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安保學運與台灣太陽花，原來有著這些社會共通性

文：田畠真弓 [1]（東華大學社會學系）

前言

1950年代到1960年代末期，日本的學生運動以反對與美國政府間的安保條約為主要訴求蓬勃發展。但之後左翼激進派學運團體的抬頭，他們的運動目標轉移到反對美國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革命的達成，開始往組織封閉性與激進暴力革命的方向走，以減弱群眾動員的力量。將近45年，學生運動似乎無法扮演推動日本社會改革的角色，已失去它的影響力。

但到了今年，反新安保鬥爭激起很大爭論，日本學運有風雲再起的跡象[2]。2013年12月6日日本國會通過以保護與國家外交及安全保障有關的機密情報為主要目的之《特定秘密保護法》[3]，學生於是成立學運團體「SEALDs」，由日本國內學者民眾組成的「反對安保相關法案學者之會」也支持學運，在日本各地展開抗議新安保行動。

「SEALDs」乃是由學生自主發起，非關黨派、非特定意識形態的團體，整個組織目前約有400名成員：全名為「Student Emergency Action for Liberal Democracy-s」，日文則是「自由と民主主義のための学生緊急行動」（自由與民主主義學生緊急行動）[4]。值得一提的是，發起「SEALDs」的學運領袖奧田愛基不諱言表示，這場日本學生運動是受了去年發生在台灣的318太陽花學運啟發[5]。

在本文，筆者探討日本安保鬥爭下的兩個不同學運世代：一個是1950年代到1960年代末期的學運世代，另外一個是最近幾年引人注目的反新安保法學運其歷史背景與脈絡，以試圖釐清兩個不同學運世代的群眾動員模式的差異。接下來，進一步地比較探討隨著經濟發展所引起的階級意識喪失，在台灣與日本的學生運動同樣面臨社會連帶鬆動的狀況之下，產生與建立公民自主行動機制的過程。

抗議新安保法的日本民眾 [6]

日本兩個不同學運世代的歷史與社會脈絡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根據日本憲法第九條，日本必須放棄攻擊他國的軍事權力，只能夠保留以維護日本國家安全為目的之自衛隊。但美國政府面臨蘇聯政權的軍事威力，在冷戰時期美蘇對抗的過程「美日安保條約」被認為是美國建立國際和亞太和平秩序的軍事聯盟，從1951年安保條約、1960年修正安保條約、1978年安保指南、1997年新安保指南以及今年的新安保條約，美日之間簽署相關的合作條約。

美日安保條約的爭議點在於如何詮釋「集體自衛（collective self-defense）」的概念，在聯合國憲章第五十一條中有規定，國家遭受武力攻擊時，其他國家可以合作協助該國的武力自衛。

冷戰之後的美日安保體系往美日兩國共同維護亞太安全的方向發展 [7]，今年9月19日，日本參議院投票批准了新《安全保障關聯法案》（新安保法），日本除了既有的自衛權之外，因海外聯盟國家的需求，允許日本軍隊到海外參戰以提供軍事上的援助。新安保法牴觸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日本建立和平憲法的精神，數萬的反戰學生與一般市民在國會進行長達約一個禮拜的抗議遊行[8]。

今年9月17日，筆者為了在「日本社會學年會」協助舉辦「台日學術交流研討會」，從台灣飛到東京，遇到日本國會參議院通過新安保法的關鍵時刻。下了飛機趕到國會前抗議新安保法的現場，參加了日本學生與一般市民的抗議遊行。在1960年代抗議安保條約運動扮演主導角色的左翼激進派學生組織，也有參與此次的抗議新安保法運動，但主導抗議行動的學生團體是如前所述的「SEALDs」。學運領袖奧田愛基剛好是筆者的學弟 [9]，在國會抗議現場，筆者能夠有機會認識他，感受到這次學運新世代的相當自由且開放的氣氛。

在日本長期以來研究學生運動的歷史社會學者小熊英二教授（日本慶應大學總合政策學系）[10] 也有支持「SEALDs」的抗議行動，他過去在著作《1968：若者たちの叛乱とその背景〈上／下〉（1968：青年們的叛亂及其背景）》以及《社会を変えるには（改變社會：政治、社運與民主）》回顧與探討日本學運與社會運動的歷史與社會脈絡。

因此，學運與社運的群眾動員模式也是以共同體為主，例如，學生在學生宿舍組成行動小組，勞工以工會的名義參與社會運動，一般市民以商店公會、安保法讀書會、大學教授團體等名義發起社會運動。但1968年，「全共鬥學運」發生時，群眾動員的模式有所改變。

由於日本經濟起飛，都市化與個人主義抬頭瓦解鄉村的社會連帶，共同體的凝聚力愈來愈減弱。「全共鬥學運」所發生的主要原因在於受到戰後經濟發展的影響，大學升學率急速上升，大學文憑商品化以及學費高漲等，在日本社會急速進入戰後資本主義經濟高度發展的過程所發生的現象，因此，不屬於任何共同體的學生以個人的名義自由參與學運，以抗議大學教育的大眾化與「學店化」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