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需要的是社會如同一盤散沙，而到目前為止它也如願以償

文：威廉•道布森（本文摘自《獨裁者的進化》，左岸文化出版）

要到北京政府辦公大樓，最快的捷徑是穿越一連串的胡同與後巷。昨晚下了雪，所以一大清早，胡同巷弄的陰影處，都殘存著尚未溶化的冰雪，我小心翼翼地在曲折的巷道中行走，避免滑倒，同時也見到一群農夫瑟縮於寒風中，人數大約有四十到五十人。

這些人一眼就可認出來是農民，他們年紀都不小了，大多數是中年人，有人年紀更大些，他們面有憂色，飽經風霜，穿的衣服暗沉而破爛。我一開始不明白為什麼他們選擇站在這裡，後來才注意到這裡是國土資源部信訪辦公室門口。

這一群農夫都是來自山東省某一個村莊，千里迢迢到北京來向中央政府陳訴他們的委屈，實踐古老的上訪傳統。他們告訴我，地方官員沒收了他們的土地，積欠他們的款項超過一百萬人民幣。

一個穿著短大衣的婦女擠到前面，向我說明他們從三年前就開始上訪，但是官員把他們從一個部會趕到另外一個部會。國土資源部的官員叫他們回山東去跟地方政府打交道。那已經是一個禮拜前的事了，但他們決定還是要每天早上來這裡陳冤。一個戴小帽、穿著皮衣的老人冷笑道：「我們的地方政府跟合法的黑社會沒什麼兩樣。」一週後我再經過同一個地點，同一群山東農民還站在原地。

不幸的是，這一群人不是個案。中國政府的信訪制度早就不堪負荷，信件、電話與上北京走訪的人實在太多了。有人統計，中國的信訪案件數量隨時都維持在一千萬以上。

這種制度歷史久遠，在過去，老百姓為了尋求正義，會攔路向大官或者皇帝伸訴冤情。雖然這種方式很古老，但是動機卻是不變的：絕大多數的民眾不相信中國的人民法院，也不敢表達不滿，害怕地方官吏會變本加厲地處罰他們。所以民眾越過地方政府的層級，直接到中央去跟官員求情，雖然往往徒勞無功。

中國最近有研究統計，每一千件上訪的請願案件，大約只有兩件獲得解決。更糟的是，上訪者回家後，通常會遭遇不幸的後果。村民被毒打、被關押的事件所在多有，他們唯一的錯，只在於到中央去投訴地方上的問題。沒有一個市長或省長願意惹上麻煩，引來中央政府關愛的眼神，只因為有一群村民跑到北京去宣說他們的委屈。

不意外地，阻止上訪者順利到達北京，就成了熱門生意。地方政府派官員到北京去攔截上訪者，在他們見到任何人之前，就把他們送上回鄉的火車。也有地方政府把這樣的工作發包給保全公司去做。安元鼎保全公司據說跟19個不同的省級政府單位簽下了「截訪合同」，每抓到、遣返一個上訪者，就有一定的報酬，以人頭計算，攔的人數愈多，報酬愈高。

中央政府已經好幾次想要改革信訪制度──甚至試圖保護上訪者不受到報復──卻徒勞無功。2011年1月，溫家寶成為第一位視察國家信訪局的中共領導人，他期勉信訪局的同仁仔細而迅速地處理人民的陳情案。許多專家都呼籲取消信訪系統，但都遭到忽略，大概是因為中國政府知道，司法系統無法吸收這些案件，若廢除信訪制度，也許還會引發抗議浪潮，這是中國極力避免要面對的情況。

這麼多公民在政府部會外面等待陳情，對中共政權而言，唯一值得安慰的地方，就是它表示人民對於中國政治體系還是有最起碼的信任。當人民對一切都失去信心的時候──地方政府、法院、信訪、領導人──他們就很有可能上街頭抗議，這就是近年來中共所見到的現象。中國公安部統計，1993年全中國的「群體事件」大概有8700件（「群體事件」指的是罷工、示威、遊行、靜坐等等）。到了2005年，這個數字已經大幅增加了10倍，成為87000件。五年後的2010年，抗議事件已經升高到18萬件──每天大約500件。抗議的原因很多：貪汙腐化、土地徵收不公、強迫拆遷、警察暴力以及環境汙染。引發抗議的因素太多，要找到簡單的解決之道來緩和眾怒與民怨，已經不再是容易的一件事了。

在這樣的氣氛下，中國官僚最掛心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官方稱之為「維護穩定」的工作。近幾年來，中共加倍努力壓制社會騷動，各級政府都投入重金，提高各種措施的規模，讓中國老百姓不敢輕舉妄動。

「顏色革命」發生之後，中共為了避免2008年奧運有什麼騷動，公安部門的經費倍數成長。西藏與新疆2009年發生民族騷動，全中國各地的「群體事件」也層出不窮，更使得政府覺得維穩是最重要的工作。到了2010年，中國花在維穩工作上的錢已經比國防還多了。到2011年也依然不變，政府公布的預算顯示，安全部門與監視通報系統預算就佔了950億美金，佔總預算的百分之十四，而人民解放軍的預算不過915億美金。（許多人認為真正的數據應該還要高。）某些地方政府的維穩預算也大符增加。在新疆發生十年來最嚴重的種族衝突事件後，2010年新疆自治區政府為公安部門所編的預算大幅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八。遼寧省則有百分之十五的省預算是用在「維護穩定」。

中共用這些錢買來等級更高的、更密不透風的安全措施。政府砸了大筆錢在資訊的控管，比如加強控制網路上流通的資訊，或是到處張貼官方立場的言論訊息。宣傳部門小心翼翼地監督新聞報導，它下達各種詳細的指令，針對敏感故事的報導口徑一致，而且往往都是用手機簡訊下令。（2011年7月溫州發生高速鐵路追撞事故後，中宣部給各大媒體下達了一連串指令：「報導頻度不要太密」、「要多報導感人事跡，如義務獻血和出租車司機不收錢等等」、「不要做反思和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