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想象的共同體》作者安德森(下):他走出象牙塔,履行公共知識份子的義務

憶《想象的共同體》作者安德森(下):他走出象牙塔,履行公共知識份子的義務
羅國華(左)和亦師亦友的安德森合影。圖片來源:New Mandala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文:羅國華(Francis Loh Kok Wah)|莊迪澎譯

上篇請見:憶《想象的共同體》作者安德森(上):他向導師學習「向權威說真話」,批判美國介入東南亞事務

七零年代末我就讀康乃爾大學時,安德森不但矢志授業傳道解惑,還經常走出象牙塔,履行學術實踐者或公共知識份子的義務。

他曾向美國國會的兩個小組委員會就印尼佔領東帝汶問題供證,也在許多場合公開非議泰國軍方在1976年政變的暴行,還為聯合國撰寫東帝汶去殖民化的進程報告。我仍記得,他對這些事件詳實且廣為流傳的「實況說明」,彷彿就是在「向權威說真話」。

從康乃爾大學退休後,他每年都會抽空到東南亞,以曼谷Thanom Pinklao的住家為據點,周遊東南亞諸國研究、演講,特別是1998年12月(烈火莫熄後)重獲入境的印尼。

他是一位十分受落的演講者,經常受邀分享對東南亞乃至整個東亞政治等事態演變的看法。對於印尼,他經常鼓勵探索過往的真理和正義,尤其是1965年至1966年的大屠殺。對他來說,今天的許多政治和社會弊病,都是印尼未竟革命的結果。

憑著公共知識份子兼學術實踐者的身份,安德森曾在2009年受邀擔任「亞洲公共知識份子計劃」(Asian Public Intellectuals Programme, API)在馬尼拉舉行十週年紀念的主講嘉賓。本計劃每年為東南亞和亞洲的學者和運動者提供二、三十個研究獎學金,讓他們到東南亞國家做比較研究。

該計劃的三大主題為:變遷中的認同(changing identities)、尋求社會正義(the quest for social justice)和直面全球化(grappling with globalization),意在謀求「社會改良」。申請人可以是年輕、資深的運動者或學者。面對大約三百位與會的亞洲公共知識份子,安德森深感雀躍。為了準備主題演講,他細讀了該計劃十年來所有研究報告。

圖片來源:API Fellowship Program

圖片來源:API Fellowship Program

學術實踐者的缺席

可惜他非常失望,在主題演講中感嘆「公共知識份子缺席」。儘管上一個十年內發生了「自三零年代大蕭條以來最龐大的全球經濟危機」,而這場經濟危機始於1997年至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伴隨著「政治改革的爆發」,但最後「在印尼、菲律賓、泰國和馬來西亞卻以令人沮喪的寡頭統治塹壕告終」;他透露「令我震驚的是」,在他讀過的這些研究報告裡,「這一切混亂卻相對隱蔽」(Anderson,2012:44)。

他公開批評,在亞洲公共知識份子計劃的研究員當中,「並沒有新的雷納托•康斯坦丁諾(Renato Constantino,譯按:菲律賓歷史學家)、普拉姆迪亞•阿南塔•圖爾(Pramoedya Ananta Tur,譯按:印尼作家、左派運動要員,先後遭荷蘭殖民者、蘇卡諾和蘇哈多逮捕入獄)或蘇拉克•司瓦拉差(Sulak Sivaraksa,譯按:泰國當代民主運動先驅、國際入世佛教協會創辦人)。」

他聲稱,該計劃研究重點集中在特定社區、群體的具體問題,而不是應付當前關鍵的——專制統治崛起、持續侵犯人權的行為、社會經濟不平等加劇和環境惡化。也許該計劃的主要成就是讓專家們了解鄰國境況,串聯區域內有相同憂慮的同道,幾乎沒有證據顯示「社會改良」的跡象,而且鮮有浮現新一代東南亞公共知識份子!

安德森認為,傳統公共知識份子衰微,與兩個深刻變化息息相關。首先,在地大學的專業化導致學者專精於特定學科,埋首圈內著述,不是為公眾書寫。同時,他們所屬的大學為國家所控制,鼓勵這些公務員向提供晉升、認可和地位機會的政治精英唱和。

為了幫補微薄的收入,有些人開始為政府提供咨詢、配合國外基金會或媒體巨頭自我調整,從事具體發展計劃的相關研究,卻很少針對廣泛的發展政策,它們對社會經濟和環境的影響,以及相關機制展開獨立研究、撰述和質詢(Anderson,2012:44)。

其次,安德森指出變遷中的國家精英文化,利用國家機關維繫霸權地位之道。他特別關心的是,政治精英如何把大學變成培訓優先、生產諸如管理、經濟、工程、資訊工藝等領域的商業精英的機構,以利於發展導向接軌(Anderson,2012:48 )。這股推力的後果,就是人文社會科學被邊緣化,以及認真閱讀寫作的文化每況愈下。顯然,他是在批評亞洲教育發展的「技術官僚轉向」(technocratic turn)。

象牙塔精英的墮落

他因此批評,當前在地學者幾乎沒有任何研究重大課題的嚴謹論著,特別是針對所謂「否決團體」(veto groups)和執政的寡頭集團,若非懼怕後果,就是已被收編,臣服於政治精英思維。

據我擔任2009/2010年亞洲公共知識份子計劃區域研討會主任的經驗,我同意安德森的看法。雖然該計劃的研究報告品質可圈可點,卻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主導的發展政策、浮現中的結構性社會變遷,以及亞洲民主倒退等現象脫節。簡言之,就是微觀視角未能與宏觀現實銜接。

這是安德森對亞洲公共知識份子計劃的主要批評。我認為,他想說的是,一項研究獎學金無法培養出公共知識份子!沒過多久,表面上出於資金困頓,該計劃經過一段時間的內部審計後最終重組。2014年12月,另一個資助區域研究的機構——東南亞研究區域交流計劃(SEASREP)基金主辦「公共知識份子在東南亞的角色」研討會,評估安德森對「公共知識份子缺席」之哀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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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整理數十萬張空拍影像,就像一場馬拉松: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數位典藏」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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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是齊柏林畢生在做的事,也是看見・齊柏林基金會要接力做下去的事。打造一座把台灣存起來的影像資料庫,讓齊柏林留下的影像資產得以傳承世代,「數位典藏」計畫需要你我一同支持響應。

2017年,《看見台灣》的導演齊柏林匆匆離開這個世界,留下無數珍貴空拍影像資產;這些跨越1990年代到2017年、長達25年台灣自然與人文地景變遷的真實紀錄,不只保留了台灣之美,更在學術研究、環保倡議和環境教育上有著無可取代的價值。然而,龐大的影像素材需要經過「數位典藏」才能被有效應用,因此「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成立的初衷,就是為了承接數位典藏的使命,讓齊導畢生的心血,能夠世代傳承,發揮永續的影響力。經過兩年的摸索,基金會最終研擬出最合適的數位典藏計畫,不只將齊導作品數位化、分類歸檔,更要建置線上影像資料庫,並將繼續記錄台灣的使命傳承下去。

根據看見・齊柏林基金會統計,齊柏林導演在空中拍攝超過2500小時所累積的影像,約為10萬張空拍底片、50萬張數位照片,上千小時的空拍影片;要為如此龐大的影像資料建檔與整理,勢必耗費許多金錢、時間與人力。不過,只要能集結眾人之力,這一場數位典藏人員及專業志工接力的馬拉松,將會是美麗而撼動人心的一段旅程。

「數位典藏」做什麼?

數位典藏(digital archive),意思是將有保存價值的實體或非實體資料,透過數位化(諸如攝影、掃描、影音拍攝、全文輸入等)與加上屬性資料等詮釋資料(Metadata),建立數位檔案的形式,作為永久保管儲存。

而看見・齊柏林基金會的數位典藏計畫可分為三大工作線,分別為:

  • 傳統底片組:挑選底片→掃描成數位檔案→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 數位照片組:挑選照片→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 空拍影片組:挑選影片→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除了要將齊導留下來的影像作品數位化歸檔,數位典藏計畫還包括改版建置「iTaiwan8影像資料庫」,也就是建設完整的線上影像資料庫系統,讓齊導作品更便於靈活運用,也能讓更多世人看見。

飛行2500小時累積的空拍影像,怎麼整理?

  • 整理底片/數位掃描

數位典藏組專員詹宇雯的工作,是負責整理傳統底片。即便存放在防潮櫃中,傳統底片仍面臨逐漸老化褪色的壓力,需要與時間賽跑進行數位化保存;然而大多未經篩選的10萬張底片,有些因為直升機震動導致些微的畫面模糊,也有因飛行路線連續較重複的地景構圖,而詹宇雯的其中一項任務,就是拿著放大鏡一一檢視精挑,並標註定位和勘誤照片資訊。

「整理底片最常發生的問題就是人工出錯,因為以前留下的資料可能是齊導或其他志工整理出來、用手寫的,貼紙可能貼錯或資料寫錯。」詹宇雯說起某次經驗,當時有一張台北車站的照片被貼了很多年份,為了找出正確年份,她試圖辨識照片裡招牌跑馬燈上的氣溫、股市市值等資料,交叉比對推斷出正確年份。雖然偶有這種偵探辦案一樣的趣事,但大多數時候是耗費專注度與眼力的過程。

完成底片挑選的階段,接著進到底片掃描數位化。然而,這步驟並不容易,除了整體的影像品質控制與檔案管理,齊柏林導演留下的底片最遠距今至少11年,老化褪色的底片容易出現色彩偏誤,須進行色彩還原,再修掉畫面上的髒點、存成解析度高的數位影像才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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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整理傳統底片的過程,必須拿著放大鏡一一檢視精挑,標註定位和勘誤照片資訊。
  • 建立屬性資料

所謂「建立屬性資料」,其實就是為影像添增各種描述紀錄的資訊,有了這些資訊,龐大的影像資料才能被有效率的搜尋、管理。數位典藏組副組長陳宣穎表示,以齊導拍攝的影像為例,包含:拍攝主題、地點及詮釋地景的關鍵字都屬於此範疇;而其中投入最多時間的便是「定位」和「建立關鍵字」這兩項任務。

「定位」指的是找出拍攝主體所在地點和座標,有時可透過既有的飛行軌跡紀錄來推測,但更多時候是在沒有軌跡紀錄的狀態下,憑藉地理知識及照片上的蛛絲馬跡判讀位置。如果影像拍攝年代久遠,或是地景變化很大,就需要運用更多歷史圖資或佐證資料去搜索、推論。

「我們要一張一張照片判讀,建立屬性資料。像是早期的傳統相機沒有定位功能,常常看到照片中只有一大片山稜線,此時我們就要仔細比對地圖、衛星影像,想辦法查找,盡可能貼近正確。」陳宣穎說。

「建立關鍵字」看起來似乎相對輕鬆,然而事實上,光是決定有哪些關鍵字可以使用,就是一門功夫。第一步必須辨認影像中的景物,例如一塊農田種植的是什麼作物,就必須蒐集其他資料輔助判斷;其次,由於空拍照片尺度不一,在畫面中佔比多大的景物需要設立關鍵字,也需要經過討論訂定規則;最後,還必須從使用者的角度思考,依據一般人的搜尋習慣設立關鍵字。

因此,在建立屬性資料的過程中,看見・齊柏林基金會也特別諮詢多位專家,共同研究規劃出適合台灣空中影像的關鍵字建置邏輯,並以此基礎進行分門別類、校正檢核,確保影像被妥善歸納及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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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建立屬性資料時需要大量對比地圖,並依照訂定好的規則建立屬性資料,使歸納邏輯一致。
  • 影音資料典藏

相較於照片整理,動態影片的典藏工程更為多元複雜。首先,要針對近千小時空拍影片進行盤點,接著進行特殊格式轉檔與備份,再逐步建立邏輯編碼、標示檔案管理方式,以推動後續屬性資料建立。

「影片整理最大的兩個挑戰,其一是影片內容橫跨的範圍很大,導演可能是台中起飛、屏東降落,因此要去判斷每個影片節點的地景定位;其二是飛機上升的垂直範圍很大、晃動又劇烈,有時候會遇到『果凍效應1』致使內容失真。」影音製作組專員鄭宇程說明,由於各時期的影片拍帶檔案格式、影像內容品質、影片時長都不同,大大增加了管理建檔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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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影音資料的典藏,需要讀取大量的檔案,逐格檢視、分段建立屬性資料、調色等。

加入數位典藏的馬拉松,傳承接棒台灣之美

從一步步定義操作流程、統一色彩管理語言、購置影像處理設備等,到培訓志工與實習生、讓人力支援一步到位、避免巨量資料的協作過程中出現錯誤,都是數位典藏計畫的範疇。多元內容創意部副總監王俐文表示,「數位典藏」四個字說來簡單,但過程繁複龐雜,需要所有人一致的專注、耐心、細心、以及熱忱。

「iTaiwan8影像資料庫」作為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數位典藏計畫的目標之一,改版上線只是第一步,接下來除了完成龐大影像資料的典藏,更大的挑戰是要繼續記錄台灣,讓影像不會只停留在2017年。

「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是齊導畢生在做的事,也是基金會要接力做下去的事。而數位典藏計畫,就是齊導生命的延續,也是基金會動力的源頭。要打造一座把台灣存起來的影像資料庫並不容易,看見・齊柏林基金會亟需各界的支持,共同建置屬於台灣最美的影像資料庫。讓我們一起守護齊柏林留下的影像資產,讓土地脈動的珍貴影像得以傳承世代,發揮更多價值。

捐款支持看見・齊柏林基金會,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


註1:果凍效應(rolling shutter)是數位相機CMOS感光元件的一種效應,當使用電子快門來拍攝高速移動的物件時,原本垂直的物件拍攝出的畫面卻為傾斜甚至變形。(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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