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安保學運與台灣太陽花，原來有著這些社會共通性

Tilly（1979）[13] 與Crossely（2002）[14] 等美國社會學家認為，在以密切的人際網絡為基礎的社會連帶，如果人們感到社會上的不公平，則容易建立彼此的認同感以推動社會運動。何明修（2009）[15] 也指出，群體內部的凝聚力越強，則較容易採取集體行動。凝聚力強的社區連帶對於學運與社運的群眾動員帶來相當大的正面效應。

但如小熊英二日本學運的研究顯示，在戰後經濟急速發展的過程，日本鄉村的共同體社會連帶逐漸地瓦解，大學生以個人的名義自由地參加學運，共同體的組織動員能力明顯地減弱。在此狀況之下，激進派的左翼學運分子對於學運組織的鬆動與去中心化感到恐懼感，建立相當封閉且束縛力很強的學運組織，以試圖控制鬆動的組織成員之間的關係。因為他們透過激進的革命精神綁住學運成員，以暴力手段制裁不尊重組織規範與社會主義革命精神的成員，最後導致自己人打自己人的血腥內鬥。

1972年2月19日到同月28日在日本長野縣輕井澤發生的「聯合赤軍（日本激進左派武裝恐怖組織）」脅持人質，殺害了組織成員的「淺間山莊事件」則是代表性的例子。看到殘忍的學運成員間內鬥結果，學生與一般市民則對於學運感到絕望，1970年代之後日本學生運動的潮流漸漸地失去它的動員力量以開始沒落。

小熊英二（2012 [16]）探討日本學運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並指出，1970年代到1980年代，日本的工業化社會蓬勃發展，經濟繁榮與雇用的穩定支撐自民黨的長期政權，導致公民對於社會參與失去興致，學運也處於停滯的狀態。但經過1990年代後的泡沫經濟的崩潰以及長期的經濟蕭條，日本年輕人開始感到對於未來發展的危機感。尤其是2008年金融風暴發生後，青年失業人口暴增，則開始產生政權的流動化與社會運動的再起。

2011年發生311大地震之後，日本人民失去對於政府的信任感，反核運動則蓬勃發展。如前所述，日本的鄉村社會共同體的連帶已經失去它的凝聚力，因此2012年首相官邸前反核運動發生時，學生以及各年代的社會人士以個人的名義參加，透過和平的方式推動運動以帶動廣泛的群眾參與社運。從此之後，日本的一般市民開始認為，社會參與、社會運動以及遊行的常態化、日常生活化乃是日本社會改革的重要步驟。

在這幾年的反新安保法風波，學運團體「SEALDs」扮演核心的角色，主要的成員是明治學院大學、國際基督教大學以及上智大學等東京都市型私立大學為主，與1960年代學運世代不同，沒有特別強烈的共同體意識形態或激進左派社會主義革命精神，他們採取以反戰與保護日本和平目的聚在一起的自由參與模式。參與「SEALDs」的大學生打扮得相當時尚，抗議劇碼（protest repertoire）也以嘻哈音樂（Hip-Hop）的節奏唱抗議新安保法歌曲的方式，受到新世代日本年輕人的矚目。

以嘻哈音樂（HipHop）的節奏唱反新安保法歌曲的學運人士 [17]

社會連帶的鬆動與公民自主性的台日比較

雖然台日學運的歷史與社會脈絡有相當大的差異，但台灣太陽花學運與日本反新安保法學運的確有類似之處。

1. 一個是台日學運都有反對黑箱、程序的不正義

當初日本國內對新安保法持反對意見的人民將近過半，隨著政府不清不楚的解釋，反對的輿論則不斷增加。在多數人認為該法案違反憲法第九條內容的情況下，安倍政府所採取的行動竟是重新解釋憲法以落實安保法案，而國會也在未能有效解釋民眾的疑慮下強行將安保反案審核通過，眾多舉動都與太陽花學運時期反黑箱訴求相似。318學運發生時，立法院在「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簡稱服貿）」未能完整解釋清楚且多數民眾對其內容有爭議時，強行包裝服貿法案過關。

2. 第二個類似點則是台日公民對政府的不信任

無論是日本政府或台灣政府皆對爭議性相當大的法案說詞反覆而已，造成人民不信任心裡愈來愈變得嚴重。

3. 第三個類似點是該法案攸關國家安全

新安保法雖是討論軍事，而318學運所針對的服貿協議則是與中國之間的貿易問題，二者看似不同；但實際上，台灣與中國之間存在敏感的政治關係，具有諸多漏洞的服貿協定確實使台灣人民感受到國家安全疑慮，本質上來說兩場學運都隱含了對國家安全的憂心。以日本學運而言，對戰爭的立場可以從這次安保爭議中展現，「反戰」的理念與新安保法案幾乎相悖，引發了日本人對國家安全的顧慮。

4. 最後的類似點則是台日年輕人都面臨失業與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的問題

1990年「野百合運動」後，學生運動所訴求的議題逐漸由政治議題轉移向社會議題。他們提出的議題包括：大學法修正運動、學生參與校務、廢除軍事教育、環境問題、農民運動以及反核等。2000年之後，大學自治、反對學費上漲、反核等社會議題相當引人注目，更多的學生開始參與社會運動（港千尋201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