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艘船從漁港出發,都像是一個個小小的台灣 —《海上情書》帶你看討海人的生命歷程

每一艘船從漁港出發,都像是一個個小小的台灣 —《海上情書》帶你看討海人的生命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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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珍弟、柯能源導演的紀錄片《海上情書》追蹤了三艘從台灣高雄前鎮漁港出發的圍網漁船,以及經驗豐富的台籍漁撈長,看他們如何遠渡重洋,到赤道海面上追逐鮪魚浮水,而每一次的下網、繞圈、收網,都有著獨特而生氣蓬勃的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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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曾芷筠 ;圖 / 牽猴子整合行銷提供

海洋與陸地之間的距離很近,也很遠。隔著港口,一艘艘重達兩千噸的遠洋漁船,一出去,就是兩年。等待一次滿載靠岸,要一個月以上的時間。在父親、丈夫、單身男子辛勤工作的船上,妻子家人對他們的工作環境感到陌生,「一出海,全世界就把他們忘了,他們也忘了全世界。」只有靠了岸,踏上陸地,才有辦法打電話,與家人視訊聊天。

郭珍弟、柯能源導演的紀錄片《海上情書》追蹤了三艘從台灣高雄前鎮漁港出發的圍網漁船,以及經驗豐富的台籍漁撈長,看他們如何遠渡重洋,到赤道海面上追逐鮪魚浮水,而每一次的下網、繞圈、收網,都有著獨特而生氣蓬勃的節奏。

導演以家人間的離別思念切入,使觀眾容易親近同理,而海上的穩定作息、與世隔絕的環境,則讓討海生活近似於修行。

影片也揭露了中國移工的處境與心聲,之所以沒有辦法觸及越南、印尼等其他外籍船員,主要是礙於語言翻譯限制,有些可惜。也因為影片著重台籍漁撈長與漁業文化,最終化為文字,是替家人、愛人寫給討海人的情書,也是獻給廣大勞動階級的贊歌。以下是導演郭珍弟、柯能源的訪談紀要。

為何想拍攝遠洋漁船?

郭:柯能源導演本身是高雄人,高雄港的海防線印象中是在2000年左右打開的。打開後,我們常在港邊沿著地形閒逛,發現很多人是仰賴海港討生活的。

遠洋漁業不只船上那40幾個人,包括輪機組、冷凍組、結構組、船的維護都需要很多人,例如為了不要刮傷魚身,甲板必須時時磨得很細緻;東港光一個製網場就有兩、三百人,從老到小不同年齡層性別都有,可見周邊產業有多大。

南部人常說:「書唸不好就去討海。」高雄的漁業連結了很多人,跟我們息息相關。

後來,因緣際會下認識了幾位漁撈長(fish master),才發現台灣的漁撈長非常會抓魚。他們從十多歲,書沒念完就上船、出海捕魚,深知魚的習性,幾十年來的船都坐過,從還沒有機械動力的船種就開始做起。

在六分儀的時代,他們用觀測星星來定位方向,那時候他們就在海上,冬天捕秋刀魚,夏天捕魷魚,半年往南跑,半年往北跑。中西太平洋上的台灣遠洋船大約有一千六百多艘,你可以想像討海人口非常龐大,支持了很多家庭,但其實很少人知道他們工作的情形,連他們的家人都不太知道海上的辛苦。

我2009年開始做田野調查,2010年開始拍攝,這個船公司(慶峯水產公司)比較不忌諱女性上船,也有一些船員的太太會跟著上船,住半到八個月,希望能夠懷孕,如果懷了孕就會下船。

最近台灣被歐盟舉了黃牌,是怎樣的作業方式會被視為違法、不環保?一方面大家對台灣遠洋漁船作業不了解,他們也希望被看到。

事實上,這些大型遠洋漁船都必須照著規矩來,漁獲量必須電子通報,導航系統必須時時打開,如果關掉,偷偷捕撈,是冒著生命危險,船翻了都沒人知道。如果是違法的延繩釣漁船,半年不進港,只在海上交易,那對船員來說是很巨大的身心壓力。

我拍攝的圍網船是很大的船,約一、兩個月進港一次,你都可以從中感受到他們的心中的孤寂、對家人的思念。

圖:郭珍弟導演與漁撈長志伯。Photo Credit: 牽猴子整合行銷提供

冒死賺非法的錢背後有很多人性因素,在食物鏈環環相扣的世界裡,討海人是最靠近食物的一環,在探討經濟政治面的問題時,我想也可以從人性、情感心理的角度切入。

2010年我帶兩個攝影師、一個錄音師上船拍攝,上去後才開始了解作業狀況。柯能源導演帶著一個攝影師雙機作業。我拍了比較多家眷的鏡頭,拍完有五百個小時的素材,每看一次就花兩個月,又剪了一年半,那種海天景色、人的質樸很難割捨。

第一趟上船時,我很清楚設定要拍攝台籍幹部和工作狀況。拍攝工作撒網時,攝影師是冒著生命危險在拍,因為直昇機沒有門。直昇機飛一趟需要另外付費,漁撈長為了讓我們多飛幾次,也自掏腰包贊助我們。

後來我理解到,每個人在船上有各自的角色,很多台籍幹部14歲就上船,人生是沒有其他選項的,愈來愈熟悉海上的生活與技能後,要回去陸地上工作很困難,等到回頭看時,大半人生都在海上,陸地與海洋、現實與虛幻的界線變得很模糊。

相較之下,許多陸籍船工可能還有其他選擇,還在猶豫掙扎階段,或許三年合約結束後會選擇回老家種地,甚至回到礦區工作。他們有些人是因為原本工作的礦坑坍塌了,覺得在海上工作可能比礦坑安全,才選擇出來討海。我們覺得也應該記錄他們的心情,因此第二趟由柯導針對這部份拍攝。

身為女性在船上拍攝會有不方便嗎?

郭:有些船公司忌諱女性上船,一方面是刻板印象,一方面也是商業機密或管理問題。我聽說過有位女性觀察員,中西太平洋組織一直都會派人到船上做觀察報告,詳細記錄捕撈狀況,主要是為了環保因素,每三個月輪調一次。

之所以輪調,是為了避免賄賂、包庇之類的問題,這位女性觀察員在船上成為大家的好朋友,在南太平洋近似母系社會裡,她可能也成為某些人的女友。所以他們不希望年輕女性在船上待太久,情感也是複雜的變數。

我們比較是跟台籍幹部在一起,他們像我的父執輩,但也因為身為女性,不方便進去宿舍採訪,因此柯能源導演第二次上船拍攝才針對外籍、陸籍的移工。

船上就像個小聯合國,有印尼、越南、菲律賓的船員,馬來西亞人比較少。有些漁撈長很喜歡越南人,因為他們比較熟悉水性。但也有人說越南人個性內向,平常不說話,爆發時就很可怕。中國籍的也會平均用各省,避免形成小群體,這比較是管理問題。

江蘇、浙江、福建因為較有錢,已經愈來愈少,反而四川、東北的很多。他們有些人不會游泳,也可以很大膽地開船。他們聽不懂漁撈長的台灣腔普通話,但他們有自己的溝通方式,只要罵得很大聲,就知道自己做錯了。

志伯的「豐祥779」主要捕撈黃鰭鮪魚、正鰹鮪魚,用來做罐頭,他們「追浮水」(指在海面上跑的大魚,會產生白花花的海浪)時,大魚速度很快,一小時70海浬,小魚是跟不上的,而船的行駛速度只有13海浬,因此只有在魚群停下來吃東西時才有辦法捕撈,需要很有經驗的漁撈長。

另外一種捕撈方式叫「下流木」,把破網、腐爛樹枝綁上浮標丟進海裡,過幾個禮拜便長出浮游生物,吸引小魚來吃,大魚就會過來吃小魚。有時遇到別人的浮標,如果是不認識的,也會直接下網,但如果是認識的船就不行,他們會互相打電話詢問。

這種方式類似設陷阱,凌晨三點先放水燈,清晨四點到七點時下網。這種技巧沒有追浮水複雜,因此很多年輕的漁撈長喜歡做,但基於保育理由,一年中有幾個月的時間不能下流木。

電影呈現遠洋漁船作業的特殊性,但也從家庭關係、情感需求等面向拉近與觀眾的距離,或許與您身為女性導演的細膩手法有關?在剪接上您如何考量?

郭:他們都說,嫁討海人要有做單親媽媽的準備,但與家人相聚時間短、單身不能靠岸的寂寞,我想對於現在的過勞社會來說,是很容易理解的。剪接時我必須找個切入點,因此如果想像成自己的人生,會覺得每個人好像都是一條船。

第一位剪接師許惟堯整理了很多工作時的影像,動作的節奏剪得很漂亮;第二位剪接師鄭澤文很擅長人的對話與日常生活中的閒聊;最後剪到剩四個小時,才請陳博文做最後的整理,把人從歡樂的短暫相聚到分離後的孤獨,那些段落層次和氣氛結構堆疊得更清楚,從歡鬧的工作場面漸漸進入人的內心世界。

如何與被攝者建立關係?

郭:台灣老一輩的歐吉桑低調、不善言語,因此一開始在船上訪問時覺得有些困難,似乎他們不太想流露內心世界,而比較願意展現專業工作表現和領導者的堅強形象。

我想,最後片子的結果他們是滿意的,因為專業、負責、顧家的形象都有了。他們工作時,我們開機,閒聊時也一邊拍攝,經過四、五十天的拍攝,他們也慢慢習慣攝影機的存在。

對我來說,這些歐吉桑有很多內心感受,只是不曾好好整理、對別人訴說。因此同樣的問題,問第二次時他們會整理得更完整,是透過這樣的過程整理他們內心的感受。

比如我問福伯:「到底是什麼樣的海上生活讓你覺得人生很值得?」他回答:「看到鯨魚張嘴時。」對他來說,那是個自然界的奇觀,讓他感受到世界的奧妙。我也問他退休了要幹嘛?他說要帶著太太坐郵輪環遊世界,他很熱愛海上生活,覺得海就是家。

我也問志伯:「什麼時候讓你覺得辛勞是值得的?」他也有他的幽默:工作閒暇之餘他會坐直昇機去看火山、小島上五顏六色的海鳥、結交很多黑人朋友。他認為自己跟這些黑人很接近,都享受大自然。他像個小博物學家,喜歡觀察、描述動物,例如他會說「魚有兩個腦」。他也說,不斷觀察大自然奇觀、動物,這些樂趣讓他不覺得捕魚那麼辛苦,他認為捕魚是很苦的,又離陸地那麼遠,但這些奇觀像是探險,可以彌補他的辛勞。

拍完志伯、福伯後,他們告訴我,可以到辰哥的「豐祥696」去拍攝,據說管理狀況又很不一樣。辰哥比較年輕,他跟船員在福伯船上一起受訓、成長,有革命情感,像是兄弟。

我三艘船都有拍,柯導只在辰哥的船上拍攝。辰哥家三代都是討海人,以前在海上,是要看北極星定位的,所以他一出生就取名「恆辰」。

在海上,大家知道天之高、海之深,大自然中有很多東西是人不能掌控的,所以他們也會特別相信神明,相信冥冥中有一股力量,人會比較謙卑,也比較懂得互相扶持,同在一條船上的人會一起去面對未知海面。

拍攝過程有遇過比較危險或政治敏感的事情嗎?

郭:海盜船比較不在這個海域,而且遠洋漁船太高,海盜很難上去。據說,韓國的船很有攻擊性,比較強勢,會切進來搶魚。福伯曾經遇過,他非常生氣,因為切進來後離魚太近,會把魚嚇跑,也抓不到,等於是兩敗俱傷。福伯追了那船一天一夜,還用沖天炮警告對方,最後是韓國的船公司打電話給台灣船公司道歉才解決。

現在公海不能捕魚,只能在私海購買漁權,過去是跟小島或宗主國買,但現在美國把許多地方的漁權買下,變成必須向美國買,美國把圍網船賣給別人,自己做罐頭工廠;發現罐頭工廠利潤不夠,又買漁權來賣,一直往食物鏈的上層走。

遠洋漁船的航行路徑是沿著赤道無風帶,他們說,以前氣候比較規律時,他們會從馬紹爾群島,一路抓到過年時,差不多到了巴布紐亞幾內亞、所羅門那一帶。

但現在氣候沒那麼規律,海水的溫度也在變化,變成需要到處跑。魚要浮起來有一定的溫度,太高或太低都不會浮起來。漁撈長會認為現在的魚變得不好抓,但不只是氣候問題,也是因為其他國家的圍網船數量增加。在生態上,魚究竟變多還是變少?每位漁撈長可能有不同觀察和看法,自成一套理論,但普遍情況是魚群出現變得比較沒有規律。

拍攝過程應該發生很多有趣的事情?

郭:趣事很多,比如志伯的船就曾經被《關島日報》報導為「海上動物園」,他真的很喜歡養動物,也反映了他是船上的管理者,為了維持權威必須跟其他船員保持距離,但內心是孤獨的。

他的太太過世較早,他會把雞養在浴室,還養過蟒蛇、鳥、山羊、白兔、豬,他很自豪他養的寵物都會吃生魚片。他目前養了一隻狗,他養的上一隻狗是在海上長大的,據說帶回恆春後,常常在二樓眺望窗外,大概也是一種海上養成的習慣。

志伯還曾經為了山羊,從此不再用直昇機。因為山羊進出駕駛艙時,會在直昇機駕駛員的房門口大小便,駕駛員壞恨在心,趁夜裡四下無人時把山羊推進海中。志伯很傷心,也因此不再用直昇機。志伯講了很多關於動物、食物的故事,他很勇於嘗試各地的奇風異俗,可惜最後忍痛割捨。

我帶攝影師去馬紹爾拍攝時,有家酒店裡的媽媽桑,跟很多人都是好朋友,會像家人一樣做菜招待船員。一開始她很歡迎拍攝,但有些人會緊張,以為我們是徵信社,他們不想讓太太心中有疙瘩,所以後來我們沒有拍攝。

電影中出現的字卡,像是太太寫給船員的家書,這是您寫的嗎?

郭:這些文字是我寫的,畢竟漁撈長不善言語,所以我模擬太太守候的心情,把內心情感寫出來。捕魚的作業方式很少人知道,把這些專業技術轉化成抒情、軟性的文字,交代了一些訊息。

大海真的是很美麗,而且面貌多變,討海人的人際關係、生活都很單純,每天就是工作、下網、娛樂、看別人下網,每天面對大海,船就像是修道院,大海讓他們活在很單純的心情裡,大海的美景或許可以讓觀眾感受到不同經驗。

李欣芸的音樂也讓電影呈現很美麗的節奏,配樂上是怎麼考量的?

郭:我們用了鋼琴和吉他兩種樂器,鋼琴的聲音本身有一種視角的高度,像在俯瞰或總結,而吉他是很貼近人的,像是勞動者心裡發出來的聲音或吐出來的煙、嘆的一口氣。所以,我們選了這兩種樂器,既有很貼近的情感,也有從高空往下看芸芸眾生的感覺。

柯能源導演您拍攝船上的年輕船員,對他們的勞動與生命狀態的觀察是什麼?

柯能源:辰哥的船上有30幾位中國籍船員,除了語言無法溝通的外籍漁工,30幾位陸籍的船員我都訪問了。我們那趟去了五十多天,就表示五十多天才滿載,如果還沒滿載,最長七十天也必須要靠岸。

如果要說勞動條件,漁撈長是船上唯一沒有領固定薪水的人,但如果抓到魚,就可以分紅,數量很可觀。他們有一筆安家費,分紅方式依照資歷、經驗又不同,志伯、福伯的經驗值真的是台灣數一數二的。

漁撈長有時會自己插股,或在其他圍網船上插股,台灣的圍網船有七、八十艘,包括掛外國籍的船(指委託管理)。出海捕魚的成本很高,壓力也很大。我覺得最辛苦的是捕不到魚的壓力,他們都想快點滿載,才能靠岸並卸貨轉載。

整艘船上有三個台灣人、七個東南亞的外籍、三十多個中國籍,輪機長、大副等中國籍幹部對鏡頭會比較有防衛心。影片中移工談到自己的薪水、居住、食物條件,我都沒有遮掩或迴避,其實他們沒有大家想像中辛苦。船上狀況是這樣,但不代表其他船上的移工也是。船上的生活是晚上七、八點睡覺,凌晨四點起床。我們跟著船員吃凍菜、孵豆芽,或是用正鰹做生魚片。

台灣四周環海,有那麼多漁港,漁業又是很重要的產業,每一艘船從漁港出發,其實都像是一個個小小的台灣。這次有機會做遠洋漁業討海人生命歷程,希望可以讓大家看到他們的故事。

本文獲授權轉載,文章來源:放映週報

責任編輯:鄭少凡
核稿編輯:楊士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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