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真有準備讓受刑人回歸社會嗎?獄卒畫家筆下的真實監獄風景(上)

我們真有準備讓受刑人回歸社會嗎?獄卒畫家筆下的真實監獄風景(上)
圖為資料照片。Photo Credit: Corbis/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台灣目前的監獄管理制度依然沿用著白色恐怖時期,以思想禁錮、半軍事化及「恐懼管理」的方式。無論是獄卒對受刑人,還是長官對獄卒,都是以高壓方式讓人臣服。而長官利用絕對權力在監獄呼風喚雨,更與整個社會默許應報主義不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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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鄧婉晴
訪談:楊潔、鄧婉晴

林文蔚(自1999年開始在台灣從事獄卒工作,至今已16年。2010年前開始在監獄一天一塗鴉,引起迴響。之後出版《獄卒不畫會死》一書,並多次舉辦巡迴聯展或獨展、講座分享,冀望透過經驗與人的生命故事,反思監獄制度與刑罰文化。)

在2015年6月11與12日一連兩天的「亞洲死刑大會」上,會場外擺放了形形色色的年度報告書及國際特赦組織架設的仿真監獄,以視覺裝置及海報解說來反思牢刑與懲罰制度。一旁的四面廣告牌上,掛著多幅大小不一的畫作,走近一看,都是監獄裡的故事。英文解說中有的是詩,有的像自白,有的則像旁觀者在側述。

這個旁觀者,是在台灣宜蘭監獄當了16年獄卒的林文蔚。訪談當天,他也是靜靜地站在展示區一旁的高腳圓桌前,細細說著他的體悟,桌上擺著《獄卒不畫會死》新書以及畫作的明信片。

從事獄卒,也因走投無路

監獄這個地方對一般人來說,裡頭不是牛鬼蛇神,就是製造麻煩或罪有應得的人。在監獄上班這個想法,恐怕也沒有多少人會有。問起最初為何會入行,林文蔚說他也是因為「走投無路」,「就像監獄裡很多人其實也是走投無路才去幹那一票一樣」。

那時找不到穩定的工作,從事監獄管理員工作的表哥鼓勵他去考試,結果很幸運地一次就考上了。因為獄卒也是公務員,收入穩定,退休後有退休金,很多人都是衝著這些福利才去考試,對監獄的工作性質甚至不了解。也有部分把它當成踏板,有了穩定的工資再等時機換別的工作。

因為對新工作環境不習慣,開始上班後第一次放假回家,林文蔚就跟媽媽說,最多只做兩年。「犯人太難管了,而且環境差,長官差,會刁難。」但連他自己也沒想到的是,獄卒這份差事,一做就做了16年。

「看到自己的社會責任那一晚,我失眠了」

「其實一直到十年前,每天上班都還是心不甘情不願,壓力很大。面對囚犯,都是帶著對抗的心態和想法,耗損頗大。」畢竟當初找上這份差事也只為了三餐溫飽。但是後來當他開始跟受刑人有交流,聽過很多故事之後,才真正看到監獄裡活生生的「人」。

他分享了幾個故事,第一個是殺人犯的。「殺人犯在一般人印象中都是非常兇殘的,可是我接觸的那位卻是個非常溫和的人。他在服刑十多年後獲得假釋。我有一次遇見他,問他過得怎樣,他說還可以。我就問他出去後最難適應的是什麼,他說:『老實說,我覺得我還沒有放過我自己。』我當時很感慨,一個人都已經出去了,可是他的心還是被關著,這樣是很痛苦的。」

第二個例子,是受刑人被關了六年後出獄,如今已是位成功的企業家。但有次文蔚再度遇到他,問起他過得怎樣,他告訴文蔚,每天晚上太太即使在旁邊,即便彼此很相愛,他也沒辦法抱著太太睡覺。那是因為他每晚都必須要想像自己仍躺在當年監獄裡,那張又短又窄的床上,將身體蜷縮起來才有辦法入睡。

這些說著雲淡風輕卻很厚重的故事,都令文蔚逐漸反思,現有的監獄制度究竟是為了什麼。「制度一開始的設計就是為了要改變人,可是這個制度到底改變了什麼?如果當制度漸漸穩定,到最後反而因為大家都只服從制度,讓制度最後成了一個殘害人民的工具或主體,那麼它對人真的是好的嗎?」

「六年前當我看到自己社會責任的那一晚,我失眠了。」所謂的社會責任,是重新檢視自己的位置,如何在受刑人與社會之間扮演積極的角色。

Photo Credit: 林文蔚

林文蔚為這幅2014年作的畫取名為〈農忙〉,描述在牆裡牆外一樣勞作曬太陽的農雜役,雖然看見同一片天空,但身體卻不自由。Photo Credit: 林文蔚

「既然進來了,我就陪他們走一段」

有個被判了無期徒刑的青​​年,入獄之後每週都要打一兩次架。他有次跟文蔚說起自己有睡眠困擾,並提到非常後悔和責怪哥哥,因為當年是哥哥慫恿他犯罪偷竊,還姦殺女主人,放火燒房子。但他口中不能原諒的哥哥已經被槍決了。

後來文蔚去看他的報告,發現哥哥在他們被逮捕後就立刻認罪,而且承認自己是主謀,弟弟則打死不認。當文蔚再次聽他抱怨起哥哥時,就告訴他:「其實你的哥哥非常愛你,第一時間認罪是在保護你;你的失眠也許是因為感到虧欠,以及欠他一句謝謝。」青年聽了之後沉默良久,過了約半個月就不再打架了。後來他見到文蔚,甚至主動告訴他,其實當年是他找哥哥去犯案,房子也是他燒的。

很多監獄裡的同事都認為,這些被關進來的人都是無法教化的。但通過真正的交流,文蔚卻一再肯定,受刑人是可以改變的,特別是當他們開始去面對罪責的時候。

「監獄基本上就是一個殺戮戰場,每個人都要武裝保護自己,收容人也不例外啊!他即使在社團裡是龍蛇虎頭都好,但在監獄裡,他跟家人和朋友的關係是疏離的。他如果真的信任你,是會掏心掏肺的。我覺得改變的契機就在那裡。

「所以我不會去批判他們到底做過什麼事情,或應該被怎樣。我覺得我的角色是─既然他們都進來了,我就陪他們走一段。無論他們的終點在哪裡,要往哪裡去。至於他們能不能改變,真的要看他們自己。」

如果在工作上還去批判他們已經被判的罪行和過錯,他覺得根本沒辦法幫助任何人。

Photo Credit: 林文蔚

雖然與受刑人不同位置,但文蔚的換位思考及敏銳的觀察力,讓他看見制度不堪的一面,並以銳利的筆鋒和文字呈現。此畫名為〈看屁眼〉。圖文說明見右側連結。Photo Credit: 林文蔚

制度原本是為了改變人,但它做了什麼?

他甚至把監獄工作形容為一項服務業。這個服務業當然與一般的服務業不同——雖然台灣的監獄的確是有個按鈕讓受刑人隨時呼叫獄卒。所謂的服務業,是在不強制他們服從於權威的情況下,真正幫助和改變受刑人。

「我覺得,我們和受刑人之間的關係,應該是某種程度的合作和共進,而不是對抗。」

只可惜,在監獄中抱持這種認知的,林文蔚肯定是少數。即便是與受刑人聊天,長官也會指責——雖然他們也時常要求獄卒多關心收容人,以防任何事故發生。長官對下屬基本上只有指示,沒有信任。

文蔚認為,台灣目前的監獄管理制度依然沿用著白色恐怖時期,以思想禁錮、半軍事化及「恐懼管理」(management of fear)的方式。無論是獄卒對受刑人,還是長官對獄卒,都是以高壓的方式來讓人臣服。在獄中要唱軍歌、受刑人的書信必須審查內容,就像當年對待政治犯一樣。

這樣的規定在其他地區若非早已滅絕,就是近乎荒謬。「香港受刑人的出境檢查就是摸摸看有沒有夾帶違禁品而已,不看內容。但是台灣必須看內容,而且是一字一句看,看完還要在書信表寫上「READ」的字眼。如果他今天寫了監獄裡不好的事,或是他看見的事實,就不被允許寄出。」

聽說在更久以前,長官會拿著電擊棒來「歡迎」受刑人,以下馬威的方式讓他們因畏懼而任由擺佈。「這樣的確是很好管,可是這個人承受的精神壓力,會對他的內在造成什麼影響?」

長官利用絕對權力在監獄呼風喚雨,與整個社會默許應報主義不無關係。

Photo Credit: 林文蔚

林文蔚畫筆下的獨囚室。囚犯長期被單獨囚禁,會對內心造成什麼影響?對回歸社會又有何積極意義?Photo Credit: 林文蔚

我們有準備讓他們回歸社會嗎?

監獄如果是為了改變人,就應該提供讓受刑人往後出來再次面對社會、並被社會接納的準備。但現實是,監獄彷彿成了萬惡者的終極地,進去的人為何而進,出來之後如何重生,都不是最重要的問題,沒有多少人關心。諷刺的是,台灣的《監獄行刑法》第一條即闡明:徒刑、拘役之執行,以使受刑人改悔向上,適於社會生活為目的。但實際上,無論是監獄還是社會,都沒有接納受刑人歸附社會的準備。

「罪刑甚重的受刑人,我們都假設他會老死在監獄裡。可是如果有一天他們真的假釋了,也許又會有人死在他們手上。因為十幾二十年來,他們都是單獨一人被關在小小的囚房裡,內在肯定是扭曲的。但我們的制度做了什麼?就只是把他關了,很簡單。社會責任在哪裡?他有一天是要回家的,他回去之後怎麼辦?」

還有一種案例是,1991年文蔚跟一個監獄裡很有名的殺人犯交手,對方誓言要把他的頭扭斷。面對這樣失去理智的判斷,文蔚想的反而是:受刑人當初就是有精神問題才會去犯案,他不會覺得自己有病、犯下的罪行有多嚴重;可是監獄本身卻沒有主動的醫療機制,去提供改變或醫療的契機。這樣的環境又要如何去改變這樣的人?

本文獲街報StreetVoice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闕士淵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