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颱、暴雨、暖冬，極端氣候早在台灣危害人權，為何「氣候變遷」仍在社會運動中缺席？

文：Hope Hsu（台灣青年氣候聯盟執行長）

氣候變遷、人權，跨國資本與全球化

巴黎氣候高峰會（COP21）於上月底正式展開，而在會議前夕，全球各地都發起了「#全球氣候遊行」的響應行動，要向高峰會談判代表展示各國公民對抗氣候變遷的決心，要求世界各國政府實質承諾。台灣則是由「綠色和平」、「350台灣」、「台灣青年氣候聯盟」與「台灣再生能源推動聯盟」等4個組織，在台北中正紀念堂共同完成「群眾風扇」與「單車遊行」響應行動。

我希望談談這次「#台北單車遊行」 的活動主訊息︰「#PowerTogether」。日前媒體採訪中，350台灣發言人黃靖原說到，它代表將再生能源Power on（開機）與將化石燃料Power off（關機）的過程，相比於「100％再生能源」，我們更希望強調能源轉換的過程。

邀請民眾在「Power Together for ___」底線填下自己為何而來，是希望引起民眾思考自己重視這個議題的原因，藉此啟發民眾的反思對話。最初要在台灣辦氣候遊行，我們就決定以較為軟性的行動，將巴黎峰會、氣候變遷與人權的討論引入台灣。簡言之，這是一個「開啟對話」的過程，而不是「深入對話」的行動。

另一方面，作為台灣少數以氣候變遷倡議為主軸的環境團體，我們也在思考︰氣候變遷這個議題，應如何融入台灣環境運動的論述脈絡？

了解到近期許多環境團體正在積極動員，對造成PM2.5問題的污染源進行改革倡議，而其中最大的排放污染源即為來自雲林麥寮的六輕電廠與台中火力發電廠，空汙與氣候問題同樣是使用化石燃料的孽果，因此我們希望藉相對廣泛的口號，嘗試讓氣候變遷與空氣污染議題論述匯流。

為什麼在此刻，巴黎會議前夕，我們還停留在「開啟」對話的階段？巴黎氣候高峰會（COP21）與巴黎協議，去年之前，在國際上便已經沸沸洋洋的討論，然而在國內卻幾乎都無聲無息，直到上週都還感受不到國內關注巴黎會議的氣氛。我想因此我們必須問到︰相較於農地徵收、核能與空氣污染等議題，為什麼「氣候變遷」從來沒有成為台灣環境運動、台灣社會運動的主流議題？

氣候變遷為何在台灣社會運動中缺席？

台灣的社會運動，從日治時期對參政權的爭取，如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到戒嚴時期與動員戡亂時期對民主自由與言論自由的爭取，如廢除刑法100條與美麗島事件；到近20年來，開始有勞工運動、性別平權、原住民運動、憲改、司法改革等等以基本人權為訴求的運動。

而在環境運動，或許最早起始於解嚴後，1980年代以來，訴求原住民土地權的還我土地運動，與至今近30年的反核運動。我們都知道農地徵收侵害農民生計與權益、空氣污染是健康權議題，核能電廠的營運、選址，包含對偏遠地區人民環境權與話語權的侵害，從這裡可以看到台灣社會運動對基本人權的重視與提倡已經由來許久。

在中南美洲，氣候變遷多半與原住民環境權與居住權共同倡議，在孟加拉及世界各國，氣候與婦女議題緊密連結[1][2]，但在台灣卻似乎總是被當成北極熊與冰山的事情，又或者那看起來就是200年之後才要煩惱的一個名詞。

事實上，和美國不一樣，台灣社會整體對「氣候變遷是事實」的認同比例很高，根據環境資訊協會的調查，台灣8成以上民眾相信它確實存在，而「節能減碳」四字箴言每個人也都朗朗上口，但是我仍然認為，台灣社會對氣候變遷幾乎無感，似乎還只是把它當作一個「中產階級在有閒有錢的時候，可以關心一下的愛地球行動」。

相較於前面提到的其他環境議題，氣候變遷在台灣的主流論述中也很少從人權角度切入探討。但其實回顧台灣遭受極端氣候的影響，根據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做的「台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如越來越強的颱風、越來越極端的降雨頻率等等，這些都已經是很明顯的事實，還有今年強聖嬰現象帶來的暖冬。

極端氣候不但衝擊農業與農民生計，也使得住在海岸邊、山坡上的民眾生命財產受到威脅。在台灣氣候變遷不但是人權議題，而且是現在已經發生的人權危機。

除了探討受衝擊的現象，這裡我們也應該回到昨天「#全球氣候遊行」 ，看看香港遊行論述主筆「#全球化監察」怎麼談氣候變遷與勞工權益，談及在能源轉型和產業轉型的過程中，勞工的基本工資與工作權應受到足夠保障。

若缺乏將氣候變遷與人權共同省思，那我們的愛地球就好像是建立在煤礦勞工權益之上的業餘休閒，理所當然的犧牲一群人的生活尊嚴，去換來「愛地球」。這一段討論，在我們日前「Power Together」的活動論述中沒有觸及，也因此我希望拿這段反思來提醒自己。

「全球化監察」這個組織關心與批判所有資本全球化所導致的不平等現象，而氣候變遷就是由於全球化現象導致的不平等。我認為，台灣社會對全球化反思的討論還不夠主流，這也是氣候變遷在台灣不被重視的原因之一。

Photo Credit: Corbis/達志影像

全球化反思在台灣的缺席

反對全球化的行動最早大約始自於1990年代，而1999年末在西雅圖對WTO談判的抗議行動則最為知名。雖然在WTO開放之後，曾經有關於農產品全球化傾銷的討論、有美牛開放的擔憂，但在我的觀察中，大眾對這些關於全球化反思的社會議題，關注力道遠遠少於對兩岸經貿往流的擔憂。

是什麼歷史脈絡、社會背景，讓台灣社會一直自外於「全球化」，只聽見大家擔心「鎖國」、急於「與世界接軌」的心聲？甚至在反對兩岸服務貿易協定的期間，群眾還必須聲聲口口的強調，「我們不是反對自由貿易，是反對黑箱貿易」？

是不是由於台灣的國際地位，我們對於很多國際議題常常是後知後覺？有一回台灣青年氣候聯盟的夥伴在宣講聯合國氣候會議，台下聽眾問到︰「我們不是聯合國會員國，知道這些事情有什麼用？」，這種眼光的侷限，可能是由於國際地位再加上媒體風氣而成。

而如果再進一步回顧台灣近幾次大型的社會運動，對全球化的麻木無感，是不是也來自於群眾設定「敵人」的慣性思維？或許我們都該思考，怎麼退一步，讓整個世界進入自己的視野，所謂的敵人，不是「國民黨／民進黨」或「中國共產黨」幾個名詞而已。

現存社會結構中，必定會有既得利益者，也必定會有人的權益受到損害，我們永遠都應該去檢視與反思，誰受益了，而誰受害了，這個答案絕對不是「國民黨／民進黨」、「中國共產黨」、「頂新」這麼直觀。

找戰犯永遠是最簡單的，但是「改變」不是抓到戰犯之後鞭數十，趨之別院這麼簡單，在壓迫與被壓迫中，沒有所謂的主要敵人與次要敵人，只有既得利益者與受壓迫的人。就像自由貿易對台灣在地產業的併吞不是只存在於ECFA與兩岸服貿協議，也存在於TPP與WTO。

加拿大記者娜歐米·克萊因在2014年出版的書《這改變了一切》（This Changes Everything）中，討論到氣候變遷與跨國資本主義的緊密連結，談及跨國集團的共犯結構對實質氣候行動的阻止，不但如此，他們反而提出許多高風險、高技術性、高成本的選項，例如地球工程、碳捕捉等等，表面上看似有誠意處理氣候問題，事實上是希望透過這種協商結果，將商業利益讓少數具有跨國資本的大型企業獨吞。

跨國資本公司為了持續賺取營利，藉由「公平貿易」的保護罩，禁止國家法律對在地產業的保護措施，不但藉此將產品低價傾銷至各國，使在地產業式微，更因此阻絕透過購買在地產品減少碳排放量的行動。

在跨國自由貿易之下，既得利益者是跨國公司，受壓迫者是跨國公司的基層員工與在貨品傾銷的競爭之下漸漸弱勢、消失的在地產業；在氣候變遷之下，既得利益者是化石燃料產業的經營者，而我們這些享有便利用電的人也是既得利益者，而受壓迫的人是被強烈颶風奪走性命與家園的人、是被迫要舉家遷移的小島國人民、是那些被迫要把土地與環境委託給我們管理的未來世代。

在有些時候，甚至有可能既得利益者是現在的我，而受害的人則是未來的我。

結語

我希望台灣能嘗試從不同的角度討論氣候變遷，它就跟我們在台灣關注的許多議題一樣重要。是的，我們的論述也許還不夠完備，100％能源也還需要更多討論，更多配套，但我們沒有權利因為「100％再生能源現在還做不到」這種藉口，逃避談論有人正在受害的事實，逃避探討改變的可能性。

能源轉型的過程也可能會有人受傷害，這些也同樣不應被忽略，因此我們應該以人權為基底檢視整個問題，而這也才是民主社會意義的真正實踐。我想我還沒有能力處理這麼龐大的問題︰從氣候變遷與人權在台灣社會討論中無法匯流的現象，到反全球化在台灣的運動力度。但希望從這些粗淺的想法開始，讓更多人反思、討論，然後我們一起行動。改變永遠不是簡單的事，我們都知道，那也是為什麼我們需要你。

[1] 氣候變遷與原住民居住權、婦女權益的關係可參考這篇：【COP20 TWYCC Delegation Day 3 of Week 2 小記】People’s ClimateMarch in Lima & Human Rights Day 
[2] 【COP21×女性】氣候變遷跟性別平等有什麼關係？

責任編輯：孫珞軒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