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需要的是社會如同一盤散沙，而到目前為止它也如願以償

文：威廉•道布森（本文摘自《獨裁者的進化》，左岸文化出版）

要到北京政府辦公大樓，最快的捷徑是穿越一連串的胡同與後巷。昨晚下了雪，所以一大清早，胡同巷弄的陰影處，都殘存著尚未溶化的冰雪，我小心翼翼地在曲折的巷道中行走，避免滑倒，同時也見到一群農夫瑟縮於寒風中，人數大約有四十到五十人。

這些人一眼就可認出來是農民，他們年紀都不小了，大多數是中年人，有人年紀更大些，他們面有憂色，飽經風霜，穿的衣服暗沉而破爛。我一開始不明白為什麼他們選擇站在這裡，後來才注意到這裡是國土資源部信訪辦公室門口。

這一群農夫都是來自山東省某一個村莊，千里迢迢到北京來向中央政府陳訴他們的委屈，實踐古老的上訪傳統。他們告訴我，地方官員沒收了他們的土地，積欠他們的款項超過一百萬人民幣。

一個穿著短大衣的婦女擠到前面，向我說明他們從三年前就開始上訪，但是官員把他們從一個部會趕到另外一個部會。國土資源部的官員叫他們回山東去跟地方政府打交道。那已經是一個禮拜前的事了，但他們決定還是要每天早上來這裡陳冤。一個戴小帽、穿著皮衣的老人冷笑道：「我們的地方政府跟合法的黑社會沒什麼兩樣。」一週後我再經過同一個地點，同一群山東農民還站在原地。

不幸的是，這一群人不是個案。中國政府的信訪制度早就不堪負荷，信件、電話與上北京走訪的人實在太多了。有人統計，中國的信訪案件數量隨時都維持在一千萬以上。

這種制度歷史久遠，在過去，老百姓為了尋求正義，會攔路向大官或者皇帝伸訴冤情。雖然這種方式很古老，但是動機卻是不變的：絕大多數的民眾不相信中國的人民法院，也不敢表達不滿，害怕地方官吏會變本加厲地處罰他們。所以民眾越過地方政府的層級，直接到中央去跟官員求情，雖然往往徒勞無功。

中國最近有研究統計，每一千件上訪的請願案件，大約只有兩件獲得解決。更糟的是，上訪者回家後，通常會遭遇不幸的後果。村民被毒打、被關押的事件所在多有，他們唯一的錯，只在於到中央去投訴地方上的問題。沒有一個市長或省長願意惹上麻煩，引來中央政府關愛的眼神，只因為有一群村民跑到北京去宣說他們的委屈。

不意外地，阻止上訪者順利到達北京，就成了熱門生意。地方政府派官員到北京去攔截上訪者，在他們見到任何人之前，就把他們送上回鄉的火車。也有地方政府把這樣的工作發包給保全公司去做。安元鼎保全公司據說跟19個不同的省級政府單位簽下了「截訪合同」，每抓到、遣返一個上訪者，就有一定的報酬，以人頭計算，攔的人數愈多，報酬愈高。

中央政府已經好幾次想要改革信訪制度──甚至試圖保護上訪者不受到報復──卻徒勞無功。2011年1月，溫家寶成為第一位視察國家信訪局的中共領導人，他期勉信訪局的同仁仔細而迅速地處理人民的陳情案。許多專家都呼籲取消信訪系統，但都遭到忽略，大概是因為中國政府知道，司法系統無法吸收這些案件，若廢除信訪制度，也許還會引發抗議浪潮，這是中國極力避免要面對的情況。

這麼多公民在政府部會外面等待陳情，對中共政權而言，唯一值得安慰的地方，就是它表示人民對於中國政治體系還是有最起碼的信任。當人民對一切都失去信心的時候──地方政府、法院、信訪、領導人──他們就很有可能上街頭抗議，這就是近年來中共所見到的現象。中國公安部統計，1993年全中國的「群體事件」大概有8700件（「群體事件」指的是罷工、示威、遊行、靜坐等等）。到了2005年，這個數字已經大幅增加了10倍，成為87000件。五年後的2010年，抗議事件已經升高到18萬件──每天大約500件。抗議的原因很多：貪汙腐化、土地徵收不公、強迫拆遷、警察暴力以及環境汙染。引發抗議的因素太多，要找到簡單的解決之道來緩和眾怒與民怨，已經不再是容易的一件事了。

在這樣的氣氛下，中國官僚最掛心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官方稱之為「維護穩定」的工作。近幾年來，中共加倍努力壓制社會騷動，各級政府都投入重金，提高各種措施的規模，讓中國老百姓不敢輕舉妄動。

「顏色革命」發生之後，中共為了避免2008年奧運有什麼騷動，公安部門的經費倍數成長。西藏與新疆2009年發生民族騷動，全中國各地的「群體事件」也層出不窮，更使得政府覺得維穩是最重要的工作。到了2010年，中國花在維穩工作上的錢已經比國防還多了。到2011年也依然不變，政府公布的預算顯示，安全部門與監視通報系統預算就佔了950億美金，佔總預算的百分之十四，而人民解放軍的預算不過915億美金。（許多人認為真正的數據應該還要高。）某些地方政府的維穩預算也大符增加。在新疆發生十年來最嚴重的種族衝突事件後，2010年新疆自治區政府為公安部門所編的預算大幅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八。遼寧省則有百分之十五的省預算是用在「維護穩定」。

中共用這些錢買來等級更高的、更密不透風的安全措施。政府砸了大筆錢在資訊的控管，比如加強控制網路上流通的資訊，或是到處張貼官方立場的言論訊息。宣傳部門小心翼翼地監督新聞報導，它下達各種詳細的指令，針對敏感故事的報導口徑一致，而且往往都是用手機簡訊下令。（2011年7月溫州發生高速鐵路追撞事故後，中宣部給各大媒體下達了一連串指令：「報導頻度不要太密」、「要多報導感人事跡，如義務獻血和出租車司機不收錢等等」、「不要做反思和評論」。）

另一大幅增加維穩經費的地方是地方層級，也就是抗議與示威活動萌芽的所在地。全國各地有成千上萬的維穩辦公室開張，僱用30萬政府人員。這些人再收買鄰里線民，請他們提供情報，好在騷亂發生之前防患未然。最有效率化解群眾怒火的地方幹部，還可以得到中央政府獎金。如果整年都沒有群體事件發生，奬金更高。

中國人常常以「收」、「放」來形容政治季節的循環。眾人一致公認，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開始之際，中國已經處於政治緊收期一段時間了。有些人說，早在2008奧運舉辦之前政府就開始緊張了，祭出各種手段以確保奧運會辦得一帆風順。其他人則說，應該是從更早的「顏色革命」時就開始。不論是哪一種，中共確實都對公民社會上了更緊的緊箍咒。

許多非政府組織，特別是獲得外國資金贊助的，此時皆受到稅務局與其他官方單位的壓力。一些從前沒有被政府找過碴的團體，例如協助家暴婦女、反對職場歧視的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就失去了國外的援助與經濟支持。一位跟中國非政府組織有多年合作經驗的西方專家告訴我：「過去20年，中共一直都不喜歡黨裡的自由派。但我從來沒有見過黨像現在疑心這麼重，這麼高壓。用騷擾這個詞來形容，還太過禮貌了。」

2011年2月，穆巴拉克下台之後，中國也有網民在呼籲要發起中國的茉莉花革命，中共隨即開始打壓異議分子，規模可以說是從天安門屠殺以來最大的。雖然這次的打壓的對象比較有選擇性、有針對性，但迫害的程度還是一樣。上一次中共行動如此迅速，是1999年鎮壓法輪功的時候。

當年4月，法輪功聚集了一萬信徒在中國領導人居住的中南海外面進行無聲的抗議，震動了中共高層。不到幾個月內，中共就打斷了法輪功的背脊，大規模入侵民宅搜捕信徒，還把成千上萬信徒送到牢裡去折磨。2011年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中共先發制人，搜捕各個組織底下大大小小的團體。中共抓捕的對象是那些為別人仗義直言的人，包括律師與其他公眾人物，他們敢為民喉舌、反對中國共產黨的倒行逆施。中國政府也許認為，要撲滅剛萌芽的茉莉花運動，最有效率的方式就是讓這些人噤聲，而且這麼一來還可以提醒人民哪些政治禁忌是不能碰的。

不論中共的考量是什麼，他們越來越常使用祕密逮捕、關押與綁架等手段，讓批評者無端失蹤。而且短時間看來，中共似乎沒有意思要放棄這種策略。中國政府最近甚至提議要修改刑法程序，讓非法綁架得以合法化。

中共無疑對壓制的成效感到很欣慰。沒錯，中共的公安部門、維穩機器確實防止了全國性的抗議運動發生，連一點萌芽的機會都不給。法輪功除外，它就在中共跟前茁壯成長。法輪功之所以這麼具有威脅性，因為它創造出一種高於黨的信仰，信徒不論身分背景，都能跨越廣大的地域而產生連結。

今日，雖然抗議與示威頻頻發生，卻都屬於地方性的事件。中共需要的是社會如同一盤散沙，而到目前為止它也如願以償。但是毫無疑問地，這個體系現在所承受的壓力極大，已到達了臨界點。中共用盡一切力氣，砸下大筆經費，都無法逆轉這些潮流。中國經濟也許繼續成長，但對現況不滿的人數也在繼續成長。浦志強說：「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與正當性早就消失了。現在只剩下赤裸的利益。口號是沒有用的，他們只能設法收買人心。」

到目前為止，這個方法還有效，然而「維持穩定」的代價也越來越高。有一個問題在遠方等著：假如技術官僚應付不了危機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在統治正當性比手段正確還來得重要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

書籍介紹

《獨裁者的進化：收編、分化、假民主》， 左岸文化出版

作者：威廉•道布森，畢業於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目前為網路雜誌《Slate》政治與外交版的編輯。

今日的極權政權領導者與二十世紀的獨裁者不同，不像北韓那樣完全凍結在時光裡，還繼續用勞改營、暴力、洗腦的手段控制人民。新興的極權國家，如中國、俄羅斯、委內瑞拉、伊朗，它不會變成警察國家，反而給人民許多表面與程序上的自由，並滲透這些自由。在經濟上，新的獨裁者更聰明，不再封閉守貧，切斷與世界的聯繫。他懂得從全球體系獲得資源，卻不會失去自己的統治權。

在世界各地，獨裁者與反抗者的戰爭正要開打。這是貓與老鼠的戰爭，兩邊都展現高超的鬥志，都在磨練戰力。它是我們這時代的戰爭。道布森以他最具創見的報導、最聰慧的分析，為我們揭開今日獨裁政權的內部運作，帶我們前往自由之戰的前線。

獨裁者的進化

責任編輯：鄒琪
核稿編輯：楊士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