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家人角色需要《跨國灰姑娘》代理,家也變成了「職場」:台灣人筆下的外籍家事工眾生相

當家人角色需要《跨國灰姑娘》代理,家也變成了「職場」:台灣人筆下的外籍家事工眾生相
Photo Credit: 行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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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傭距離人們如此接近,卻又如此遙遠,人們對幫傭常畏而遠之,卻又無法免除對幫傭的需要。究竟是什麽造成了這種「欲迎還拒」的心態?作者藍佩嘉以學理和感性並行的筆觸,剖析了台灣的幫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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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廖明威(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文系學生,辯論員。)

許多人的家庭記憶當中,「Kakak」(馬來語「姐姐」,即家務勞工或幫傭丶女傭)的身影並不陌生,模糊的面孔,拎書包丶洗衣掃地的背影,伴隨許多人度過童年。是否僱用幫傭丶對幫傭的埋怨,更常是街坊閒聊的話題。

幫傭距離人們如此接近,卻又如此遙遠,人們對幫傭常畏而遠之,卻又無法免除對幫傭的需要。究竟是什麽造成了這種「欲迎還拒」的心態?誰是雇主?誰是幫傭?藍佩嘉的《跨國灰姑娘》,以學理和感性並行的筆觸剖析了台灣的幫傭問題。幫傭制度大同小異,書中歸納的制度結構更可與馬來西亞互相對照。藍氏以兩年時間接觸幫傭群體,書中的訪談和故事,更是此書值得一讀之處。

在一般人眼中,幫傭無非是為了薪金,才離鄉背井出國工作的可憐人。藍氏卻告訴讀者,驅動幫傭出國勞作的原因更為複雜。政府為了解決勞動力過剩的問題,鼓勵幫傭出國工作。許多幫傭也並非無知女性,反而如同新時代女強人,為了掌握自身命運,才選擇到國外工作。除了能夠到國外進行「現代化的朝聖」,還能避開長輩對生活的種種限制,更能幫補家用,受到親友的推崇和羨慕。心理和經濟上的雙重因素,才是這群女性飄洋過海的原因。

女傭介紹所總是將「女傭」形塑成專業、聽話、乖順的「商品」,也宣傳某一種中產家庭的經濟地位與舒適安逸生活的想像:得體的先生、妻子與小孩,還有一個幫傭將家裡打理得井井有條。Photo Credit: Corbis/達志影像

同樣的,雇主也並不只是貪圖方便的富有人家。藍氏寫到,負責僱用和管理幫傭的,往往是家庭中的女主人。在中產階級日益擴張的新興城市,女性獲得了工作機會,卻未曾擺脫「男主外,女主內」觀念的束縛。聘請幫傭,除了能讓女主人有更多休閒時間,也使她們有機會開拓事業;更能以幫傭為籌碼,證明自己有能力工作、家務一把抓,和長輩爭奪家中主導地位。

幫傭制度讓這兩類女性相遇,卻不保證她們會有美滿的結局。藍氏寫到,儘管雇主自己聘請幫傭代勞家務,卻也同時害怕她們和孩子丶丈夫的親密關係會因此而被取代,對幫傭的監控因此在所難免。

工作條件惡劣丶缺乏個人空間的幫傭,因而承受的壓力也就更大。儘管雇主和幫傭可能通過協調取得某程度的和諧,但幫傭依舊只是「代理家人」,是需要監督的對象。家同時也成了職場,不再是家人可以全然放鬆的避風港。

此時,家庭更彷彿是全球化的縮影。藍氏寫到,不同階層丶國籍的人,雖然因全球化而交會,卻也隨之凸顯了身份和界限。雇主和幫傭,以及不同國籍的幫傭之間,都不斷地通過塑造和再現刻板印象,強調不同群體的差異之處。

教育水平較低的印尼籍幫傭,會以自己的「溫順」自豪,多受過高等教育的菲律賓籍幫傭則以「聰明」自視。雇主往往視幫傭為「落後」、「骯髒」,自己則較為「先進」、「乾淨」。

作者長時間接觸幫傭群體,但不論她與幫傭如何親密,也依舊被歸類為「他者」。當刻板印象成了捍衛身份認同的工具,「我們」和「他者」之間的界限更為牢不可破。處在家庭中的幫傭,更如同白紙中央的一塊黑點般顯眼。

面對一位既像家人,又不是家人的他者,雇主和幫傭的相處永遠處在兩難之中。藍氏總結,勞資關係當中,雇主和幫傭的權力不對等,令矛盾幾乎不可避免。唯有盡可能專業化從事家政工作的勞工,給予幫傭更多權利及自主權,才可能擺脫這一困局。

本文獲街報StreetVoice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闕士淵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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