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黑暗力量往往比光明的力量大，但台灣人不會放棄希望和夢想

（編按：本文為吳叡人老師在2014年2月28日，228事件暨林家祖孫受難2014年追思紀念活動之致詞稿）

林先生、林太太、奐均與妳美麗的家庭、各位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叫吳叡人，現在在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服務。我願意很驕傲地說，我是「林義雄學校」第一期的學生，雖然不是很努力，所以沒有畢業，但是應該有稍微學到一點林先生的精神。今天很榮幸來到這裡，有機會來跟大家分享在二二八這一天的一些思考、心得跟感受。

我今天準備的題目是：「行過另一個死蔭的幽谷－一個台灣讀冊人的懺悔」。但是在正式報告之前，我必須先向各位坦白；慈林請我來演講的時候，我雖然答應了，但想了很久很久，卻不知道要說什麼才好。從私人的角度來說，我並不認識林老太太跟雙胞胎，所以我不能用華語說的「交淺言深」，來假裝我很熟的談一些「追憶」之類的話題。從公的角度來說，我不願意再重複我個人還是很多的朋友對二二八所做過的思考、反省。我不想再講同樣的話，不想再炒冷飯。

那到底該怎麼樣才好呢？我想了差不多快一個月，還是不知道要講什麼，雖然試著起了很多次頭，但還是都放棄了。昨天整晚睡不著，最後終於做出一個決定：不管一切成規，讓我今天來做一個比較不傳統的分享，也就是我想將個人平凡的生命歷史和一些微不足道的經驗來當作祭品，獻給各位。也就是說，我想在這裡與各位分享我的一些個人經驗，用我個人的小歷史來映照二二八這個大歷史。

主要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內容是，我如何因為林家的悲劇來走向政治，因為林先生的感召走入政治，但是如何又因林家的悲劇、因為林義雄先生的影響而最終脫離政治，走向另一條「行經煉獄的道路」─也就是學問與思想的道路。各位，學問與思想的道路是一條必須行經地獄般痛苦的精神修煉之路，不是王曉波那種張牙舞爪的表演。對於真正在做學問的人，那條道路非常的孤獨與寂寞。

現在讓我正式開始今天的分享與報告。

慈林教育基金會提供

1980年發生的林家悲劇，是一次引導我走向反對政治的洗禮。那時候我是師大附中高三的學生，這間學校離林家很近。事件發生之後，我曾多次來到巷口，遠遠地看著現場，不敢走過去，心裡面無論如何也無法理解，為什麼有人可以這麼殘忍，為什麼政治可以搞成這樣。

我們家族裡面有一些二二八的禁忌跟傳說。我的二伯在二二八事件的時候是桃園武裝部隊的部隊長，結果被抓去關了半年，最後用幾條金條換回他的生命。一直以來在我們的家族裡面，「二二八」是一件傳說和禁忌，大家知道有這件事，但是不能說出口。所以我聽過二二八，大概知道一點模糊的輪廓，但是完全不知道它的實體是什麼。但是就在我高三的時候，林家的事情讓我一下子明白，原來這就是「二二八」。這是生命中第一次，所謂「二二八」用一種實體的方式出現在我的腦海中。

大家知道，愛爾蘭有個很出名的詩人叫葉慈。在1916年，愛爾蘭獨立運動者發動復活節抗爭，最後被英國政府鎮壓，殺死了很多人，悲憤的葉慈因而寫了一篇詩："Easter, 1916″（「復活節，一九一六」）。在詩裡他說，在這次鎮壓之後，「只要有穿綠衣的地方，所有的東西都變了。」各位，葉慈說的「綠衣」不是民進黨，這裡的綠色指的是愛爾蘭民族運動的色彩。他說，從此以後，所有的一切都永遠變了。最後，他用一句話作為結語：「一個恐怖的美已經誕生！」，A terrible beauty is born.。那時候，我的心情和葉慈完全同款，在林家的悲劇中，我深深感覺到，我已經被這個國家暴力的恐怖、殘酷和偽善徹底改變。這是一種政治暴力的洗禮。在進入台大之後，我積極參加學運，還當選第一任黨外的台大代聯會主席，也就是後來的學生會會長。在一連串嘗試錯誤的學習過程當中，我變得越來越激進。到最後，我乾脆辭掉代聯會主席職位，在那個戒嚴時代找了幾十個學生到教育部請願，變成一個政治的狂熱份子。

1984年林先生假釋出獄，那個時候中國時報跟聯合報對這件事的報導充滿了一種施捨般的同情，好像是在說「我今天放你出來是對你林仔很好，看你很可憐喔」一般。我看了很生氣，一口氣買了好幾十份報紙，然後都把它撕光光！（不過現在想想，這種作法實在很笨，根本就不要去買就好了。）

那年暑假，不知道林先生有沒有印象，發生海山和煤山的礦災，死了很多當礦工的原住民朋友，我就跟歌手胡德夫和陳映真先生他們在新公園音樂台辦紀念音樂會，然後走向西門町街頭為受難的原住民募款。那時候我的心中，已經立定終身從事政治運動的志向了。不過那時的黨外運動，並沒有栽培青年的機制，學生運動的運動者畢業後的出路，不是做黨外雜誌的編輯，就是做政治人物的助理，這都不合我的性情。我當時嚮往的是一種比較深刻的，知性的政治形式，所以我決定出國去念書。我的想法很單純，出來去念書，來找看看可以改變台灣社會的藍圖、一個快速有效的運動公式，一學會馬上回來照著搞一下，國民黨就會倒。那時候我心裡想的，是要做一個像吳乃德、邱喇叭（邱義仁）那種「運動的理論家」。

但是我來到芝加哥大學——大家，我是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當我來到芝加哥大學之後，才了解到自己非常的天真、無知，我不知道原來「理論」與「實踐」之間，其實有著非常遙遠、複雜的關係，不是那麼簡單。我也才知道說，在國民黨戒嚴統治下，我學的所謂「政治學」沒有一項是真的，所以一切都還得要從頭學起。因為如此，我在芝加哥徬徨、苦惱了很多年，不知道該如何是好。雖然我很順利拿到碩士，也通過資格考和博士論文的計劃了，但我完全沒有方向感，充滿了迷路的感覺。我覺得我在這裡學了半天「政治學」，對台灣一點用處也沒有，每天都在懷疑自己。那時候心情不好、身體也不好，到最後就用「蒐集論文資料」的藉口，頂著一種後來變得很出名的叫做「博士候選人」的頭銜，逃回台灣。（我大概是90年代台灣第一位用「博士候選人」頭銜出現在公共論壇的人，我之後就有很多「博士候選人」也跟著出來。大家去查一下，我可能是第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