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選舉公報竟然沒有「政見欄」:一段衝撞、台獨、與電視機交織而成的台灣民主奮鬥史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因為戒嚴、因為台獨、因為電視機。因為中選會官員不想碰國族爭議,尤其不想審查未來的上級,所以最後的結果就是總統選舉公報獨缺政見欄。
文:王宏恩(杜克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陳青逸(倫敦政經學院歐洲研究所碩士、台大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馬上就要總統選舉了,每個人家裡信箱都收到選舉公報。最重要的總統選舉到底要投誰呢?一打開公報,看到公報上印了三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號次、相片、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出生地、推薦政黨、住址、學歷、經歷⋯⋯之後就什麼都沒有了!?總統候選人居然不用提出「政見」?
當我們翻到公報的後面幾頁,區域立委候選人政見內容和不分區立委候選人其所屬政黨的政見卻皆有完整刊載。為什麼同樣一份官方的選舉公報會有如此雙重標準的違和感呢?難道是出了什麼奧步嗎?
圖一、總統選舉公報竟然沒有「政見欄」,其餘各級選舉都有(資料來源:台北市選舉委員會,2016)
事實上,從1996年第一次總統直接民選以來,眼尖的選民就質問過中選會為什麼沒有刊登總統候選人政見(聯合報,1996.02.10)、2000年也問、2004年再問、2008年還問、2012年繼續問,筆者今天讀到報紙終於又有人問了(自由時報,2016.01.06)。中選會千篇一律的官方回答是「依法行政」: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44條的選舉公報規定裡的確沒有政見欄。
而這看似違和的規定後面,其實大有文章。本文追溯中選會選舉公報「總統候選人政見空白」立法始末,揭露一段鮮為人知,一段衝撞、台獨、與電視機交織而成的台灣民主奮鬥史。
戒嚴、中選會、與政見審查
台灣在戒嚴時期一直有辦選舉,負責的中央選舉委員會(以下簡稱中選會)在各級選舉都要印選舉公報,而公報上各候選人的政見,在被刊登之前,都要逐字逐句接受中選會官員的審查。
聽到「審查」這兩個字很沉重,但當時是有些狀況讓審查看似有正當性。例如有候選人政見裡有錯字,中選會照登,結果候選人被選民指責之後,反過來說是中選會故意打壓(聯合報,1973.11.13);另外,還有候選人在政見欄說別人死了活該(聯合報,1981.10.16)、在選舉公報上賣自家的「黑點響聲丸」以及進口「冠髮養髮香波」(聯合報,1992.12.30)、或只貼一個幹字(聯合報,1998.11.11)。在這些情況下,中選會委員會因為保護善良風俗或避免抹黑等理由,退回要求候選人重寫。
然而,在更多情況下,政見審查就是政治審查──尤其,是對於「台灣獨立」的審查。在戒嚴時期的「動員戡亂時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開始,第54條就有明訂三大禁止項目:「一、煽惑他人犯內亂罪或外患罪。 二、煽惑他人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 三、觸犯其他刑事法律規定之罪。」
戒嚴時期甚至到解嚴初期,候選人在政見裡寫「自決」是被明文禁止的(聯合報,1985.10.27)、寫「台獨」與「一中一台」也都是違法而不能刊,甚至在經歷欄寫「黨外」都被選務人員視為有礙觀瞻(聯合報,1981.10.16)。假如候選人寫這些內容,就會被中選會退回重寫、甚至直接該欄空白。
衝撞、逐步開放、與廢政見欄
在解嚴之後,即使1991年公布選罷法,但選罷法大體上還是照抄舊法,第54條還是禁止候選人在政見欄刊登這三種項目的政見。在此同時,追求台灣民眾自決、追求台灣獨立的聲音越來越大,而這也在解嚴初期的幾次選舉造成重大衝突。有越來越多的候選人在政見欄填上台獨或住民自決的政見,挑戰中選會的審查標準。
更進一步地,地方選委會官員也與台灣省選委會產生衝突。在1991年底第二屆國大選舉中,因為拒絕刪除候選人的台獨政見,有六位地方選委會主委(由市長兼任,台北縣尤清、宜蘭縣游錫堃 、高雄縣余陳月瑛、屏東縣蘇貞昌、嘉義市張文英、彰化縣周清玉等六人)辭職抗議,而彰化縣及高雄縣更是先印出有台獨政見的選舉公報後送出,台灣省選委會再緊急全面收回查扣(聯合報,1991.12.20、聯合晚報,1991.12.23、聯合報,1992.05.27)。這六位官員更在選後被懲處。
在第二屆國大選舉之後,中選會針對一連串的辭職抗議、收回公報重印重發等混亂進行檢討。而隨著刑法100條在1992年修正,中選會也逐步開放政見內容,例如說可以在政見欄寫「一中一台」(聯合報,1992.11.23)。但更可以想見的是,選委會委員根本不想審這一類的政治言論,尤其是每次這樣審都會引來大規模抗議,而審完讓候選人政見欄空白,更像變向幫反國民黨的候選人助選──政見空白是台獨金字標記!(聯合晚報,1991.12.14)
因此,在這幾次的選舉風波後,中選會官員跟一些政治人物乾脆提議:「廢除政見欄」(見下圖二)。沒有政見欄,就不用審查,就不用衍生一堆妨礙言論自由或政治判斷的風波了。從1991年至1994年省長選舉間,中選會開了多次討論會、請學者專家提案、報紙展開民調,而中間立法委員選舉許多候選人又再次衝撞中選會,提出台獨政見後「被空白」(聯合報,1993.05.10)。
中選會給立法院的提案,一開始是打算全面廢除政見欄。這樣接下來要來到的省長選舉、以及準備進行的1996年總統選舉,中選會官員就不用頂著壓力去審未來可能的上級的政見了吧?!再者,因為同一時間有越來越多候選人被抓到假造學歷或經歷,因此中選會光花在審查學經歷真偽就自顧不暇,無力再審政見內的政治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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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力歐陪你喝一杯】看見身障老後的照顧困境,讓照顧悲劇不再發生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伊甸基金會期待家有身心障礙者的朋友,能夠知道自己並不孤單,只要願意求助,不需自己一肩扛起所有的照顧重擔。
高齡社會是醫療技術進步、養生觀念提升的反映,但這樣的發展,也伴隨著許多問題,比方勞動力下降、經濟問題、醫療需求改變等。與此同時,我們可能較少關注到的身心障礙族群以及他們的照顧者,同樣也呈現逐年高齡化的發展,而且背負著更多挑戰與考驗,包括家庭、社會資源、公眾意識等。
根據衛福部統計,近七成生活需要他人協助的身心障礙者,是由家人照顧。老人福利法定義老人為年滿65歲,而身心障礙者往往比一般人提早退化20年,表示身心障礙者45歲即邁入老年期。在家人依舊承擔最多照顧勞動的現況,身心障礙者與照顧者雙雙老化的現象加速,照顧需求更顯迫切與複雜。
關於身心障礙者,你所不知道的是⋯⋯
「自從2000年以來,台灣的社會福利發生了很多變化,不管是在食衣住行各方面,當然,也包括政府開始推動長照2.0的制度。這些改變的立意都是良善的,但是我們的社會觀念卻可能還沒有追上。」伊甸基金會副執行長何天元談起關於身心障礙者的福利,有感而發地表示。

在台灣,大眾對身心障礙者還是普遍存在著排斥的心態。何副執行長提到,這樣的排斥,可能不僅僅存在於一般身心健康的民眾,甚至是身心障礙者的家屬,都有可能抗拒接受現實,選擇封閉自己和身心障礙者,停止與外界接觸。「在推動照顧身心障礙者相關的服務上,真的是困難重重,比方我們要辦活動,或者要尋找合適的機構場地,常常遭到民眾抗議。」何副執行長表示。不過,即使如此,伊甸基金會想要持續為身心障礙者倡議、改善現況的決心,並沒有絲毫改變。「因為照顧身心障礙者,真的是非常重要,同時也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沒有人應該被孤立,或者獨自承擔這一切。」
目前伊甸基金會提供日間照顧、居家照顧、社區服務、住宿機構等不同形式的服務,希望可以讓更多有需要的家庭,找到一個最適合自己和家人的方式來照顧身心障礙者。「除此之外,因為科技不斷地進步,很多觀念也都在改變,伊甸希望可以永遠多想一步,替大家先做好準備,所以我們提供的各種課程、教材,還有對我們工作人員的培訓等,也都持續在更新。」為了打破傳統觀念上對於身心障礙者的排斥感,伊甸基金會更是持續舉辦活動,透過各種媒體、平台的宣導,希望能夠改變社會普遍的觀感。更重要的是,讓所有的身心障礙者和他們的家屬知道——你不需要孤軍奮戰,伊甸願意提供各種你需要的支援和資源。
當我老了,你也老了
提到伊甸所能提供的支援和資源,家有多重障礙者的恩蓉媽媽對此感受最深。「我們恩蓉是多重障礙的孩子,她還在我肚子裡的時候我就知道了。既然我們選擇迎接她的到來,就必須要為她做好最周全的準備,所以我跟恩蓉爸爸一直都很積極地去找各種課程、復健來上,希望恩蓉在人生的這路上,可以走得更順一點。」恩蓉自從八個月大左右就開始接受復健,在醫療上,恩蓉的爸爸媽媽也非常重視她的黃金治療期。除此之外,各種相關的課程、活動,恩蓉爸爸和媽媽也都盡可能去學習、接觸。在恩蓉一家搬到台北之後,恩蓉更是直接開始使用伊甸的日間照顧服務。「這個決定真的是最好的決定,因為伊甸的照顧服務,改變了我們一家相處的氣氛。」恩蓉媽媽真誠地說。

恩蓉是個喜歡學習的孩子,在享有義務教育的十二年期間,她白天到學校接受教育,傍晚放學回家休息,行程和一般的學生幾乎一樣。但是在高中畢業之後,恩蓉就面臨了大學裡面沒有這樣的服務的問題,換句話說,她白天沒有地方可以去,只能待在家裡,由爸爸媽媽照顧。
「那時候我們想了很多方法、討論過各種可能性,但是因為恩蓉是多重障礙,能夠幫助她的機構真的不多,後來我們只能選擇看護,讓她待在家裡。」但這樣的做法引起了恩蓉很大的反彈,因為她喜歡接觸新事物和具有學習的熱情,和被困在家裡的現實,起了巨大的衝突。恩蓉常常鬧起脾氣,爸爸媽媽也被迫在日常的工作之外,還要處理更多事情、更多情緒,一家人都感到喘不過氣來。
「搬到台北之後,我們進入了伊甸的民生日照中心,在這裡恩蓉可以參加課程,可以復健,有很多她沒有接觸過的新鮮事,讓她非常開心;甚至我常常很驚喜地發現,她持續在進步、在成長。」不只如此,一家人因為伊甸照顧服務的幫助,都各自獲得了喘息的機會,在體力上、心情上都更加有餘裕與彼此相處。
你的辛苦有伊甸懂,請放心好好休息
「絕對要尋求協助,一定要給自己一點休息的空間。」恩蓉媽媽談到過去認識的朋友中,也有一位家有身心障礙兒的媽媽。「那位媽媽的先生沒有辦法接受有障礙的孩子,在孩子出生沒多久之後就選擇消失,把孩子丟給媽媽。唯一值得慶幸的是,他們家家境還不錯,不需要為經濟問題太費心。」即使如此,這位媽媽朋友還是在某一天傳訊給恩蓉媽媽,說自己真的很累,想要結束一切。「我收到訊息真的嚇到了,立刻找里長、找社工過去那位媽媽家,還好沒有發生遺憾的事情。但這也讓我思索到,人是沒有辦法獨自存在的,特別是有身心障礙者的家庭,了解各種支援系統可以怎樣隨時幫到你,隨時給你一個出口、一個喘息的機會,真的很重要。」
把成為身心障礙者家庭的後盾,當成一生目標的何副執行長,也提到他在第一線上,觀察到一些家庭的狀況。「很多家庭把自己封閉起來的原因,是不想讓別人知道自己家裡有這樣的問題,覺得很羞恥;有些則是對外尋求協助,就會產生愧疚感。這樣的觀念,其實直到今天還一直困擾著非常多的家庭。」除此之外,經濟上的壓力,也是讓許多身心障礙者家庭不敢求援的主要原因之一。何副執行長提到,曾經遇到過一位身心障礙者,他的一天四餐就是一片厚片吐司,切成四塊,早餐、午餐、晚餐、宵夜各一塊。「而且你可以看到那片吐司已經是幾乎要腐敗的狀態,真的很令人揪心。」

目前政府已經開始在很多地方設立日間照顧機構,就是希望讓身心障礙者可以就近在社區裡也接受到不同需求的照顧服務。何副執行長強調,現在政府有補助,伊甸基金會也很願意提供急難救助,給所有有需要的家庭,一個暫時緩解現況的機會。「只要願意尋求援助,我們一定會想辦法幫到你。我們只希望能夠傳達一個觀念:讓身心障礙者獲得更好的照顧,其實是讓整個家庭過得更好。」
這是一段讓力量凝聚的旅程
除了縱向的提供幫助之外,橫向的新知教育、心得分享也一樣重要,伊甸透過許多方式,讓資訊透明,讓不管是不是身心障礙者和其家庭,都能對身心障礙者的能力和需求更有概念。
何副執行長邀請大家收聽伊甸的Podcast——「先來一杯,我們再聊」,希望能透過照顧者的分享,讓彼此都有傾訴、傾聽的機會,更讓未來都可能是照顧者的你我,有越來越多的參考樣本。與此同時,讓照顧者們知道自己並不孤單,自己也有權力追求快樂與自我人生。
談到分享,恩蓉媽媽也非常同意「吐苦水」的重要性。「因為我先生是牧師,我身為師母,其實也常常扮演著傾聽者、照顧者的角色,所以我都很鼓勵有同樣狀況的家庭,把感受說出來、把問題說出來,我們一起來解決。」恩蓉媽媽希望讓更多身障家庭知道他們並不孤單:勇於求助、適時喘息、讓專業介入。
伊甸基金會從身心障礙者的角度出發,提供個案管理、心智障礙者雙老家庭支持、支持性就業、日間作業設施、日間照顧服務、社區居住等服務,另外還有居家修繕、交通接送、輔具服務等。不僅為身心障礙者提供了實際的幫助,更重要的是給予了他們和家庭一份深深的愛和希望。就像恩蓉和恩蓉媽媽,透過這些協助,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意義和價值,並成為社區中傳播正能量的重要角色。我們期待更多家有身心障礙者的朋友,能夠知道自己並不孤單,只要願意求助,身心障礙者的照顧重擔,真的不用自己一肩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