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林頓當年輕鬆連任告訴我們的事:想讓政治進步,就不該在道德議題上維持中立

柯林頓當年輕鬆連任告訴我們的事:想讓政治進步,就不該在道德議題上維持中立
Photo Credit: Edward Kimmel@Flickr CC BY SA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自由主義者堅持政治應該在道德和宗教事務上維持中立,這種思維在原則上就錯誤了,而且在實務上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作者: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

此篇文章發表於1996年的總統大選期間,當時的候選人為比爾.柯林頓與其共和黨對手鮑伯.多爾(Bob Dole)。最終,柯林頓以輕鬆的票數差距連任成功。

放蕩的政治

自從理查.尼克森以法律和秩序為象徵、對抗反主流文化而贏得了總統大選,民主黨人就對價值十分防備。直至今日,在當代美國政界的一次重大逆轉中,比爾.柯林頓在道德政治方面占了上風。去年(1995)期間,柯林頓推動了電影分級制度、宵禁和學校制服,同時譴責青少年懷孕、抽菸和逃學。有些人嘲笑他的作為是不受歡迎的叨絮抱怨,並懷疑總統何時會出面反對口出穢言。然而,就如共和黨早已體認到的現象:美國政治一直存在著對於道德的輕浮態度,也許占了超過半數的時間。

沒有人比羅納德.雷根更了解這一點了。他技巧性地喚起了家庭和鄰里、宗教和愛國主義,同時甚至提倡一種不受限制的資本主義,足以侵蝕他所宣揚的傳統與社群。其他共和黨人也仿效之。老布希總統多半是基於策略考量而高呼價值,並非出於堅定的信仰;他在國旗工廠裡裝模作樣,並向大眾提起威利.霍頓(Willie Horton)案。丹.奎爾(Dan Quayle)批評電視上的墨菲.布朗(Murphy Brown)未婚生子。威廉.班奈特(William Bennett)發起一場活動,反對饒舌音樂裡的粗魯歌詞。派特.布坎南(PatrickBuchanan)要求「奪回我們的文化、奪回我們的國家」。同時間,民主黨人抵抗道德政治的方法,不是與保守派爭論某些特定的道德判斷,而是否認道德判斷在公共領域應占有一席之地。當共和黨人試圖禁止墮胎、反對同志權利或是提倡校園禱告,自由主義者的回應卻是:政府不應該為道德立法,或為了公民的道德特質而擔憂。他們聲稱,將治理國家轉化成治理心靈,等於是甘冒壓迫自由的風險。政府不應該告訴人們如何生活,而是給予人們為自己做選擇的自由。

自由主義者堅持政治應該在道德和宗教事務上維持中立,這種思維在原則上就錯誤了,而且在實務上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從哲學角度看來,政府絕對不可能或不應該在迫切的道德爭議上維持中立。民權法案已經為道德立法,明確無誤。這些法規不僅禁止令人感到可憎的慣例,例如午餐櫃臺的種族隔離;它們的目標也包括了改變道德價值。

撇開哲學不談,民主黨為了反對道德政治而付出高額的代價,因為保守黨人得以藉此在政治領域的道德議題上獨霸一方。自1968至1988年間,共和黨人也藉此贏得了六次總統選舉中的五次。直到比爾.柯林頓,才終於打破了這個局勢。以「新民主黨人」自居的他,主張人們承擔的責任應與權利一樣多。然而,柯林頓與共和黨人就在價值議題的角力中取得的勝利,一直到了1996年夏天才變得清晰。

原因有二。其一是共和黨在選舉中期時取得了國會多數席次。一旦柯林頓無法再期望立法,他就只能回到總統的角色娓娓而談,試圖從白宮當中向人民寄出培育心靈的邀請函。

第二個原因在於鮑伯.多爾的提名(當時另一位總統候選人)。在道德論述上,他既缺乏天賦又沒有品味。有一回,他勇敢地嘗試在資本市場上將道德話題搬出來談:他在好萊塢演講時,公開抨擊電影界人士迎合大眾對於暴力、色情和惡行的喜好;然而,他在發言時並不是真心的。最近,當一部談外星人入侵的高科技電影《星際終結者》(Independence Day)票房大賣時,多爾又回到好萊塢,聲稱市場和道德之間並不存在衝突。電影製作人可以滿足我們的高貴本能,進而賺入大把鈔票。不再做為一名批判的先知,多爾搖身一變成了一名熱情的公關顧問。「在今日的好萊塢,責任感就是一門好生意。你可以看著你的評價上漲,票房數字扶搖直上,同時還能直視鏡子裡的自己。」多爾聲稱,售票窗口就是「文化投票箱」,證明了美國人「偏好善行更甚於怪異,偏好卓越更甚於剝削,偏好恬靜的美德更甚於無端的暴力」。

多爾面臨著為他的候選資格添加火候的需求,而必須在當代共和黨政治的兩種熱情之間選邊站:右傾宗教的道德熱情或是經濟供給面信徒的減稅熱情。由於對造成共和黨分裂的墮胎爭議感到疲乏,多爾選擇了後者,而為柯林頓大開了價值之門。在接受《今日美國》(USA Today)以價值為題的一場採訪時,多爾難掩他對於整個主題的不耐。他聲稱,如果有幸當選,他的就職演說中「對於價值的發言會頗為沉重」;他會指出「價值的確立並不需要一個聚落,而是一個家庭,或諸如此類」。然而,即使對於道德政治勉強的讓步了,看來似乎也已經觸犯到他追求簡潔的敏感神經。「什麼,你會四處張揚著說『我是價值候選人,來吧。我將給予你一些價值』嗎?」

柯林頓礙於沒有多爾的那種沉默特質,依舊必須為他的心靈治理找到一些內容。具體的作法一點兒也不明顯。以往的總統都是站上白宮的講壇,向他的人民呼籲偉大的犧牲──冒著生命危險參戰,或與社會上的弱勢分享利益,或以公民道德之名放棄物質消費。事實上,自由主義者的擔憂並沒有錯,最具野心的心靈治理通常都摻有一定程定的脅迫,就如十九世紀時,為了將新移民「美國化」所做的種種努力;以及在進步時代期間,透過睦鄰組織與其他道德提升的手段來打擊貧窮的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