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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話說大旺到大旺說話-倒看《台北抽搐》

從話說大旺到大旺說話-倒看《台北抽搐》
Photo Credit : Etang Che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紀錄片通常的套路就反了過來,訪談成了主軸,事件的攝下成了註腳。為何對象是值得紀錄的?對導演來說,大旺最與眾不同的地方,正是他說話時的一切情狀與樣態。

林婉玉導演拍攝的紀錄片《台北抽搐》(TPE-Tics),自2015年三月首映於嘉義國際藝術紀錄片影展以來,公播已不下十場,隨著同年八月主角黃大旺獲頒台北電影獎「評審團特別獎」以來,此片亦更受矚目。前往觀影者,有主角在音樂與藝術圈的朋友和粉絲,也有導演在影像及舞蹈圈的朋友和工作夥伴,當然更多是不識兩人而聞風前來者。觀影反應不外乎:因「妥瑞症」這個標籤而將大旺視為弱勢者,同情之;因特殊的表演和言談方式,視大旺為奇觀,狩獵之;或將此奇觀視為謎題,以本片破解之;當然也有人看了紀錄片後,壓根不覺得大旺有什麼不同。

這最後一種反應,關乎這部紀錄片的核心訴求。說大旺有何「不同」或許標新立異了點,但「為何對象是值得紀錄的」總是許多導演首先自問的;再者,則是如何讓這個「值得」被大家看到和接受。對此,我們有必要從觀眾的反應拉回這部片的特色。

Photo Credit : 林婉玉

Photo Credit : 林婉玉

這是一部非常「吵」的作品。除了紀錄主角表演時一同錄下的音樂聲(和許多用音樂轉場的片段),全片還很多話,包括主角在台上表演時的歌詞、面對鏡頭的即席念白(如在華光社區廢址)和許多受訪段落。正是放入了大量主角受訪段落,這部紀錄片顯得不太「典型」(若有典型這種東西)。大旺訴說了童年的壓抑、經濟自立的挫折、感情世界的孤單、精神的焦躁鬱悶和用藥的心路歷程等「使他走到今天這般地步」的經歷。然而,「用語言交代」與「讓觀眾看到」是截然不同的。

舉例來說,當一個與自己沒有互信基礎的陌生人說他生活有多不順遂時,我們只能半信半疑,可是一旦和他生活一星期,我們或許會感到有必要協助他。導演並沒有用影像讓我們和大旺一起「生活」,也就是讓我們看到他求職不順的經歷、感情生活的困頓或與人共事老是砸鍋等畫面。

筆者並非認識主角才提出這般要求,而是因為「對象」(具體的人事物)和「關於對象的描述」(描述人事物的文字、話語和影像等文本)是不同的。這並不是說當大旺的各種親身經歷呈現出來時(如高喊「跨次元成家」、站在舞台監聽喇叭上狂咳不止和在艋舺公園凝望遊民阿伯唱歌),一切就是透明客觀、不需要解讀的。我們都知道,就算如此,影像仍舊披上了導演的觀點,同時也躲不過觀眾的詮釋。

Photo Credit : Etang Chen

Photo Credit : Etang Chen

但是,這畢竟與把自白當作對象不同。把自白當作對象,觀眾面對的就是主角的口述而非親歷;在此層次上,話語多大程度上是真實的、主角如何設想自身處境等,反倒成了重點。問題是,這些事情除了與大旺互動過的人,沒有人知道。「旺粉」和大旺的朋友看完之後感動或好似「理解了什麼」,是因為他們已多少領教過主角的性情和行為,大旺的自白正好起了證言和謎底的作用。

但對第一次看這部片的人呢?若非落入廉價的人道主義關懷,恐怕會因不識主角而讓這些證言和謎底成了費解的案件和謎題:黃大旺你哪位?我不能憑你自己這樣說一說就相信吧?

這是一種很素樸的「實在論」觀點(和對紀錄片的刻板印象),但可能也是多數觀影者的看法:期待事情在我面前如實發生,讓我見證,給我一段安靜的距離看出主角如何與眾不同、因此值得紀錄。我心中潛藏著這樣的台詞:或許導演並未深入太多主角的生活,因此並未拍到大旺工作出包、會錯意和扯別人後腿等「珍貴畫面」,而這些畫面是不需要言說和訪談的。然而,多看幾次,事情並非那麼簡單。

回到「對象」與「關於對象的描述」這個區分,我們應該注意到一個特殊現象,那就是全片沒有任何來自大旺朋友、工作夥伴和家人的訪談,「關於對象的描述」竟全部來自「對象」自己。這是相當關鍵的。若「關於對象的描述」多少帶有旁觀之姿,那麼只有安插其他受訪者進來,這個區分才能成立。可是,呈現在我們眼前的盡是主角的自白,區分因此模糊了。

片中幾個段落捕捉到大旺的朋友們在餐桌和房間笑鬧,但這些鏡頭只說了兩件事:一方面,大旺雖怪,但仍有朋友;二方面,雖有朋友,卻仍以大旺為怪。有趣的是,朋友皆無受訪段落,而是以聲音(笑鬧聲和筆記本的朗讀聲)的方式存在,增添了自白之外的沉默。雖然大旺的發言讓我們想知道他究竟「實際上」有多慘、多不同,甚至懷疑他說的到底是真是假,但在前述刻意安排下,導演的意圖顯然不是要我們穿透語言的表象去挖掘什麼事物的本質,而毋寧是(這也是此片最特別之處)要我們仔細看看、聽聽此人說話。

Photo Credit : Etang Chen

Photo Credit : Etang Chen

說話,是的,就這樣而已。可一旦如此,事情就不只如此,因為把自白當作對象來觀察,意味著講話成了事件本身,訪談實際上不再是證言或謎底,反而是黃大旺這個人、這個謎的現形。在此,紀錄片通常的套路就反了過來,訪談成了主軸,事件的攝下成了註腳。為何對象是值得紀錄的?對導演來說,大旺最與眾不同的地方,正是他說話時的一切情狀與樣態。撇開大旺提及的內容,我們也能以一種唯物主義的方式,定睛注目這張說話中的臉,他抱頭苦思,結巴,深陷的法令紋,凸眼球,話總說到一半,邏輯不太通順……低沉的嗓音和抽搐的面皮。總之,當你差點被他說的話帶走,嘗試相信和想像他的各種遭遇,乃至質疑導演何以沒有把更多的「行為現場」放進來時,這張皮相恐怕才是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