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儘管被資訊給淹沒,卻仍舊渴望智慧」──關於知識、媒體與公共生活的幾點筆記

「我們儘管被資訊給淹沒,卻仍舊渴望智慧」──關於知識、媒體與公共生活的幾點筆記
Photo Credit: Wonderlane @ Flickr CC By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歷史學者應該成為文化的中介者(cultural mediators),因為需要有人去帶領大家認識這個世界和他的過往。

文:涂豐恩(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候選人)

去年,我為了蒐集論文資料,到日本待了一年,期間也四處旁聽一些課。有次上課,不知提到什麼,授課老師突然感嘆地說:「現在日本大學什麼都要產學合作,連人文學科都要產學合作。可是,我們學歷史能跟誰產學合作呢?」

說完,他用一種日本人常見的靦腆表情,一邊搖頭,一邊無奈地笑了笑。

過去一陣子,我對歷史與其他的人文知識在公共生活扮演的角色,產生了很大興趣,所以找來一些相關的書和文章,希望了解其他人如何思考這個問題。

這樣的討論近幾年來到處可見,從專業學會的刊物,到一般性的報刊雜誌,還有些學者將想法集結成書。兩年前,兩位學者David Armitage與Jo Guldi共同撰寫的《歷史學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一書,就觸及了這個問題。

David Armitage與Jo Guldi共同撰寫的《歷史學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圖片來源:The History Manifesto

David Armitage與Jo Guldi共同撰寫的《歷史學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圖片來源:The History Manifesto

他們利用統計方法,回顧歷史學界過去數十年出版的作品,得到一個結論:歷史學者的研究時段越做越短,題目越來越小。對此,他們提倡一種「長時段」的回歸,期待學者能夠運用新的技術,大膽地挑戰新的歷史議題。他們也主張,歷史學者應該以自身的研究,介入政策制定的過程,提供國內與國際治理的建言。

長時段的歷史研究、並作為政策參考,這樣的方向是否真是未來歷史學界值得努力的目標,恐怕仍有許多討論空間。不過,Armitage與Guldi兩人指出的現象,也是其他許多人的觀察:最近這幾十年來學術研究的日益高度專業化,固然有其正面貢獻,但也讓人文與社會科學距離社會一般人越來越遙遠。

是讀者對人文知識越來越沒興趣嗎?未必。如果我們把眼光放到學術圈之外,看見的會是另外一幅光景。另一位歷史學者Jonathan Zimmerman是這樣說:

「歷史正紅,是個大事業。幾百萬的美國人,每天會透過博物館、主題公園、網站,還有書籍和電影消費歷史。不過這龐大的觀眾群,大多會避開學院派的歷史學者,也就是我們這些在大學謀生的人。我們只為彼此寫作,而不是為一般非虛構作品的讀者,而讀者也知道。我們忽視他們;他們忽視我們。這是互相的。」

他對這樣的情形多所不滿,因而有點尖刻地寫著:

「雖然許多歷史學者在研究上關注『一般的』(common)男男女女,但對於這些一般人可能想讀的任何東西,他們似乎會自動地產生厭惡。他們想像自己的作品如此複雜而精深,只有最具教養的人才能夠理解。」 [1]

他用了一個比喻,這樣的學者,好像是找不到舞伴的高中生。為了自我防衛,他們只好宣稱,自己打從一開始就不喜歡跳舞。

Jonathan Zimmerman也引用了個經典的例子,是美國南北戰爭史的頂尖學者James McPherson。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的McPherson,除了研究精湛,文筆也甚為動人。他曾經撰寫了Battle Cry of Freedom一書,厚達九百多頁,並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卻引起熱烈的閱讀風潮,蔚為暢銷。但他大概萬萬沒想到,受到一般讀者歡迎的自己,反倒得面對學術界的質疑。一個學術會議甚至取消了原本以該書為主題的場次,只因這本著作太受大眾歡迎──似乎暗示著它不夠「學術」。

美國南北戰爭史學者James McPherson的著作Battle Cry of Freedom|圖片來源:Amazon

美國南北戰爭史學者James McPherson的著作Battle Cry of Freedom|圖片來源:Amazon

去年夏天,一群朋友和我開始在「故事」上頭寫文章。不少朋友看了,認為我們是在做大眾史學,或是普及史學。我對這兩個標籤都有所保留,雖然這樣的觀察並非沒有道理,但總覺得無法捕捉到心中真正想做的事。

我之所以有所保留,原因是,如果過度聚焦在談論「大眾」史學,很容易讓人強化專業與普及之間的對立,好像兩者就是涇渭分明、截然不同的文類。緊接而來的想法,常常是:大眾就是喜歡淺薄、輕鬆(往往也意味不夠嚴謹)的知識。但這樣的預設未必正確。

其實,一個同質性、單一的大眾並不存在,這個概念本身就值得檢驗:究竟多「大眾」才算「大眾」呢?此外,大眾與專業也不是對立的概念。所有專業的研究者,踏出了自己鑽研的小小領域之外,就是大眾。一個日本古代藝術史的專家,可能對二十世紀非洲的政治史毫無所悉。許多在學術界影響深遠的研究,本身也是好看的歷史著作。

我第一次閱讀Carlo Ginzberg的名著《乳酪與蟲》(The Cheese and the Worms)一書時,意外地發現出版社將其稱之為精彩的大眾史學著作,與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蒙大猶》(Montaillou)並列。熟悉西方當代歷史學的讀者,大概會聯想到Natalie Zemon Davis的《馬丹.蓋赫返鄉記》(Le Retour de Martin Guerre)一書,它讓作者在專業領域的聲名鵲起,又同時席捲了書市,甚至有人埋怨,馬丹.蓋赫的名氣幾乎要超過馬丁路德。

換句話說,糾結於誰是大眾、如何普及這類的問題,或者是急於畫清專業與大眾之間的界線,有可能搞錯了方向。歷史研究固然有專技性的一面(比如年代與史實的考證),但它最終的目的,是幫助人們理解人類社會與生活。這樣的關懷,不應該,也不會只限於特定的專業圈子當中。

相比之下,如何找出歷史與其他人文知識真正有價值、真正予人啟發和感動之處,並尋找呈現知識的各種可能性,透過不同方式,將之傳播出去,在我看來是更有意思,也更根本的問題。

在這個大的主題之下,有兩個值得思考的面向。一個是寫作。

英國歷史學者Hugh Trevor-Roper曾說:「你或許可以看遍全世界的檔案,但缺乏了判斷力,你不可能把事情搞對,而不注重寫作,沒人會要讀你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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