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列電車正朝五名軌道工人行駛,有權抉擇的你,會讓電車切換到只有一名工人的支線嗎?

一列電車正朝五名軌道工人行駛,有權抉擇的你,會讓電車切換到只有一名工人的支線嗎?
Photo Credit:Marcus Balcher CC BY SA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哲學想要找出的是:是什麼東西讓一個行為成為道德正確,什麼又讓一個行為在道德上錯誤?

作者:易夫斯‧波沙特(Yves Bossart)

請想像一下,你觀察到一列無人駕駛的電車,正朝著五名軌道工人疾駛過去。這些工人都帶著護耳罩,而且因為軌道旁幾乎無處可閃,所以沒有可能逃脫,這列電車將會輾死那五名工人。

只有你還可以阻止這場災難,意思是說,你可以切換轉轍器,開關的把手就在你的旁邊。然而請注意:如果你切換轉轍器,電車將切換到另一條支線上,而那條線上也有一個工人,電車如果駛過去,他也將會喪生。

然而你就只有這兩個選項。要麼你什麼也不做,讓五個人死去,要麼你切換轉轍器,讓一個人死亡。你怎麼選擇?讓電車改道,好讓只有一個軌道工人死去並讓另外五個人得以活命,這樣是對的嗎?

如果你想的是「只死一個比死五個好」,那再請你想像一下下面這個類似的、而且有點殘忍的狀況:假設這輛無人駕駛的電車正往五名工人駛去,這次沒有轉轍器,也沒有第二條軌道。你本人站在橋上,電車正要從橋下衝過去,唯一可以阻止電車的辦法,就是把站在你旁邊的胖子推下橋去,讓他卡在電車之前,使電車停下來,五名軌道工人就能得救,可是這位胖子當然就死了。

你會怎麼做?你會要殺害這個胖子,以便救那五條人命嗎?

我們很難知道,自己在這樣的情況下實際上會如何反應,不過這也完全不是重點,重點在於,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應該怎麼做;什麼才是道德正確的?什麼才是比較好的?至於現實中這種狀況是否幾乎從未出現,同樣也完全不重要。

藉由這兩個及其他類似的案例,哲學想要找出的是:是什麼東西讓一個行為成為道德正確,什麼又讓一個行為在道德上錯誤?為什麼這樣做是好的,那樣做又是壞的?這些思想實驗讓我們看到,我們的道德方向感怎麼運作,以及,它哪裡需要修正。

這些電車的例子非常出名,起先是由英國的哲學家菲麗帕‧傅特(Philippa Foot,1920-2010)在1960年代提出,後來由美國哲學家朱蒂絲‧湯普森(Judith Jarvis Thompson,1929-)改編成許多不同的版本。

直到現在都還有人在研究這些「電車問題」(trolley problems),連心理學陣營都不缺席,不久前有研究指出,如果用外語敘述案例的話,會有更多人覺得應該把那位胖子推下橋去,這大概是因為使用外語會產生一定的距離感,理性計算的思維也會被啟動。然而這只是初步的假說,讓我們在這裡把心理學忘掉,回到這些哲學問題。

積極與消極的道德差異

在電車問題裡,湯普森特別關注的是:積極的作為與消極的不作為之間,道德上存在著怎樣的差異;因為我們常常覺得,做壞事比不做好事更應該受到譴責,即便兩者造成的結果相同。請想像一下:

你參加選美比賽,跟競爭者一起在舞臺後方等待登臺,當坐在你旁邊的女孩站起來、往舞臺前走去時,你看見她的衣服上染到一大塊咖啡污漬。你本來可以把她叫回來,但是轉念一想,這樣你就少了一個競爭者,獲勝的機會就更大了,所以就沒說話。

這種行為已經不太好了,但是再請你想像一下,這塊咖啡污漬就是你偷偷倒在她的衣服上的。那這是不是糟糕許多?是的話,為什麼?

為什麼動手殺死兒童,比起讓兒童餓死,是更壞的事?前者我們永遠不會做,但是我們天天讓後者發生,所以,在殺害跟讓人死亡之間,一定存在道德的差異。不過光是說「沒做的事就沒有罪過」是不夠的,因為誰要是沒有給他養的貓咪喝水,以至於貓渴死了,那他雖然沒做什麼,但還是有罪過。有些人甚至會說,是他造成了貓的死亡,儘管他實際上什麼事也沒做。積極的作為跟消極的不作為之間的差異,是很難界定的。而且為什麼其中一個比另外一個更壞,也並不很清楚。

內在的道德方向盤

讓我們把分辨動手與坐視不管這個棘手的問題放在一邊,回來關注電車的問題。你現在會怎麼決定?你會在第一個例子切換轉轍器,但是在第二個例子不把那位胖子推下陸橋嗎?

大多數人認為,在第一個例子切換轉轍器是正確的,儘管這樣做會導致某人死亡──「死一個比死五個好」,這是他們的理由。然而你卻覺得,無論如何都不應該把那位胖子推下橋,即便那樣就可以拯救五條性命。

為什麼在第一個例子裡可以「用一條人命救五條人命」,在第二個例子裡卻不可以「用一條人命救五條人命」?差別在哪裡?兩個例子都有積極的作為:第一個例子是扳動把手,第二個例子是把人推下陸橋,結果也一樣:都是一人喪生五人獲救。

Photo Credit:Paul CC BY SA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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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有什麼不同?一個常見的回答是:「在第二個例子裡,我就是直接且有意地殺人了」。確實,我是用自己的雙手抓住那位胖先生,並故意把他推向死亡。讓我們把這兩個重點看得更仔細一點。

身體的接觸或許是心理障礙,不過這裡要問的是,接觸與否,在道德判斷上重要嗎?引爆炸彈導致十萬人死亡,比起動手一個接一個地殺死十萬人,道德上有比較好嗎?從心理因素的角度來說,引爆炸彈比動手殺人要簡單,但是道德上可譴責的程度大概是一樣的。

在胖子的案例上,我們還可以把道德問題跟心理問題明明白白地分開來:我們現在假設,那位胖先生是站在一個活板門上;你可以從遠處用把手讓那扇門向下打開,這樣一來,你在兩個電車案例裡的動作就完全一樣了:你只要扳動把手就好。在一個例子裡你讓電車走上另一條軌道,導致一人喪生,在另一個例子裡,你打開活板門,導致他掉下去,擋住了電車,並因此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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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整理數十萬張空拍影像,就像一場馬拉松: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數位典藏」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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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是齊柏林畢生在做的事,也是看見・齊柏林基金會要接力做下去的事。打造一座把台灣存起來的影像資料庫,讓齊柏林留下的影像資產得以傳承世代,「數位典藏」計畫需要你我一同支持響應。

2017年,《看見台灣》的導演齊柏林匆匆離開這個世界,留下無數珍貴空拍影像資產;這些跨越1990年代到2017年、長達25年台灣自然與人文地景變遷的真實紀錄,不只保留了台灣之美,更在學術研究、環保倡議和環境教育上有著無可取代的價值。然而,龐大的影像素材需要經過「數位典藏」才能被有效應用,因此「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成立的初衷,就是為了承接數位典藏的使命,讓齊導畢生的心血,能夠世代傳承,發揮永續的影響力。經過兩年的摸索,基金會最終研擬出最合適的數位典藏計畫,不只將齊導作品數位化、分類歸檔,更要建置線上影像資料庫,並將繼續記錄台灣的使命傳承下去。

根據看見・齊柏林基金會統計,齊柏林導演在空中拍攝超過2500小時所累積的影像,約為10萬張空拍底片、50萬張數位照片,上千小時的空拍影片;要為如此龐大的影像資料建檔與整理,勢必耗費許多金錢、時間與人力。不過,只要能集結眾人之力,這一場數位典藏人員及專業志工接力的馬拉松,將會是美麗而撼動人心的一段旅程。

「數位典藏」做什麼?

數位典藏(digital archive),意思是將有保存價值的實體或非實體資料,透過數位化(諸如攝影、掃描、影音拍攝、全文輸入等)與加上屬性資料等詮釋資料(Metadata),建立數位檔案的形式,作為永久保管儲存。

而看見・齊柏林基金會的數位典藏計畫可分為三大工作線,分別為:

  • 傳統底片組:挑選底片→掃描成數位檔案→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 數位照片組:挑選照片→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 空拍影片組:挑選影片→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除了要將齊導留下來的影像作品數位化歸檔,數位典藏計畫還包括改版建置「iTaiwan8影像資料庫」,也就是建設完整的線上影像資料庫系統,讓齊導作品更便於靈活運用,也能讓更多世人看見。

飛行2500小時累積的空拍影像,怎麼整理?

  • 整理底片/數位掃描

數位典藏組專員詹宇雯的工作,是負責整理傳統底片。即便存放在防潮櫃中,傳統底片仍面臨逐漸老化褪色的壓力,需要與時間賽跑進行數位化保存;然而大多未經篩選的10萬張底片,有些因為直升機震動導致些微的畫面模糊,也有因飛行路線連續較重複的地景構圖,而詹宇雯的其中一項任務,就是拿著放大鏡一一檢視精挑,並標註定位和勘誤照片資訊。

「整理底片最常發生的問題就是人工出錯,因為以前留下的資料可能是齊導或其他志工整理出來、用手寫的,貼紙可能貼錯或資料寫錯。」詹宇雯說起某次經驗,當時有一張台北車站的照片被貼了很多年份,為了找出正確年份,她試圖辨識照片裡招牌跑馬燈上的氣溫、股市市值等資料,交叉比對推斷出正確年份。雖然偶有這種偵探辦案一樣的趣事,但大多數時候是耗費專注度與眼力的過程。

完成底片挑選的階段,接著進到底片掃描數位化。然而,這步驟並不容易,除了整體的影像品質控制與檔案管理,齊柏林導演留下的底片最遠距今至少11年,老化褪色的底片容易出現色彩偏誤,須進行色彩還原,再修掉畫面上的髒點、存成解析度高的數位影像才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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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整理傳統底片的過程,必須拿著放大鏡一一檢視精挑,標註定位和勘誤照片資訊。
  • 建立屬性資料

所謂「建立屬性資料」,其實就是為影像添增各種描述紀錄的資訊,有了這些資訊,龐大的影像資料才能被有效率的搜尋、管理。數位典藏組副組長陳宣穎表示,以齊導拍攝的影像為例,包含:拍攝主題、地點及詮釋地景的關鍵字都屬於此範疇;而其中投入最多時間的便是「定位」和「建立關鍵字」這兩項任務。

「定位」指的是找出拍攝主體所在地點和座標,有時可透過既有的飛行軌跡紀錄來推測,但更多時候是在沒有軌跡紀錄的狀態下,憑藉地理知識及照片上的蛛絲馬跡判讀位置。如果影像拍攝年代久遠,或是地景變化很大,就需要運用更多歷史圖資或佐證資料去搜索、推論。

「我們要一張一張照片判讀,建立屬性資料。像是早期的傳統相機沒有定位功能,常常看到照片中只有一大片山稜線,此時我們就要仔細比對地圖、衛星影像,想辦法查找,盡可能貼近正確。」陳宣穎說。

「建立關鍵字」看起來似乎相對輕鬆,然而事實上,光是決定有哪些關鍵字可以使用,就是一門功夫。第一步必須辨認影像中的景物,例如一塊農田種植的是什麼作物,就必須蒐集其他資料輔助判斷;其次,由於空拍照片尺度不一,在畫面中佔比多大的景物需要設立關鍵字,也需要經過討論訂定規則;最後,還必須從使用者的角度思考,依據一般人的搜尋習慣設立關鍵字。

因此,在建立屬性資料的過程中,看見・齊柏林基金會也特別諮詢多位專家,共同研究規劃出適合台灣空中影像的關鍵字建置邏輯,並以此基礎進行分門別類、校正檢核,確保影像被妥善歸納及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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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建立屬性資料時需要大量對比地圖,並依照訂定好的規則建立屬性資料,使歸納邏輯一致。
  • 影音資料典藏

相較於照片整理,動態影片的典藏工程更為多元複雜。首先,要針對近千小時空拍影片進行盤點,接著進行特殊格式轉檔與備份,再逐步建立邏輯編碼、標示檔案管理方式,以推動後續屬性資料建立。

「影片整理最大的兩個挑戰,其一是影片內容橫跨的範圍很大,導演可能是台中起飛、屏東降落,因此要去判斷每個影片節點的地景定位;其二是飛機上升的垂直範圍很大、晃動又劇烈,有時候會遇到『果凍效應1』致使內容失真。」影音製作組專員鄭宇程說明,由於各時期的影片拍帶檔案格式、影像內容品質、影片時長都不同,大大增加了管理建檔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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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影音資料的典藏,需要讀取大量的檔案,逐格檢視、分段建立屬性資料、調色等。

加入數位典藏的馬拉松,傳承接棒台灣之美

從一步步定義操作流程、統一色彩管理語言、購置影像處理設備等,到培訓志工與實習生、讓人力支援一步到位、避免巨量資料的協作過程中出現錯誤,都是數位典藏計畫的範疇。多元內容創意部副總監王俐文表示,「數位典藏」四個字說來簡單,但過程繁複龐雜,需要所有人一致的專注、耐心、細心、以及熱忱。

「iTaiwan8影像資料庫」作為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數位典藏計畫的目標之一,改版上線只是第一步,接下來除了完成龐大影像資料的典藏,更大的挑戰是要繼續記錄台灣,讓影像不會只停留在2017年。

「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是齊導畢生在做的事,也是基金會要接力做下去的事。而數位典藏計畫,就是齊導生命的延續,也是基金會動力的源頭。要打造一座把台灣存起來的影像資料庫並不容易,看見・齊柏林基金會亟需各界的支持,共同建置屬於台灣最美的影像資料庫。讓我們一起守護齊柏林留下的影像資產,讓土地脈動的珍貴影像得以傳承世代,發揮更多價值。

捐款支持看見・齊柏林基金會,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


註1:果凍效應(rolling shutter)是數位相機CMOS感光元件的一種效應,當使用電子快門來拍攝高速移動的物件時,原本垂直的物件拍攝出的畫面卻為傾斜甚至變形。(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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