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行動」是人類活動的最高境界——淺談漢娜鄂蘭《人的條件》

「政治行動」是人類活動的最高境界——淺談漢娜鄂蘭《人的條件》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漢娜鄂蘭一生的思想大抵可在1958年出版的《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書中看出完整的輪廓。

文:葉浩(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2015年12月4日是二十世紀最具原創性與現實關懷的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75)辭世四十週年的紀念日。她一生的思想大抵可在1958年出版的《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書中看出完整的輪廓。

「政治行動」是人類活動的最高境界

此書稱得上她最有系統的一本,結構清楚,包括:

  1. 一組關於勞動(labour)、工作(work)、行動(action)三種人類主要活動的概念分析,實際上也是一套生命哲學,鑲嵌於一個完整的生命哲學;
  2. 以這套生命哲學所高舉之「行動的生活」為核心,同時批判西方兩千年的政治傳統與政治哲學傳統;
  3. 從此一生命哲學衍生出來,一方面強調行動的集體性,一方面正視所有行動存在不可預期的風險與失敗可能性之政治哲學。

據鄂蘭所理解,人與物之別在於人可以工作,能按照計畫來製作東西,不像動物只能依靠本性,既不能計劃未來,也無法生產可以在自己生命結束時還繼續存在的東西。更重要的是,人可以行動,也就是一群人共同進行、完成一件事情。這樣的事情可以不朽,因為人們會繼續記得這一件事,會去理解其意義,只要社群繼續存在他們就是不朽,事件也是不朽。

進一步解釋,「勞動」是人跟動物最接近的活動,關乎生存,其結果也與動物性生命同起同滅。「工作」則是人發揮與動物有別的人類特性才能從事得更高一階活動,關乎生活因為其結果可以相對持久,同時也創造了人與人能夠互動、界定自我身份的世界——亦即一個屬於我們所創造,也為我們和後代而存在的世界。

至於她所謂的「行動」,則本質上必然是政治性的活動,也是唯一有意義的不朽形式——不朽,不是企圖逃離現世生活,進入永生,而是開創一個足以影響後世的事件,其意義只要後代存在便能不斷傳頌下去,就是個人生命得以不朽的方式。

鄂蘭對西方哲學與政治傳統的批判

上述想法對於西方的政治哲學傳統與政治傳統有兩個主要意涵。為了掌握其意涵,我們必須理解,勞動、工作、行動三者其實分別各自對應一種時間觀:肉體死亡即消失的個體「生命」時間,工作所製作出來的物品在世界上所能持「存續的時間」(往往比製作者還久),以及行動的「不朽」[1]。

事實上,另一個至關重要的「新生/起始」(natality)概念也貫穿上述三種時間觀。對鄂蘭而言,所有人都是以一個「新的生命」進入世界,也就是世界的生物因果關係,即使會死亡,出生之後便盡可能維持自身的生存——生,才是重點,才是人的本質,而非死亡,因為死亡不過是生的終點。作為一個製造者,人們亦可創造出新的東西。作為政治性的人類行動也是如此。一個真正的行動就是打破既有的因果關係,開啟一個新的因果鏈結——例如制憲或革命建國。

讀者可見,首先,相較於基督宗教將不朽建立在「(死後的)永生」的概念之上,無論理解為「時間上的永遠存在」或「超越時間與空間的存在」,鄂蘭不僅強調「新生/起始」的人類潛力,也讓「不朽」概念轉化為一個在「人世間」可企及的理想。 再者,鄂蘭的政治哲學一方面反對那種強調「普世」人類皆具有「自利理性」的社會契約論傳統,一方面反對那些以提出理想國藍圖為目的之西方政治哲學傳統。

Hannah Arendt and Heinrich Bluecher|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Hannah Arendt and Heinrich Bluecher|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事實上,鄂蘭反對西方政治哲學傳統還有另一個理由:因為自柏拉圖以降,包括奧古斯丁結合柏拉圖哲學與基督教思想而成為基督教神學,過於強調「沈思的生活」(vita contemplativa)而貶抑「行動的生活」(vita activa)。對鄂蘭而言,哲學興起前的古希臘文明,是最看重政治行動的時代。政治,就是所有平等且自由的人共同參與,集體決定關乎眾人命運的各種決定。然而,柏拉圖哲學以及基督教神學,卻徹底閹割了人類替自己開創新局的行動能力。

進入現代之後,更是變本加厲。以「社會契約」傳統為基礎的代議民主 [2],不僅讓政治轉化為少數人才具有特權參與的活動,更讓政治運作淪為「立法」工作,而且是主要關乎經濟與民生的立法工作。這無疑是一種政治權力的剝奪,同時也讓原先關乎「公領域」的政治,淪為只看「私領域」的墮落。是故,政治淪為動物生存層次的關心,性質上如同製作的機械式單調工作,再也不是關乎集體命運、可以成就偉大事蹟的行動。

原初,鄂蘭替《人的條件》取的書名是「Amor Mundi」(愛這世界),不僅暗示對於柏拉圖與基督教神學的反叛,也高舉古希臘政治的行動傳統。不過,鄂蘭所界定的行動,蘊藏風險、不確定性以及各種意外的可能 [3]。同時,鄂蘭所界定的政治行動蘊藏開放性,可以如同美國革命那樣起薪開創一個新的因果鏈結,也可能如同法國大革命以失敗告終——成功與失敗的可能性,主觀上懸乎參與者的一念之間,客觀上則有賴集體意志和既有因果鏈結的對抗,包括認知能力、情勢的判斷,以及集體或個人意志的強弱。

政治希望之所在

在鄂蘭眼裏,伴隨這種開放性而來的是政治希望的所在。首先,「偉大」是可能的。就個人而言,參與政治也就是進入公領域,不僅必須揭露自己的一切,失去一切私領域的法律保護,在公眾面前扮演起一種特定的角色與身份,然而也因此可以成就領導國家乃至於創建新國家的不朽。就集體而言,作為共同的意志展現可能遭受各種人為與自然條件的阻饒,但也因此造就了一個(新)國族的偉大,寫入人類歷史之中,可歌可泣的一頁。

再者,「原諒」(forgive)是可能的。正視政治行動同時存在失敗與成功的開放性,意味著失敗的行動有原諒的基礎。原諒,事實上也是一種開創,亦即結束之前事件的因果鏈結,同時避免冤冤相報的暴力循環,重新開始——正好符合「行動」的界定本身。至於實際的做法,則不外採取一方「承諾」,一方「信任」的形式。是故,原諒讓我們從過往歷史之中解脫,承諾則讓我們對於未來有一個共同期待;一個社群若想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兩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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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整理數十萬張空拍影像,就像一場馬拉松: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數位典藏」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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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是齊柏林畢生在做的事,也是看見・齊柏林基金會要接力做下去的事。打造一座把台灣存起來的影像資料庫,讓齊柏林留下的影像資產得以傳承世代,「數位典藏」計畫需要你我一同支持響應。

2017年,《看見台灣》的導演齊柏林匆匆離開這個世界,留下無數珍貴空拍影像資產;這些跨越1990年代到2017年、長達25年台灣自然與人文地景變遷的真實紀錄,不只保留了台灣之美,更在學術研究、環保倡議和環境教育上有著無可取代的價值。然而,龐大的影像素材需要經過「數位典藏」才能被有效應用,因此「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成立的初衷,就是為了承接數位典藏的使命,讓齊導畢生的心血,能夠世代傳承,發揮永續的影響力。經過兩年的摸索,基金會最終研擬出最合適的數位典藏計畫,不只將齊導作品數位化、分類歸檔,更要建置線上影像資料庫,並將繼續記錄台灣的使命傳承下去。

根據看見・齊柏林基金會統計,齊柏林導演在空中拍攝超過2500小時所累積的影像,約為10萬張空拍底片、50萬張數位照片,上千小時的空拍影片;要為如此龐大的影像資料建檔與整理,勢必耗費許多金錢、時間與人力。不過,只要能集結眾人之力,這一場數位典藏人員及專業志工接力的馬拉松,將會是美麗而撼動人心的一段旅程。

「數位典藏」做什麼?

數位典藏(digital archive),意思是將有保存價值的實體或非實體資料,透過數位化(諸如攝影、掃描、影音拍攝、全文輸入等)與加上屬性資料等詮釋資料(Metadata),建立數位檔案的形式,作為永久保管儲存。

而看見・齊柏林基金會的數位典藏計畫可分為三大工作線,分別為:

  • 傳統底片組:挑選底片→掃描成數位檔案→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 數位照片組:挑選照片→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 空拍影片組:挑選影片→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除了要將齊導留下來的影像作品數位化歸檔,數位典藏計畫還包括改版建置「iTaiwan8影像資料庫」,也就是建設完整的線上影像資料庫系統,讓齊導作品更便於靈活運用,也能讓更多世人看見。

飛行2500小時累積的空拍影像,怎麼整理?

  • 整理底片/數位掃描

數位典藏組專員詹宇雯的工作,是負責整理傳統底片。即便存放在防潮櫃中,傳統底片仍面臨逐漸老化褪色的壓力,需要與時間賽跑進行數位化保存;然而大多未經篩選的10萬張底片,有些因為直升機震動導致些微的畫面模糊,也有因飛行路線連續較重複的地景構圖,而詹宇雯的其中一項任務,就是拿著放大鏡一一檢視精挑,並標註定位和勘誤照片資訊。

「整理底片最常發生的問題就是人工出錯,因為以前留下的資料可能是齊導或其他志工整理出來、用手寫的,貼紙可能貼錯或資料寫錯。」詹宇雯說起某次經驗,當時有一張台北車站的照片被貼了很多年份,為了找出正確年份,她試圖辨識照片裡招牌跑馬燈上的氣溫、股市市值等資料,交叉比對推斷出正確年份。雖然偶有這種偵探辦案一樣的趣事,但大多數時候是耗費專注度與眼力的過程。

完成底片挑選的階段,接著進到底片掃描數位化。然而,這步驟並不容易,除了整體的影像品質控制與檔案管理,齊柏林導演留下的底片最遠距今至少11年,老化褪色的底片容易出現色彩偏誤,須進行色彩還原,再修掉畫面上的髒點、存成解析度高的數位影像才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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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整理傳統底片的過程,必須拿著放大鏡一一檢視精挑,標註定位和勘誤照片資訊。
  • 建立屬性資料

所謂「建立屬性資料」,其實就是為影像添增各種描述紀錄的資訊,有了這些資訊,龐大的影像資料才能被有效率的搜尋、管理。數位典藏組副組長陳宣穎表示,以齊導拍攝的影像為例,包含:拍攝主題、地點及詮釋地景的關鍵字都屬於此範疇;而其中投入最多時間的便是「定位」和「建立關鍵字」這兩項任務。

「定位」指的是找出拍攝主體所在地點和座標,有時可透過既有的飛行軌跡紀錄來推測,但更多時候是在沒有軌跡紀錄的狀態下,憑藉地理知識及照片上的蛛絲馬跡判讀位置。如果影像拍攝年代久遠,或是地景變化很大,就需要運用更多歷史圖資或佐證資料去搜索、推論。

「我們要一張一張照片判讀,建立屬性資料。像是早期的傳統相機沒有定位功能,常常看到照片中只有一大片山稜線,此時我們就要仔細比對地圖、衛星影像,想辦法查找,盡可能貼近正確。」陳宣穎說。

「建立關鍵字」看起來似乎相對輕鬆,然而事實上,光是決定有哪些關鍵字可以使用,就是一門功夫。第一步必須辨認影像中的景物,例如一塊農田種植的是什麼作物,就必須蒐集其他資料輔助判斷;其次,由於空拍照片尺度不一,在畫面中佔比多大的景物需要設立關鍵字,也需要經過討論訂定規則;最後,還必須從使用者的角度思考,依據一般人的搜尋習慣設立關鍵字。

因此,在建立屬性資料的過程中,看見・齊柏林基金會也特別諮詢多位專家,共同研究規劃出適合台灣空中影像的關鍵字建置邏輯,並以此基礎進行分門別類、校正檢核,確保影像被妥善歸納及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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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建立屬性資料時需要大量對比地圖,並依照訂定好的規則建立屬性資料,使歸納邏輯一致。
  • 影音資料典藏

相較於照片整理,動態影片的典藏工程更為多元複雜。首先,要針對近千小時空拍影片進行盤點,接著進行特殊格式轉檔與備份,再逐步建立邏輯編碼、標示檔案管理方式,以推動後續屬性資料建立。

「影片整理最大的兩個挑戰,其一是影片內容橫跨的範圍很大,導演可能是台中起飛、屏東降落,因此要去判斷每個影片節點的地景定位;其二是飛機上升的垂直範圍很大、晃動又劇烈,有時候會遇到『果凍效應1』致使內容失真。」影音製作組專員鄭宇程說明,由於各時期的影片拍帶檔案格式、影像內容品質、影片時長都不同,大大增加了管理建檔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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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影音資料的典藏,需要讀取大量的檔案,逐格檢視、分段建立屬性資料、調色等。

加入數位典藏的馬拉松,傳承接棒台灣之美

從一步步定義操作流程、統一色彩管理語言、購置影像處理設備等,到培訓志工與實習生、讓人力支援一步到位、避免巨量資料的協作過程中出現錯誤,都是數位典藏計畫的範疇。多元內容創意部副總監王俐文表示,「數位典藏」四個字說來簡單,但過程繁複龐雜,需要所有人一致的專注、耐心、細心、以及熱忱。

「iTaiwan8影像資料庫」作為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數位典藏計畫的目標之一,改版上線只是第一步,接下來除了完成龐大影像資料的典藏,更大的挑戰是要繼續記錄台灣,讓影像不會只停留在2017年。

「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是齊導畢生在做的事,也是基金會要接力做下去的事。而數位典藏計畫,就是齊導生命的延續,也是基金會動力的源頭。要打造一座把台灣存起來的影像資料庫並不容易,看見・齊柏林基金會亟需各界的支持,共同建置屬於台灣最美的影像資料庫。讓我們一起守護齊柏林留下的影像資產,讓土地脈動的珍貴影像得以傳承世代,發揮更多價值。

捐款支持看見・齊柏林基金會,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


註1:果凍效應(rolling shutter)是數位相機CMOS感光元件的一種效應,當使用電子快門來拍攝高速移動的物件時,原本垂直的物件拍攝出的畫面卻為傾斜甚至變形。(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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