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儘管被資訊給淹沒,卻仍舊渴望智慧」──關於知識、媒體與公共生活的幾點筆記

「我們儘管被資訊給淹沒,卻仍舊渴望智慧」──關於知識、媒體與公共生活的幾點筆記
Photo Credit: Wonderlane @ Flickr CC By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歷史學者應該成為文化的中介者(cultural mediators),因為需要有人去帶領大家認識這個世界和他的過往。

文:涂豐恩(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候選人)

去年,我為了蒐集論文資料,到日本待了一年,期間也四處旁聽一些課。有次上課,不知提到什麼,授課老師突然感嘆地說:「現在日本大學什麼都要產學合作,連人文學科都要產學合作。可是,我們學歷史能跟誰產學合作呢?」

說完,他用一種日本人常見的靦腆表情,一邊搖頭,一邊無奈地笑了笑。

過去一陣子,我對歷史與其他的人文知識在公共生活扮演的角色,產生了很大興趣,所以找來一些相關的書和文章,希望了解其他人如何思考這個問題。

這樣的討論近幾年來到處可見,從專業學會的刊物,到一般性的報刊雜誌,還有些學者將想法集結成書。兩年前,兩位學者David Armitage與Jo Guldi共同撰寫的《歷史學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一書,就觸及了這個問題。

David Armitage與Jo Guldi共同撰寫的《歷史學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圖片來源:The History Manifesto

David Armitage與Jo Guldi共同撰寫的《歷史學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圖片來源:The History Manifesto

他們利用統計方法,回顧歷史學界過去數十年出版的作品,得到一個結論:歷史學者的研究時段越做越短,題目越來越小。對此,他們提倡一種「長時段」的回歸,期待學者能夠運用新的技術,大膽地挑戰新的歷史議題。他們也主張,歷史學者應該以自身的研究,介入政策制定的過程,提供國內與國際治理的建言。

長時段的歷史研究、並作為政策參考,這樣的方向是否真是未來歷史學界值得努力的目標,恐怕仍有許多討論空間。不過,Armitage與Guldi兩人指出的現象,也是其他許多人的觀察:最近這幾十年來學術研究的日益高度專業化,固然有其正面貢獻,但也讓人文與社會科學距離社會一般人越來越遙遠。

是讀者對人文知識越來越沒興趣嗎?未必。如果我們把眼光放到學術圈之外,看見的會是另外一幅光景。另一位歷史學者Jonathan Zimmerman是這樣說:

「歷史正紅,是個大事業。幾百萬的美國人,每天會透過博物館、主題公園、網站,還有書籍和電影消費歷史。不過這龐大的觀眾群,大多會避開學院派的歷史學者,也就是我們這些在大學謀生的人。我們只為彼此寫作,而不是為一般非虛構作品的讀者,而讀者也知道。我們忽視他們;他們忽視我們。這是互相的。」

他對這樣的情形多所不滿,因而有點尖刻地寫著:

「雖然許多歷史學者在研究上關注『一般的』(common)男男女女,但對於這些一般人可能想讀的任何東西,他們似乎會自動地產生厭惡。他們想像自己的作品如此複雜而精深,只有最具教養的人才能夠理解。」 [1]

他用了一個比喻,這樣的學者,好像是找不到舞伴的高中生。為了自我防衛,他們只好宣稱,自己打從一開始就不喜歡跳舞。

Jonathan Zimmerman也引用了個經典的例子,是美國南北戰爭史的頂尖學者James McPherson。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的McPherson,除了研究精湛,文筆也甚為動人。他曾經撰寫了Battle Cry of Freedom一書,厚達九百多頁,並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卻引起熱烈的閱讀風潮,蔚為暢銷。但他大概萬萬沒想到,受到一般讀者歡迎的自己,反倒得面對學術界的質疑。一個學術會議甚至取消了原本以該書為主題的場次,只因這本著作太受大眾歡迎──似乎暗示著它不夠「學術」。

美國南北戰爭史學者James McPherson的著作Battle Cry of Freedom|圖片來源:Amazon

美國南北戰爭史學者James McPherson的著作Battle Cry of Freedom|圖片來源:Amazon

去年夏天,一群朋友和我開始在「故事」上頭寫文章。不少朋友看了,認為我們是在做大眾史學,或是普及史學。我對這兩個標籤都有所保留,雖然這樣的觀察並非沒有道理,但總覺得無法捕捉到心中真正想做的事。

我之所以有所保留,原因是,如果過度聚焦在談論「大眾」史學,很容易讓人強化專業與普及之間的對立,好像兩者就是涇渭分明、截然不同的文類。緊接而來的想法,常常是:大眾就是喜歡淺薄、輕鬆(往往也意味不夠嚴謹)的知識。但這樣的預設未必正確。

其實,一個同質性、單一的大眾並不存在,這個概念本身就值得檢驗:究竟多「大眾」才算「大眾」呢?此外,大眾與專業也不是對立的概念。所有專業的研究者,踏出了自己鑽研的小小領域之外,就是大眾。一個日本古代藝術史的專家,可能對二十世紀非洲的政治史毫無所悉。許多在學術界影響深遠的研究,本身也是好看的歷史著作。

我第一次閱讀Carlo Ginzberg的名著《乳酪與蟲》(The Cheese and the Worms)一書時,意外地發現出版社將其稱之為精彩的大眾史學著作,與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蒙大猶》(Montaillou)並列。熟悉西方當代歷史學的讀者,大概會聯想到Natalie Zemon Davis的《馬丹.蓋赫返鄉記》(Le Retour de Martin Guerre)一書,它讓作者在專業領域的聲名鵲起,又同時席捲了書市,甚至有人埋怨,馬丹.蓋赫的名氣幾乎要超過馬丁路德。

換句話說,糾結於誰是大眾、如何普及這類的問題,或者是急於畫清專業與大眾之間的界線,有可能搞錯了方向。歷史研究固然有專技性的一面(比如年代與史實的考證),但它最終的目的,是幫助人們理解人類社會與生活。這樣的關懷,不應該,也不會只限於特定的專業圈子當中。

相比之下,如何找出歷史與其他人文知識真正有價值、真正予人啟發和感動之處,並尋找呈現知識的各種可能性,透過不同方式,將之傳播出去,在我看來是更有意思,也更根本的問題。

在這個大的主題之下,有兩個值得思考的面向。一個是寫作。

英國歷史學者Hugh Trevor-Roper曾說:「你或許可以看遍全世界的檔案,但缺乏了判斷力,你不可能把事情搞對,而不注重寫作,沒人會要讀你的東西。」

寫作的重點在與讀者溝通。在一個高度專業化的學術世界裡,寫作大概很難受到重視,因為每個人只需要寫給寥寥可數的同行,而他們是別無選擇,不得不讀。(雖然這不排除有個別的研究者特別善於寫作)可是,一旦踏出以專業為名的圈子,如何遣字造句,如何開場,如何結局,甚至是如何選擇標題,突然之間都變成了重要的問題。你需要給讀者一個閱讀的理由,也要提供足夠的吸引力,讓他們願意讀下去。

我喜愛美國史學者Jill Lepore的作品,她除了在大學中教書外,同時還定期為雜誌《紐約客》(The New Yorker)寫作。閱讀她的文章,永遠是種享受。儘管她所寫作的主題,我可能毫無涉獵,也缺乏專業知識,但卻能透過她極為巧妙的敘事,宛如漫步般踏入另一個全然陌生的世界。那樣的閱讀,不是為了下次的考試,不是為了另一個文章的註腳,而是滿足一種智識上的愉悅。

每次看完這樣的文章,總忍不住想,我們能不能有自己的《紐約客》、《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或是《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那樣具有深度、知識性,但卻不會充斥著惱人的術語,不被僵硬的學術規範侷限,充滿熱情、吸引人的文章。

除了寫作之外,另一個同樣必須認真對待的問題是媒體/媒介(media)。

現代歷史學跟其他的人文學科一樣,在過去一百多年間演化出了一套準則,逐漸穩固下來,有時彷彿變成了不證自明的道理。但穩固往往也暗藏僵化和形式主義的風險。因為專業化,我們對歷史知識的定義似乎不斷在縮小。它需要經過一定流程,遵守一定格式,它需要發表在學術刊物之上——隨著學術刊物越來越多,它還必須刊登在特定的刊物之上,否則就失去了作為知識的資格。

這些規範都有其內在的邏輯和道理,但它們既然是在歷史中演化出來的,就不會是永恆不變的真理。換句話說,它們會繼續改變下去,特別是當外在環境產生了劇烈的變化。

網路的出現,就是一個劇烈的變化。如同印刷書的出現,徹底改變了知識的面貌,網路作為一個新的「媒介」,必然也將來巨大衝擊。就這一點而言,我們應該可以從過去數十年的書籍與知識史的研究中,獲得許多靈感和啟發。也許幾百年後回頭看,我們就像是活在印刷書剛剛誕生的年代,還不知道它會為這個世界帶來什麼改變,對於它所隱藏的巨大能量,有人感到興奮無比,也有些人充滿疑懼。

不過一直到今天,學術界對於新媒介的可能性,仍然顯得保守。相較之下,網路徹底挑戰了傳統新聞的許多遊戲規則,也逼著傳統新聞業不得不轉型,進而激發出各種可能性,過去幾年內,各式各樣的實驗,正如雨後春筍般冒出。

《紐約時報》在2015的年終,回顧了該社在過去一年推出最精采的五十個「互動式敘事」,非常值得一看。看了讓人要想,如果把內容的新聞報導換成學術論文,能不能也有同等精采的效果?(其實以其中內容之深刻,似乎也不輸給學術論文了。)

此外,過去幾年,新聞界也發現「長文章」(long read)在一個凡事看似破碎的網路世界裡,竟然意外有了市場,美國新興的Huffington Post就特別開闢名為Highline專區,經營深入報導的長文章。

美國媒體Huffington Post所開闢的Highline專區|圖片來源:Huffington Post

美國媒體Huffington Post所開闢的Highline專區|圖片來源:Huffington Post

在這個快速成長的新媒體生態環境中,我日益感覺,人文與社會學科的研究者有大顯身手的空間。美國學者E. O. Wilson曾說:我們儘管被資訊給淹沒,卻仍舊渴望智慧。(We are drowning in information, while starving for wisdom.)當每個人都可以在臉書上信手丟出一段資訊或一則評論,資訊會越來越廉價,評論也將越來越不值錢。相對地,經過疏理的知識,具有證據支撐的紮實論點,頭尾完整的敘述,更顯得難能可貴而能彰顯其價值。

正是在這樣紛擾的新媒體環境中,我相信受過人文社會學科訓練的人,將會找到新的舞台,可供揮灑。其實,一位研究生花了兩三年的時間鑽研某一題目,不是很類似時興的慢新聞、調查報導嗎?

我因此想起了當時那位苦笑的日本老師和他的疑惑。又想起另一位歷史學者Robert Darnton講過的話,他說:歷史學者應該成為文化的中介者(cultural mediators),因為需要有人去帶領大家認識這個世界和他的過往。[2]

我也是這樣相信的。新的一年,或許這是個值得繼續努力的目標。

附註

[1] Jonathan Zimmerman, “Across the Great Divide: American Historians and Their Publics.

[2] 請參考網址:History Professor Caroline Winterer speaks at Harvard on the Future of the History Ph.D

本文經歷史學柑仔店(kám-á-tiàm)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


猜你喜歡


【影音】整理數十萬張空拍影像,就像一場馬拉松: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數位典藏」計畫

【影音】整理數十萬張空拍影像,就像一場馬拉松: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數位典藏」計畫
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是齊柏林畢生在做的事,也是看見・齊柏林基金會要接力做下去的事。打造一座把台灣存起來的影像資料庫,讓齊柏林留下的影像資產得以傳承世代,「數位典藏」計畫需要你我一同支持響應。

2017年,《看見台灣》的導演齊柏林匆匆離開這個世界,留下無數珍貴空拍影像資產;這些跨越1990年代到2017年、長達25年台灣自然與人文地景變遷的真實紀錄,不只保留了台灣之美,更在學術研究、環保倡議和環境教育上有著無可取代的價值。然而,龐大的影像素材需要經過「數位典藏」才能被有效應用,因此「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成立的初衷,就是為了承接數位典藏的使命,讓齊導畢生的心血,能夠世代傳承,發揮永續的影響力。經過兩年的摸索,基金會最終研擬出最合適的數位典藏計畫,不只將齊導作品數位化、分類歸檔,更要建置線上影像資料庫,並將繼續記錄台灣的使命傳承下去。

根據看見・齊柏林基金會統計,齊柏林導演在空中拍攝超過2500小時所累積的影像,約為10萬張空拍底片、50萬張數位照片,上千小時的空拍影片;要為如此龐大的影像資料建檔與整理,勢必耗費許多金錢、時間與人力。不過,只要能集結眾人之力,這一場數位典藏人員及專業志工接力的馬拉松,將會是美麗而撼動人心的一段旅程。

「數位典藏」做什麼?

數位典藏(digital archive),意思是將有保存價值的實體或非實體資料,透過數位化(諸如攝影、掃描、影音拍攝、全文輸入等)與加上屬性資料等詮釋資料(Metadata),建立數位檔案的形式,作為永久保管儲存。

而看見・齊柏林基金會的數位典藏計畫可分為三大工作線,分別為:

  • 傳統底片組:挑選底片→掃描成數位檔案→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 數位照片組:挑選照片→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 空拍影片組:挑選影片→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除了要將齊導留下來的影像作品數位化歸檔,數位典藏計畫還包括改版建置「iTaiwan8影像資料庫」,也就是建設完整的線上影像資料庫系統,讓齊導作品更便於靈活運用,也能讓更多世人看見。

飛行2500小時累積的空拍影像,怎麼整理?

  • 整理底片/數位掃描

數位典藏組專員詹宇雯的工作,是負責整理傳統底片。即便存放在防潮櫃中,傳統底片仍面臨逐漸老化褪色的壓力,需要與時間賽跑進行數位化保存;然而大多未經篩選的10萬張底片,有些因為直升機震動導致些微的畫面模糊,也有因飛行路線連續較重複的地景構圖,而詹宇雯的其中一項任務,就是拿著放大鏡一一檢視精挑,並標註定位和勘誤照片資訊。

「整理底片最常發生的問題就是人工出錯,因為以前留下的資料可能是齊導或其他志工整理出來、用手寫的,貼紙可能貼錯或資料寫錯。」詹宇雯說起某次經驗,當時有一張台北車站的照片被貼了很多年份,為了找出正確年份,她試圖辨識照片裡招牌跑馬燈上的氣溫、股市市值等資料,交叉比對推斷出正確年份。雖然偶有這種偵探辦案一樣的趣事,但大多數時候是耗費專注度與眼力的過程。

完成底片挑選的階段,接著進到底片掃描數位化。然而,這步驟並不容易,除了整體的影像品質控制與檔案管理,齊柏林導演留下的底片最遠距今至少11年,老化褪色的底片容易出現色彩偏誤,須進行色彩還原,再修掉畫面上的髒點、存成解析度高的數位影像才算完成。

image3
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整理傳統底片的過程,必須拿著放大鏡一一檢視精挑,標註定位和勘誤照片資訊。
  • 建立屬性資料

所謂「建立屬性資料」,其實就是為影像添增各種描述紀錄的資訊,有了這些資訊,龐大的影像資料才能被有效率的搜尋、管理。數位典藏組副組長陳宣穎表示,以齊導拍攝的影像為例,包含:拍攝主題、地點及詮釋地景的關鍵字都屬於此範疇;而其中投入最多時間的便是「定位」和「建立關鍵字」這兩項任務。

「定位」指的是找出拍攝主體所在地點和座標,有時可透過既有的飛行軌跡紀錄來推測,但更多時候是在沒有軌跡紀錄的狀態下,憑藉地理知識及照片上的蛛絲馬跡判讀位置。如果影像拍攝年代久遠,或是地景變化很大,就需要運用更多歷史圖資或佐證資料去搜索、推論。

「我們要一張一張照片判讀,建立屬性資料。像是早期的傳統相機沒有定位功能,常常看到照片中只有一大片山稜線,此時我們就要仔細比對地圖、衛星影像,想辦法查找,盡可能貼近正確。」陳宣穎說。

「建立關鍵字」看起來似乎相對輕鬆,然而事實上,光是決定有哪些關鍵字可以使用,就是一門功夫。第一步必須辨認影像中的景物,例如一塊農田種植的是什麼作物,就必須蒐集其他資料輔助判斷;其次,由於空拍照片尺度不一,在畫面中佔比多大的景物需要設立關鍵字,也需要經過討論訂定規則;最後,還必須從使用者的角度思考,依據一般人的搜尋習慣設立關鍵字。

因此,在建立屬性資料的過程中,看見・齊柏林基金會也特別諮詢多位專家,共同研究規劃出適合台灣空中影像的關鍵字建置邏輯,並以此基礎進行分門別類、校正檢核,確保影像被妥善歸納及運用。

image2
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建立屬性資料時需要大量對比地圖,並依照訂定好的規則建立屬性資料,使歸納邏輯一致。
  • 影音資料典藏

相較於照片整理,動態影片的典藏工程更為多元複雜。首先,要針對近千小時空拍影片進行盤點,接著進行特殊格式轉檔與備份,再逐步建立邏輯編碼、標示檔案管理方式,以推動後續屬性資料建立。

「影片整理最大的兩個挑戰,其一是影片內容橫跨的範圍很大,導演可能是台中起飛、屏東降落,因此要去判斷每個影片節點的地景定位;其二是飛機上升的垂直範圍很大、晃動又劇烈,有時候會遇到『果凍效應1』致使內容失真。」影音製作組專員鄭宇程說明,由於各時期的影片拍帶檔案格式、影像內容品質、影片時長都不同,大大增加了管理建檔難度。

image4
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影音資料的典藏,需要讀取大量的檔案,逐格檢視、分段建立屬性資料、調色等。

加入數位典藏的馬拉松,傳承接棒台灣之美

從一步步定義操作流程、統一色彩管理語言、購置影像處理設備等,到培訓志工與實習生、讓人力支援一步到位、避免巨量資料的協作過程中出現錯誤,都是數位典藏計畫的範疇。多元內容創意部副總監王俐文表示,「數位典藏」四個字說來簡單,但過程繁複龐雜,需要所有人一致的專注、耐心、細心、以及熱忱。

「iTaiwan8影像資料庫」作為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數位典藏計畫的目標之一,改版上線只是第一步,接下來除了完成龐大影像資料的典藏,更大的挑戰是要繼續記錄台灣,讓影像不會只停留在2017年。

「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是齊導畢生在做的事,也是基金會要接力做下去的事。而數位典藏計畫,就是齊導生命的延續,也是基金會動力的源頭。要打造一座把台灣存起來的影像資料庫並不容易,看見・齊柏林基金會亟需各界的支持,共同建置屬於台灣最美的影像資料庫。讓我們一起守護齊柏林留下的影像資產,讓土地脈動的珍貴影像得以傳承世代,發揮更多價值。

捐款支持看見・齊柏林基金會,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


註1:果凍效應(rolling shutter)是數位相機CMOS感光元件的一種效應,當使用電子快門來拍攝高速移動的物件時,原本垂直的物件拍攝出的畫面卻為傾斜甚至變形。(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猜你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