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極左小黨的選舉奮鬥史:與其問人民何時覺醒,不如誠懇檢討左翼的困境

一個極左小黨的選舉奮鬥史:與其問人民何時覺醒,不如誠懇檢討左翼的困境
Photo Credit: Corbis/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一個就算拿下整個國會也未必能解決問題的小黨,如何令人相信幫它爭取那一兩個席次是有意義的?

唸給你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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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1月到今年11月,這年有三場選戰讓我特別有臨場感。一場是去年11月29日的九合一大選,臺灣的友人總會在網路上轉發相關資訊;另一場是今年5月7日的英國大選,此時我在英國讀書,還在一個國際托派組織的英國支部底下活動,我黨常為了宣傳造勢而緊鑼密鼓地動員,選情是每週會議的熱門話題。

第三場則是剛落幕的11月22日香港區議會選舉,我返臺之際被撥交到中港臺支部,奔走助選的同志成了我關注香港大選的消息來源。也許該是為這些選舉下個註腳的時候了:從一個四處參與卻沒什麼存在感的極左派小黨觀點來說。

英國:保守主義失靈?那就更保守排外吧!

英國從未自2008年金融海嘯中完全康復。為財團紓困的方案令國庫陷於困頓,保守的卡麥隆政府順勢推出撙節政策,刪減社福支出,將照顧弱勢的負擔拋回社會。公共服務被迫減量供應、取消或者私有化,這直接影響了服務品質,也造成相關僱員的失業或勞動條件惡化。

移民成了代罪羔羊,儘管經濟成長是以其廉價勞力為基礎,但面對蕭條時,右翼份子便指控他們奪走工作機會、佔用社福資源並帶來犯罪;在這樣的背景下,大選開始了。英國那場大選沒帶來預期的改變,但也改變了不少事物,保守黨的卡麥隆繼續連任,這連他本人都沒料到。

但同時,整個政壇業已風雲變色。身為第二大黨的工黨,既被SNP(蘇格蘭民族黨,政見是推動蘇獨)直搗北部票倉、又被UKIP(英國獨立黨,政見是限制移民與脫離歐盟)瓜分「賭爛票」,掉了許多席次。曾是第三勢力龍頭的自由民主黨更是大敗,它跟保守黨組成聯合政府後失去了存在感,和2010年相比,席次與得票率的退步皆居所有政黨之冠。

於是由保守黨代表的保守主義,以及以SNP跟UKIP為首的民族主義,成了最受這場選舉肯定的兩股思潮(UKIP的情況比較特殊,我之前的文章解釋過它得票不差,落選是跟選區制有關)。至於我黨所支持的TUSC(工聯主義和社會主義聯盟,政見是反撙節)拿了36368票,和2010年的12275票相比大有進步,但仍是一席也沒拿到。

英國獨立黨黨魁法拉吉(Nigel Farage)|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英國獨立黨黨魁法拉吉(Nigel Farage)|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臺灣與香港:需要更多民主自決,而不是向左轉

臺、港大選的情況則較為類似,這兩場大選經常被解讀為先前大型社運的總驗收。儘管太陽花的主軸是反黑箱服貿、雨傘革命是爭普選,但它們也引燃了人民的所有社會不滿。

佔領區為現代地景撐開一道紀律真空的裂縫,隨即被雨後春筍般的草根性力量接手運作:街道被重劃成講臺、靜坐區、通道、帳棚等空間,原本禁貼廣告的地方滿是標語、海報跟大字報,人人共享物資、自由抒發意見⋯⋯佔領區外的整個社會秩序,是否也能像這樣由人民重新定義呢?這種無政府式(Anarchy)的氛圍刺激了對美好未來的各種想像。

人們因此帶著不同的公共議題前去分享,讓這兩場運動引發的思辯範圍,遠遠漫溢出它們原先所設定的訴求邊界:房價物價的飛騰、在地文化的破敗、脫離民意的政府⋯⋯這些議題在運動過後仍以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的形式繼續發酵。

如此多元複雜的議題顯然沒有單一解法,但一般推測一個較民主(不獨裁、不黑箱)或較本土的政權,會使情況改善許多。這兩種期待常是殊途同歸,不少臺港人民認為結論就是解除中共和其在地代理人(國民黨/建制派)的魔爪,迎接一個民主自決的政府。

臺灣那場大選帶來預期的改變,但許多事物也並未改變。國民黨在縣市長層級受到重挫,柯文哲、綠黨、勞動黨寫下各自的傳奇。然而國民黨退往議員、區長、民代、村里長層級打包圍戰,而第三勢力的收穫當然無法跟民進黨相提並論,一切喧囂終歸以兩黨互相消長的方式塵埃落定。至於我黨的臺灣支部當時沒有自己參選,它轉而關注基進側翼的表現,並將其獲得的27277票解讀為左獨學生力量的勝利。

香港大選後,親共的建制派仍穩坐議會7成之多數,但其坐擁龐大行政資源卻仍較2011年流失20席,贏得並不漂亮。這些釋出的席次皆由泛民派與後雨傘革命的新面孔「傘兵」捧走,沒有流向本土派。

至於我黨所加盟的社會民主連線屬於左翼民主派,雖然得票率及部分地區票數皆較2011年成長,但6位參選人全軍覆沒。本土派的勇武、左翼民主派的和理非非皆為人詬病,它們雙雙失利,證明選民不是對太激進/太溫吞的路線有意見,而是寧願信賴泛民那樣中規中矩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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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民主連線秘書長陳德章。Photo Credit: 陳德章

聽聽我黨怎麼說

這些大選除了我個人經歷的巧合之外毫無交集,但又令我有股既視感;過程中,我黨總像個在風雨中大喊「天國近了」的悲情預言家,鮮有人搭理,世界也總在雨過天晴後照常運作。

而我黨評論諸此選戰的邏輯非常一貫(或者說是八股),一貫到像是有個辯證法正反合那樣三段論的公式:這個敘事要有個大反派X(保守黨/國民黨/建制派)、一個乍看之下的替代方案Y(UKIP/民進黨/泛民派)、跟一個我黨指定的真正出路Z。

人民錯將反對X的希望寄託在Y身上,所以在人民覺醒並選擇Z之前,問題會繼續糾纏下去。但Z這次選舉也取得了階段性成果,散播了理念、累積了曝光度,看來人民覺醒的日子不遠了。

盧卡奇曾寫道:「(種族主義)把浪漫的反資本主義運動的一切複雜的思想過程都簡化為種族歸屬問題……把廣大群眾對壟斷資本主義的剝削而產生的憤慨引上反猶太人主義的道路。」(〈理性的毀滅〉第666頁)

他認為反共的德國哲學家們拿「種族」頂替「階級」以解釋社會問題,結果愈往錯誤方向鑽牛角尖,又眼見問題無從改善,群眾焦躁的情緒就愈是催生希特勒的崛起。我黨的立場也有異曲同工之妙,為何人們並未選擇「真正的」出路Z?因為他們被害怕人民覺醒的右翼輿論給誤導了。

但事情有這麼簡單嗎?米洛斯基(Philip Mirowski)曾針對08年大蕭條後的政局開展,提出耐人尋味的問題:現行體制的破產,理應為各種替代方案開啟無限可能性,為何新自由主義反而更加屹立不搖,左翼思潮則依舊乏人問津?

吾人也不妨將這個問題針對臺港形勢量身訂做一個版本:大選體現了社運激發的政治新氣象,但在許多改變都可能成真的氛圍中,左翼卻仍未列為成熟的選項之一,這難道只是左翼所謂虛假意識或文化霸權的作用嗎?

另一方面,值得與英港臺情勢相對照的是,這年還有一場改變世界的選舉,發生在1月25日的希臘。齊普拉斯成為總理,反撙節的激進左翼聯盟躍升國會最大黨,這常被標舉為左翼力量的擡頭。

然而幾個月後,新政府終究屈服於「三頭馬車」的壓力,令各地的左翼一陣錯愕。而齊普拉斯以公投為其反撙節立場添上民意後盾,卻又為了換取紓困方案而同意撙節條件,這更讓我黨對他的印象跌至谷底。他得到的評價就像史達林那樣,代表一個誤導人民、背叛社會主義的路線Y;要對抗帝國主義X,我們仍須期待一個真正的出路Z。

於是我不禁思考,當人們接觸到我黨這種「社會主義的挫敗都要怪右翼誤導或左翼叛徒」的論述時,如何相信我黨握有正確分析問題的能力?如何相信我黨對「真正的」出路之判斷?又如何相信我黨哪天執政的話不會重蹈希臘的覆轍?

否則,一個就算拿下整個國會也未必能解決問題的小黨,如何令人相信幫它爭取那一兩個席次是有意義的?在這幾次選舉中,當我黨同志問人民何時覺醒時,我真正在意的反而是:我們自己何時才會誠懇檢討左翼的困境與錯誤?

責任編輯:孫珞軒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