡。在那之後的每個11月5日,英國人便以施放煙火、焚燒蓋伊福克斯稻草人等方式,慶祝這場陰謀的失敗。

但時至今日,地球上多數人對這個歷史事件的理解,大概是它自電影〈V怪客〉以降經過再製的意義。戴著蓋伊福克斯面具的主角號召人民在火藥節起義反抗法西斯極權政府,在匿名者(Anonymous)等組織、佔領華爾街等運動的推波助瀾之下,這個節日的符碼更從反極權演化為更純粹的革命精神本身。

於是在電影推出之後的每一年,11月5日成了世界各大城市串聯發動百萬面具遊行(Million Mask March的日子。走出西敏寺地鐵站就是國會大廈,做為〈V怪客〉場景之一,那大概是面具遊行除了特拉法加廣場之外最知名的集合點,在月光與路燈照耀下已經聚滿了戴面具的民眾。

他們帶著各自的訴求前來宣講,有的反撙節、反資本主義、反對反恐政策、聲援巴勒斯坦,當然也有更多只是來喝酒看戲的憤青。眾人都對現今的秩序感到不滿,認為這世界需要一場革命,但又似乎提不出確定的解法。

說來諷刺,如今被一群激進份子所憑弔的蓋伊福克斯,是個手段極端但立場極為保守反動的宗教狂熱者,很難想像他若地下有知,會認同在場任何人的訴求。

當時我走在街上有股奇妙的感覺。活動既沒主題亦沒人指揮,和典型的社運相比充滿隨興的氣氛。我沒看到對抗爭行動無役不與的任何常客團體;譬如,我所屬的托派組織總會在每週支部會議宣佈未來的社運資訊,並動員同志參加,這天的活動卻隻字未提。

Photo Credit: Marcin Cajzer @ Flickr CC BY SA 2.0

事實上,現場完全沒有政黨或社運團體的旗幟,所有人都是「散戶」。原來,參與這場活動的人不只是激進份子,還是一種非常特定的激進份子-無政府主義者。無政府主義很難在政治光譜上定位,除了左右翼有「激進/保守」、「大政府/小政府」、「集體/個人」等不同分法之外,無政府主義本身的派別林立也是一大原因。

在國家這部剝削宰制的機器隨階級、性別、種族等壓迫關係的終結而終結後,有的派別期待個人獲得無限自由,這是很右翼的理想。但在佔屋運動(squatting)、佔領華爾街與面具遊行等事件中更常見的左翼派別,卻是期待著國家終結後,公共決策與資源配置回歸社會集體渾然天成的生命力,這反而跟馬克思預言的共產社會很像(沒錯,馬克思主義的終極目標也是無政府,別再以大政府/小政府區分左右翼了)。

整場遊行全被無政府主義壟斷的情況令我備感新鮮。畢竟在臺灣,V怪客的象徵在社運界有極為廣泛的應用,例如「激進」商標、割闌尾行動,以及太陽花期間立法院的裝置藝術等等,不會連結到特定意識形態。但在這種共享的美學品味背後,更重要的是在臺灣,反對現有體制的異議者們分享著一套對進步價值體系的寬鬆共識,像是勞工、性別與環保等團體,多少會聲援彼此的議題。

在英國,各路思潮卻有著壁壘分明的關係,以致於它們連不要互相批判都未必做得到。而政治光譜愈極端的段落就愈破碎;好比極左派就被瓜分成一堆馬克思主義小黨與一群無黨派的無政府主義者,他們對共產社會有著相近的願望,卻彼此視如寇讎。

我曾根據自己在托派組織的觀察,寫過關於托派批評史達林主義的文章,那麼馬克思主義各派與無政府主義的論戰,應該可算是極左派政治生態的另一半篇章。「每次看到那些無政府主義者的V怪客面具,我就想捏著那鼻子把面具拔起來,再放手讓面具彈回去打在對方臉上。」看著一個個面具人如鬼魅般遊蕩,讓我想起支部的幹部有次這麼說。

他批評無政府主義者沒有以組織動員、宣傳教育等方式昇華鬥爭層次,只是把群眾反叛的精力浪費在一堆零散、自發的行動中。我想他的說法大抵代表了我黨對無政府主義的立場,其他更重視革命紀律的極左派也可能提出類似的批評。

Photo Credit: Marcin Cajzer @ Flickr CC BY SA 2.0

馬克思主義者亦可能引馬克思〈哲學的貧困〉批判普魯東誤解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或是引列寧〈國家與革命〉批判無政府主義想冒然廢除國家又提不出過渡方案。無政府主義者會如何回應呢?這大概不必再往哪個知名思想家的哪部作品上考察了,畢竟無政府主義並沒有如此崇拜典籍的風氣。

馬克思主義尚有群飽讀經典的核心份子,試圖透過黨組織將思想推廣給純粹受切格瓦拉頭像或平等口號吸引的週邊群眾;而在無政府主義陣營,受V怪客精神感召的青年遠多於普魯東或巴枯寧的信徒,他們的政治知識大多是出於自行探索與獨立思考。

於是,無政府主義從學理角度可以怎麼反駁馬克思主義、怎麼引經據典指控後者的極權傾向,這對雙方現實中的矛盾反而是個次要的解釋,還比不上一些較為樸素的理解所發揮的影響力—在場多數青年也許不在乎那些辯論,他們之所以今晚戴面具上街而不選擇加入共產黨,只是直覺感到馬克思是陳腐的冷戰遺產,跟資本主義一樣是舊世界必須推翻的部份而已。

至今我仍認為雙方理論上的矛盾並沒有那麼深刻,不但同樣心繫共產社會,不同的路線在打倒資本主義的任務前面也未嘗沒有調解的餘地;但我也愈漸體認到這不只是互相誤會的問題。在英國這個現代化歷史悠久的國家,左翼思潮早已分化出(包括修辭、美學、史觀等元素的)整套抗爭文化的隔閡;以致各方的格調已經不合在先,理念再有交集也難有團結的希望。

然而,即便最後有哪種思潮成功推翻了舊世界,這些論戰想必也會以某種形式留下遺緒:正如我黨一邊批評史達林主義太獨裁、一邊批評無政府主義太鬆散那樣,其他立場也自有一套拿捏路線的標準。

到頭來,在有效組織又兼顧民主、有集體紀律又不失個人自由這些價值之間,究竟如何取捨才合適?誰在歷史潮流中勝出,都必須從對手的墓塚裡挖出諸此論戰,然後在實踐中繼續檢驗自己對這些問題的判斷。

當下我對這些啟示並沒有太多體會,只是隱約感到自己在遊行中有些格格不入。搭上深夜的巴士離開倫敦前,我聽說特拉法加廣場那邊爆發了極為嚴重的警民衝突,網路上流傳著民眾拿交通錐和鐵柵攻擊警察的影片。

這種與一般社運的秩序感、儀式感構成的反差,才令我開始省思左翼團結的可能。而當巴士繞行市區準備駛上高速公路時,我的思緒一直被打斷,因為整個倫敦的警力似乎都被調度起來,滿街都是警笛的喧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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