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男人很麻煩,拍女人很容易,我唯一關心的男人就是張國榮─專訪王家衛御用攝影師杜可風

拍男人很麻煩,拍女人很容易,我唯一關心的男人就是張國榮─專訪王家衛御用攝影師杜可風
Photo Credit:Jan van der Crabben CC BY SA 3.0

文 / 曾芷筠

攝影師杜可風(Christopher Doyle)已經63歲了(1952年生於澳洲雪梨),卻還像個小孩子。他普通話流利,幾乎沒有白種人腔調,穿著皺皺的長衫,一頭凌亂的白色捲髮,開口輕鬆寫意,身體隨著酒精濃度自然搖擺。

他說喝酒不是為了進入創作狀態,只是因為不喜歡吃東西,「啤酒就是我的蛋白質,紅酒是我的礦物質。」我問:「那身體腸胃受得了嗎?」他立刻起身倚著柱子,秀出肌肉擺姿勢,說:「還行吧!」(除非看到健康檢查報告否則應該沒有人會相信。)事實上,他的廣東話、法語、英語也同樣流利,噢!他還會唱「中華民國國歌」。

他最為台灣影迷知悉的身分是得過坎城金攝影機獎、多座香港電影金像獎與台灣金馬獎,王家衛的御用攝影師。1994年《東邪西毒》拿到威尼斯影展最佳攝影,2000年《花樣年華》再度國際上大放光彩,他與王家衛、張叔平的緊密合作,幾乎是一代香港電影的代名詞,但回溯最初,只是因為喜愛這個朋友。「我跟王家衛在一起,一開始是因為張叔平。為什麼那麼多年跟王家衛在一起?是因為我們有一些互補,如果你不關心他、不跟他來往,就算電影賣再多錢,我認為都是失敗的作品。所以我一般不看電影,我看的是人,如果不誠懇、不尊重這些人,那一定是不成功的藝術作品。」杜可風說。

採訪杜可風是一次奇妙的經驗,他沒有任何設限與架子,反而認真盯著我,問道:「妳為什麼做這一行?讀哪個大學?」當我解釋中央大學是國民黨來台後才創立的黨校,位於桃園中壢,他又旋即大笑:「中央大學?那不是應該在日月潭嗎?」他愛台灣的神情溢於言表,但那種愛不是身分或土地認同,而是「台灣給我的啟發太多了,我必須還給它一些。」

他在1970年代就到台灣參與創立蘭陵劇坊,是台灣第一波劇場實驗運動的先鋒實踐者,還與「雲門舞集」、香港劇團「進念二十面相」、張照堂等人合作過攝影,1983年也見證台灣新電影浪潮,與楊德昌合作拍攝《海灘的一天》。杜可風說:「沒有張艾嘉、沒有楊德昌,我現在不會坐在這裡。蘭陵劇坊、賴聲川的劇場讓我認識表演,學習尊重,林懷民的舞蹈讓我肯定人在舞台上移動,在這個框架中去處理光和空間,對我有很大的影響。拍所謂獨立電影,我們必須面對現場的限制,所以我的風格一是來自演員跟攝影機的互動,對我來說,這就是舞蹈;第二,是對空間、舞台的肯定;第三,是一種自由,把演員放在這個空間中,讓他們跟攝影機跳舞,才會是一個對的節奏。一切就像爵士樂一樣自由。」

Photo Credit:香港三部曲粉絲頁

Photo Credit:香港三部曲粉絲頁

一切就像爵士樂一樣自由

「杜可風」這個名字的意涵不只是自由像風的「可風」,也可雨可歌,可農可藝,他當過跑船水手、在以色列墾殖、在泰國行醫、在印度務農,雲遊四方,無所拘束。他語意怪怪地說,「我是澳洲出生,又是杜可風,是一種好精采的自由。」

彷彿杜可風這個名字是一種招牌風格,一種人生態度。而攝影機與軌道使他真正成為了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筆下的漫遊者(flâneur),以頹廢的身體漫遊各地,以全身的神經感知觀看城市空間,與人群氣味緊密連結,呈出滿佈象徵神話的影像。

上一回自己擔任電影導演,已是1999年自編自導自攝的處女作《三條人》(Away with Words),但他還是認同自己是個攝影師,他瞪大眼睛說:「杜導?不要害我失業吧!」

這回拍攝《香港三部曲》(Hong Kong Trilogy: Preschooled Preoccupied Preposterous),先是應香港電影節之邀,拍了短片,即以兒童視角為主的全片第一段〈開門見山〉。影片上網後有高達150萬人次點擊率,因此他與本片的製片孫明莉想發展成長片,後又因著九月底隨爭取普選而發生的「雨傘運動」,杜可風覺得,不能不記錄這個歷史時刻。「以覺得電影需要社會責任感的創作者來說,這樣的歷史時刻,即使先用iPhone、相機、用自己的錢,也一定要拍。我差不多拍了一百部電影,住在香港這麼久,香港給我的東西太多了,我必須還給它一些,這剛好是個讓年輕人開口的機會。我總是很忙、到處鬼混,剛好有雨傘運動,應該拍出來,對我這個年齡層的人說話。」因此,有了後續講述青年的〈愚公移山〉與老者的〈後悔莫及〉,成為香港的老中青三代《香港三部曲》。

製片孫明莉談及,前製訪談陸續花了一年時間,但因風格另類,也沒有明星、明確的故事,甚至搞不清楚是故事片或紀錄片,尋找資金時遇上不少困難。但在雨傘運動期間,許多不同社會身分的人都在街頭上集體創作,本片的訪談與拍攝過程也在這樣的氛圍下逐漸成形,「雨傘運動時,看到那麼多人出來發聲,我們想理解大家想要什麼,因此不是我們說香港的故事,而是去看他們想說什麼。這是一種民主的創作過程,很多香港媒體都問我們政治的問題,電影當然有涉及政治,但我們想創造一個空間,讓香港人說心裡的話。」孫明莉說。

佔領中環期間,杜可風也在街頭拍攝,但因為大家都認得他,無法太自由地拍攝,只好選擇在清晨、半夜時拍攝,「所以裡面關於雨傘運動的場景看起來都很安靜。我們都知道沒有希望、也沒有聰明的答案,但不問問題,就不會有可能性,或是生活中比較積極的精神。年輕人在帳篷中跟朋友一起交換意見,我覺得這對思想、創作、未來都是很精彩且重要的過程。是這股力量推動我們去完成這部電影。」杜可風說。

訪談一年,正式拍攝期只花了十天時間。因著雨傘運動與香港人的身分認同焦慮,杜可風開始訴說這個他居住許久的熟悉城市。「旁白都是訪談時錄下來的,我們選擇比較有吸引力的人物、有趣的旁白,設計比較詩意、拼貼的場景和影像風格。比如小朋友給我們觀看世界的啟發,什麼樣的故事可以配合他們的幻想與對未來的期待?」以攝影、場景調度擴大語言,使之成為一個電影化了的空間結構,其中,演員都是素人老百姓,杜可風把他們放進幻想空間,變成電影故事,因此過程中「每天都有新鮮感,班底也都很有經驗,所以可以很靈活。」

「透過鏡頭,演員會知道我愛他」

靈活並非隨意,而是來自內容、空間、與人本身的總和結果。正如杜可風,說話看似嬉鬧,其實每句話都說得認真,份量十足,他多次提到「我們應該肯定」、「我必須對拍攝對象負責」,所以一旦答應,一旦開始拍攝,就「逃不掉了」。

作為導演,如同對身邊的人保持熱切的觀察與關心,思考他的所見所想。「我憑什麼聽他們說的話?但我天天看到那個人,想知道他怎麼生活,因為他也活在社會之中,做出了很大貢獻。我了解你一部分的喜怒哀樂,也對社會、城市有一點看法,但又可以客觀地去看。這部片就是希望可以有一個新鮮的組合。」

作為攝影師,則是捕捉演員的氣與精神,投入愛與美的互動之中,再將之凝結成影像,分享給觀眾,而攝影師只不過是演員與觀眾之間的橋樑。「為什麼你會喜歡梁朝偉、張曼玉、淺野忠信?他們其實什麼也沒做,但我就想關懷他,想做他的父母、情人、朋友,想跟他發生親密的關係。」

畫面之所以看來很美,「不是因為我的光,而是因為他的氣,我只是製造自己的氣,去配合他們。比如《踏血尋梅》裡的女主角,她看完電影後告訴我:『我沒想過我看起來這麼美!』我不用跟她發生關係,透過鏡頭,她就可以感覺到我愛她。作為攝影師,能做的只是精神鼓勵,演員信任我,知道我愛他,那時候我就必須退一步,必須不存在。」

那麼作為一個異性戀男子,拍男人和拍女人是否有差別?杜可風大笑:「男人很麻煩,女人很容易,我唯一關心的男人就是張國榮,其他我不管。」他說創作與酒精沒有太大關係,卻與女人有關,「女人就像海一樣,是無限的,有海浪,會不斷變化,女人對我來說是最大的精神來源。因為那些互動,想跟他一起合作,才會出現自己可以肯定的東西。」

就如同與製片孫明莉的合作,也是因為先成為朋友,發現她的生活經驗與看法不同,「電影裡訪問很多年輕人,我憑什麼寫他們?如果不是因為信任,為什麼要跟你說這些話?也是因為我有責任感,才能擴大交流。我們相信我們做的東西有存在的意義,相信可以跟更多人分享。」杜可風將目光轉向我:「就像我這個下午接受妳的訪問,一起喝台灣啤酒,也是一種選擇,不是因為真的能對宣傳起多大作用。」人與人之間偶然的遭遇、談話,在杜可風眼中都極其珍貴、美好。

拍一部電影,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很重要

不是因為錢,不是因為故事或導演明星,對杜可風而言,拍電影這件事最重要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到了我這個年齡,已經不需要肯定我會拍戲,數位或膠卷當然有很大的不同,也有不同特點和結果,但數位或膠卷不是問題,而是年輕人的視覺經驗跟我完全不一樣,現在大家每天盯著手機超過六小時。但年輕人會給我很多啟發,比如我最近拍了一部關於足球的電影,我完全不懂足球,因此我會跟著導演走,看他怎麼看。我跟著你學習,才會有共同的語言。攝影師必須用另外一種角度,來呈現另外一種面貌,給他分享的機會。」

別看杜可風放蕩不羈,夜半工作整晚想著怎麼解決問題、長時間的拍攝工作沒辦法睡覺、與劇組每天幾乎24小時在一起,也是他必須付出的代價。「有朋友說羨慕我,我想這只是生活的選擇。犧牲一些,就會得到一些。為了創作,我必須犧牲一些東西,比如說我真的沒有家,天天都在飛機上、住酒店。有些朋友為了養家、讓小孩上學,就沒有辦法這樣過活。拍電影特別辛苦,拍廣告就像上班族一樣,而且錢很多。」

長到63歲,講到「我們年輕人」這個詞時,杜可風卻是挺起胸膛,樂於用自己的名聲為年輕人開路。「以前有藝術電影,但現在沒有中型電影,只有好萊塢商業大片和獨立小製作。我們年輕人怎麼跨過去、製造機會?就算有影展曝光,也不一定會有發行商有興趣。」

趁著雨傘運動一周年,《香港三部曲》在香港透過網路訂票包場、kick starter群眾募資,「就像蚊子電影院的精神,與觀眾一起創造自己的空間。我們必須調整拍電影的方式、與觀眾溝通的方式,否則很多電影根本不可能存在。」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除了年輕的香港電影創作者,杜可風也一直積極與各國導演合作,例如近期菲律賓實驗電影導演卡文(Khavn)的《殺手情歌》(Ruined Heart, 2015),還有翁子光導演、入圍今年金馬獎最佳攝影的《踏血尋梅》(Port of Call, 2015),產量驚人,跨域既深且廣,然而一開始,都只是因為單純的人際交往。

談到《殺手情歌》,杜可風說:「根本不知道在幹嘛,你知道那部片在幹嘛嗎?但我覺得難得跟一個瘋子(指卡文)合作五天,滿足他的幻想,給他另一個面貌,何不呢?」

至於製作達一定規模的《踏血尋梅》,「我很久沒跟郭富城合作了,我想把他拍得好看一點、把胖子(指白只)拍得性感一點、把女主角的身體拍得美一點,這樣的互動很美。能跟他們有這麼親切的來往,真是太榮幸了。我的生活、電影,跟我來往的對象沒有不同,電影只是結果,過程是最重要的。因為這樣的合作精神,電影會有一種開放性,觀眾也會比較有新鮮感。」

接下來,杜可風會在檳城拍一部使用福建閩南語的電影,因為檳城的人有60%來自福建,「這也不可能有市場,但如果不用福建話,不可能表達他們心中的想法。」快速節奏遊走諸多城市,在當下的聚合中密切掌握空間氛圍,化為詩意風景,這似乎是一個一輩子拿攝影機的人,獻給世界最浪漫的態度。

最近,杜可風也創作藝術,與寫出陳可辛《武俠》片頭題字的女書法家許靜合作,在上海展出。而下一個導演計畫,還是關於香港。「我跟香港人有相同的困惑,對未來有同樣的期待,從這裡開始,就不能不負責任。有人說我是澳洲出生,但我已經四十多年不住那裡,沒辦法拍。」

對於香港,則說:「我們如果不開口、不分享、不肯定,就會被分開,他們就會決定一切,但抱歉我們不接受。」杜可風要尋找的,是未來的自由與美麗。

本文獲授權轉載,文章來源:放映週報

責任編輯:鄭少凡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