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林頓當年輕鬆連任告訴我們的事:想讓政治進步,就不該在道德議題上維持中立

柯林頓當年輕鬆連任告訴我們的事:想讓政治進步,就不該在道德議題上維持中立
Photo Credit: Edward Kimmel@Flickr CC BY SA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自由主義者堅持政治應該在道德和宗教事務上維持中立,這種思維在原則上就錯誤了,而且在實務上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作者: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

此篇文章發表於1996年的總統大選期間,當時的候選人為比爾.柯林頓與其共和黨對手鮑伯.多爾(Bob Dole)。最終,柯林頓以輕鬆的票數差距連任成功。

放蕩的政治

自從理查.尼克森以法律和秩序為象徵、對抗反主流文化而贏得了總統大選,民主黨人就對價值十分防備。直至今日,在當代美國政界的一次重大逆轉中,比爾.柯林頓在道德政治方面占了上風。去年(1995)期間,柯林頓推動了電影分級制度、宵禁和學校制服,同時譴責青少年懷孕、抽菸和逃學。有些人嘲笑他的作為是不受歡迎的叨絮抱怨,並懷疑總統何時會出面反對口出穢言。然而,就如共和黨早已體認到的現象:美國政治一直存在著對於道德的輕浮態度,也許占了超過半數的時間。

沒有人比羅納德.雷根更了解這一點了。他技巧性地喚起了家庭和鄰里、宗教和愛國主義,同時甚至提倡一種不受限制的資本主義,足以侵蝕他所宣揚的傳統與社群。其他共和黨人也仿效之。老布希總統多半是基於策略考量而高呼價值,並非出於堅定的信仰;他在國旗工廠裡裝模作樣,並向大眾提起威利.霍頓(Willie Horton)案。丹.奎爾(Dan Quayle)批評電視上的墨菲.布朗(Murphy Brown)未婚生子。威廉.班奈特(William Bennett)發起一場活動,反對饒舌音樂裡的粗魯歌詞。派特.布坎南(PatrickBuchanan)要求「奪回我們的文化、奪回我們的國家」。同時間,民主黨人抵抗道德政治的方法,不是與保守派爭論某些特定的道德判斷,而是否認道德判斷在公共領域應占有一席之地。當共和黨人試圖禁止墮胎、反對同志權利或是提倡校園禱告,自由主義者的回應卻是:政府不應該為道德立法,或為了公民的道德特質而擔憂。他們聲稱,將治理國家轉化成治理心靈,等於是甘冒壓迫自由的風險。政府不應該告訴人們如何生活,而是給予人們為自己做選擇的自由。

自由主義者堅持政治應該在道德和宗教事務上維持中立,這種思維在原則上就錯誤了,而且在實務上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從哲學角度看來,政府絕對不可能或不應該在迫切的道德爭議上維持中立。民權法案已經為道德立法,明確無誤。這些法規不僅禁止令人感到可憎的慣例,例如午餐櫃臺的種族隔離;它們的目標也包括了改變道德價值。

撇開哲學不談,民主黨為了反對道德政治而付出高額的代價,因為保守黨人得以藉此在政治領域的道德議題上獨霸一方。自1968至1988年間,共和黨人也藉此贏得了六次總統選舉中的五次。直到比爾.柯林頓,才終於打破了這個局勢。以「新民主黨人」自居的他,主張人們承擔的責任應與權利一樣多。然而,柯林頓與共和黨人就在價值議題的角力中取得的勝利,一直到了1996年夏天才變得清晰。

原因有二。其一是共和黨在選舉中期時取得了國會多數席次。一旦柯林頓無法再期望立法,他就只能回到總統的角色娓娓而談,試圖從白宮當中向人民寄出培育心靈的邀請函。

第二個原因在於鮑伯.多爾的提名(當時另一位總統候選人)。在道德論述上,他既缺乏天賦又沒有品味。有一回,他勇敢地嘗試在資本市場上將道德話題搬出來談:他在好萊塢演講時,公開抨擊電影界人士迎合大眾對於暴力、色情和惡行的喜好;然而,他在發言時並不是真心的。最近,當一部談外星人入侵的高科技電影《星際終結者》(Independence Day)票房大賣時,多爾又回到好萊塢,聲稱市場和道德之間並不存在衝突。電影製作人可以滿足我們的高貴本能,進而賺入大把鈔票。不再做為一名批判的先知,多爾搖身一變成了一名熱情的公關顧問。「在今日的好萊塢,責任感就是一門好生意。你可以看著你的評價上漲,票房數字扶搖直上,同時還能直視鏡子裡的自己。」多爾聲稱,售票窗口就是「文化投票箱」,證明了美國人「偏好善行更甚於怪異,偏好卓越更甚於剝削,偏好恬靜的美德更甚於無端的暴力」。

多爾面臨著為他的候選資格添加火候的需求,而必須在當代共和黨政治的兩種熱情之間選邊站:右傾宗教的道德熱情或是經濟供給面信徒的減稅熱情。由於對造成共和黨分裂的墮胎爭議感到疲乏,多爾選擇了後者,而為柯林頓大開了價值之門。在接受《今日美國》(USA Today)以價值為題的一場採訪時,多爾難掩他對於整個主題的不耐。他聲稱,如果有幸當選,他的就職演說中「對於價值的發言會頗為沉重」;他會指出「價值的確立並不需要一個聚落,而是一個家庭,或諸如此類」。然而,即使對於道德政治勉強的讓步了,看來似乎也已經觸犯到他追求簡潔的敏感神經。「什麼,你會四處張揚著說『我是價值候選人,來吧。我將給予你一些價值』嗎?」

柯林頓礙於沒有多爾的那種沉默特質,依舊必須為他的心靈治理找到一些內容。具體的作法一點兒也不明顯。以往的總統都是站上白宮的講壇,向他的人民呼籲偉大的犧牲──冒著生命危險參戰,或與社會上的弱勢分享利益,或以公民道德之名放棄物質消費。事實上,自由主義者的擔憂並沒有錯,最具野心的心靈治理通常都摻有一定程定的脅迫,就如十九世紀時,為了將新移民「美國化」所做的種種努力;以及在進步時代期間,透過睦鄰組織與其他道德提升的手段來打擊貧窮的嘗試。

然而,對於一個企求社群、卻不願意容忍限制,渴望道德目標、卻一點也不想犧牲的國家來說,什麼樣的心靈治理是適合的?藉由刻意的設計或出於直覺,柯林頓找到了一個解決方案:不對成人施加道德限制,而把目標專注在兒童上。電影分級、宵禁、學校制服,以及各種反對曠學、青少年懷孕和未成年抽菸的宣傳活動,其共同之處在於:它們全都點出了人們對於道德敗壞的焦慮,而作法即是悉心留意孩子們的道德特質。嚴格來說,柯林頓的道德政治藉由強化父權,進而避免了父權主義的反對。

有些人可能會抱怨,相較於歷史上追求道德與公民進步的各種計畫,柯林頓的說教等同於心靈治理的簡化版,只不過是在放蕩輕浮之中做了一點練習,而絲毫無法向成年人的公民習性提出挑戰。然而,也許這正是如今的我們唯一能夠期待的。柯林頓的道德政治之於雷根時期的國旗工廠和威利.霍頓,至少算是一個進步了;而且,此舉可能正好足以幫助他成為繼小羅斯福總統之後,第一位贏得連任的民主黨總統。

宏大理念

這次總統選舉提供了人們一個機會,在一個宏大卻沒有價值的理念和許多小巧但有價值的想法之間做出選擇。那個宏大卻沒有價值的理念存在於鮑伯.多爾提出的減稅政策中:人們應該保留更多他們所掙得的。這個想法的理由並不清楚。首先,由於預算赤字和尚未滿足的公共需求,政府需要錢;其次,相較於其他任何的工業化民主國家,美國人民的所得稅率已經比較低了;最後,多爾提出的減稅政策並沒有其他更高層次的目的,因此牴觸了他在接受提名的演說中所做的出色聲明,即總統應該將道德考量置於物質考量之上。有時候,多爾試圖提升減稅政策的道德層次,聲稱太高的稅率會侵犯自由;然而,若只是將每人幾百美元的預算轉移至民間消費,我們很難從中看出此舉如何使得美國人更自由。

比爾.柯林頓的競選活動中缺乏宏大理念,但是夾雜了許多小巧的想法──志工掃除文盲計畫、職業訓練券、禁止能穿透防彈背心的子彈、新的禁菸政策、反對強制婦女在生產後四十八小時內離開產科病房、減少九一一緊急救難電話忙線的計畫。以上種種都是好主意,卻不足以統整成一個治國的願景,然而柯林頓已經決定,他不需要如此的願景即可勝選。也許他是正確的。

這就是多爾的競選策略中最主要的敗筆:它讓柯林頓的日子太輕鬆。柯林頓沒有受到挑戰,被迫去重新思考進步的政治,或是把握遲早會使得美國政治辯論轉型的力量。如果派特.布坎南是共和黨的提名候選人,柯林頓就會被迫面對社會上瀰漫的焦慮,源自工作本質的變遷、傳統社群的敗壞、全球市場的興起,以及國家主權的衰弱。多爾的政治想像局限於疲憊不堪的政黨政治的頹喪中,面對如此一位共和黨人,柯林頓可以堅持傳統中心,而不必處理隱約現形的一些更大的問題。在通往二十一世紀之際的所有總統言論中,這次選舉將會被人們記得,並不是以之象徵美國政治的一個新時代的開端,而是視之為一個舊時代消逝的表現。

可能還要等個十年或更久,二十一世紀的關鍵選舉才會到來。在諸多事件的壓力之下,唯有當人們找到解釋新局勢的方法,能為一個世代帶來蓬勃生氣的關鍵問題才可能變得清晰。一場「通往二十世紀」的選舉直到1912年才發生。當時是民主黨的伍德羅.威爾遜和西奧多.羅斯福之間的競逐,清楚的表現出形塑二十世紀政治的重要概念。

他們所面臨的窘境和今日的我們很相似。那時和現在一樣,經濟生活的規模和政治社群的條件並不是很和諧地相應。鐵路、電話、電報、每日報紙的散布跨越了地方界限,相隔兩地的人們得以互通有無。國內市場和複合的產業體系促使勞動者與消費者之間互相依存。然而,已經習慣在小型社群中找到定位的美國人,面臨著超出自我掌握的經濟力量而感到渺小脆弱。一個權力分散的政治體系本是為了農人與商號店主所設計的,在巨型企業的權力之下就顯得矮了一截。

以地方為基礎的民主制度如何管理全國規模的經濟體系呢?這個問題即是威爾遜與羅斯福之間的差異。威爾遜支持打破托拉斯(trust) ,分散經濟權力,那麼地方政治單位才能有效掌握之。威爾遜聲稱,大企業已經變得「極度集權,甚至超越了國家的政治機構本身」。企業的預算比中央政府還多,「而且對於人類社群的生活與命運造成極鉅的影響力,即便是聯邦共和國本身的影響力都不如它」。根據威爾遜的說法,單純地接受與管制獨占力,就是某種形式的投降。「我們是否已經來到了某個時刻,當美國總統必須在這個高度發展的金融體制跟前摘下他的烏紗帽,並且說『你是我們不可抗拒的主宰,但是我們會看看如何使你達到最好的發揮』?」威爾遜如是問道。

至於羅斯福,他將大企業視為工業發展過程中無可避免的產物,並且認為試圖恢復十九世紀的分權經濟是沒有意義的。他聲稱,唯一能夠與全國性經濟力量抗衡的作法,即是擴大國家民主機構的效能。對付大企業的解答就是大政府。羅斯福尋求讓政治力量趕上經濟力量的可能性,但是他堅持一個全國性的民主實踐需要的不只是中央集權,也需要政治的國有化。政治社群必須進行全國性的改造重塑。羅斯福的「新國家主義」目標在於激發美國人「真實且永久的道德覺醒」,即國家公民的一種新意涵。

威爾遜贏得了這次選舉,但是羅斯福的「新國家主義」贏得了未來。自新政時期至大社會時期,甚至到了雷根和金瑞契(Gingrich)時代,國有化計畫都為美國政治辯論注入了活力與目標──不論是追求擴張聯邦政府責任的自由派,或是主張約束此一責任的保守派。

然而,今日的我們居處於一個新的困局中,與美國人民在二十世紀早期所面臨的難題相似。現在和當初一樣,新形態的商業與通訊方式四處流竄,超越了政治疆界,創造出相互依存的網絡,同時也破壞了社群的慣有形式。當年的鐵路、電報網和全國市場,就是如今的網際網路、CNN和全球市場──這些工具使得相隔遙遠的人們得以連結,卻又不必成為鄰居、公民同胞或事業夥伴。再一次,經濟生活的規模蔓生至現存民主機構的範圍之外。此一現象說明了存在於我們政治之中的無力感和折磨人的質疑,即兩黨皆無法緩和這個世代的焦慮。

現下,我們沒有爭論與威爾遜和羅斯福時期類似的問題,如此正顯示出了我們的政治之貧乏。在全球經濟之下,民主是可行的嗎?從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到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再到國際法庭,這些日漸興起的跨國協議是否可能激發人們對於鄰里和國家的忠誠感?如果公民道德必須在家的周遭養成──學校、教會和工作場合──這種社群如何能讓我們具備成為全球公民的條件呢?通往二十一世紀的橋梁將不會是搭建在許多小規模的解答上,而是在一些巨大的難題上。

讀冊

書籍介紹

《為什麼我們需要公共哲學:政治中的道德問題》,麥田出版

作者: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

我們所處的時代,人民被賦予及享有的權利擴張了,公民的參政權也擴張了,卻對於政治現狀、對於自己的生活愈來愈感到困頓無力,這是因為,在這個媒體氾濫失控的年代裡,我們對政府的評價總是仰賴它所投射出來的形象。

政府以總體經濟為名的陳腔濫調,對今日貪得無厭的資本主義難以受民主政治約束的事實視而不見,任憑在市場運作的表面下所潛伏的各種道德欠缺問題,摧毀我們的公民組織、縮減我們的公共領域,而這種公共責任的轉向與公民習慣的改變,另一方面也使人們丟失了彼此互為關聯繩結的共同體認同。倘若我們不再相信自己能夠形塑自己的命運,忽視個人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舉足輕重的角色,恐怕只會帶來一次又一次選舉過後的悲觀結果。

桑德爾這本書的核心,正是圍繞在如何恢復此種瀕臨垂危的社群意識上,也就是自我治理。「自我治理,是一種選擇自我目的之能力,以及尊重他人也有選擇自我目的之權利,還需要對公共事務有一定的認知,並且對於這個與我們的命運休戚與共的社會整體感到歸屬感、關懷與道德使命。」桑德爾藉由美國的政治傳統,以及這十幾年來炙手可熱的道德議題為例,引導讀者思考上述問題;其論述簡明清晰,無疑地對我們當代的公共生活多所裨益。

為什麼我們需要公共哲學

為什麼我們需要公共哲學

責任編輯:鄒琪
核稿編輯:楊士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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