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這並不是好萊塢第一次以《六十分鐘》作為拍攝的題材,上世紀結束時上演的《驚爆內幕》,詮釋的是《六十分鐘》曾有的輝煌之一,以Lowell Bergman為例首,從典範的角度訴說「新聞」或「新聞人」為何,那麼《真相急先鋒》的故事則完全相反...
誠如在《真相急先鋒》(Truth)扮演美國知名主播Dan Rather的Robert Redford於片中所言,作為第一個獲利的新聞雜誌(news magazine)型態節目,CBS的《六十分鐘》(60 Minutes)無論在新聞媒體乃至流行文化的場域都有著舉足輕重的歷史地位。
這並不是好萊塢第一次以《六十分鐘》作為拍攝的題材,1999年Michael Mann執導的《驚爆內幕》(The Insider),就曾以該節目為對象,描述該節目製作人之一Lowell Bergman,是如何與曾一度任職菸草產業的Jeffrey Wigand合作,讓他在《六十分鐘》擔任專家證人,揭露菸草公司刻意隱瞞忽視尼古丁致癌的事實。
從說服Wigand扮演「吹哨人」(whistle-blower)的角色,對抗菸草產業這樣龐大的財團,說出與世人健康利益息息相關的訊息,與他一同承擔四面八方的壓力,尤其被踩到痛腳的財團還和電視台有著緊密的關係。Al Pacino飾演的Bergman完全無所畏懼,一心只想將事實揭露,他的堅持與Russell Crowe飾演的Wigand所面對掙扎和煎熬,構成了本片的主調,刻劃出一則「硬新聞」(hard news)誕生背後那人性的柔軟面相。無論在口碑與票房上,都取得了不錯的佳績。
如果說於上世紀結束時上演的《驚爆內幕》,詮釋的是《六十分鐘》曾有的輝煌之一,以Lowell Bergman為例首,從典範的角度訴說「新聞」或「新聞人」為何,那麼《真相急先鋒》的故事則完全相反,以2004年《六十分鐘》報導小布希總統靠特權加入國民兵以逃避越戰,並在1972-1973年未依法在營區服勤,但隨後被發現為其中一份關鍵的證據-吉里安上將的備忘錄有偽造之嫌的「吉里安文件爭議」(Killian documents controversy),講述新聞人的堅持以及新聞倫理的複雜。
本片改編自主角Mary Mapes的自傳,她當時擔任《六十分鐘》的新聞製作人,也是這則報導的主要推手,前述Robert Redford飾演的Dan Rather既是他的合作夥伴,也是他宛如父親般的堅定支持者,電影前半主要敘述兩人所率領的新聞團隊,追查這則報導的過程,如何在最後關頭終於突破難關尋得證據和證人,並在檢查過相關事證之後公佈於世人面前。
然而在節目撥出之後,劇情突然急轉直下,對於報導的執疑聲浪四起,尤其集中在備忘錄是否偽造上。成為眾矢之的的Mary Mapes,陷入了新聞的澄清、內部的調查以及捍衛個人名譽的多方戰線中,成為整起事件的代罪羔羊,不僅她及她的團隊成員被電視台開除,同時整個新聞部相關人員也被大換血,連Dan Rather亦辭去CBS主播的工作。

Photo Credit: ifilm傳影互動
對於該事件陌生的觀眾,前半部提及大量的人事時地物,在觀影時不免有些急促,但這一切背景細節的交待,目的都是為了之後劇情的開展,為了相關辯論之需,電影後半部給觀眾豁然開朗之感。這樣的安排,一方面有原著自傳敘述的痕跡;同時也顯示這部片子最成功的地方:以冷靜持平的態度盡力呈現該事件細節,讓觀眾自己作出最後的判斷。
讓我們回到本片的基本爭議:Dan Rather和Mary Mapes所率領的團隊,對這則新聞的報導是否有缺失?我想答案是肯定,以爭議的備忘錄為例,不可否認,在未取得原稿的情況下,太快的跳入結論,同時關於資料來源也太輕易相信提供者的說法。那麼這些失誤背後是否受到先入為主的主觀所影響,答案應該也是肯定,在最後被詢問是否認為只有權貴能進入國民兵時,主角毫無一絲遲疑的給予肯定的答案,便可以理解她及其團隊的態度
相對而言,Dan Rather和Mary Mapes所率領的團隊,是否未盡力做好檢證的工作,乃至刻意偽造呢?答案則是否定的。透過本片前半的敘述,他們確實在有限的時間內,窮盡所有的能力對這則報導進行了檢證的工作,比如對這紙備忘錄的鑑定,雖然事後焦點都放在四位專家內,有兩位並未給予肯定的認證;但同樣地,這兩位專家亦不敢斷言此備忘錄為偽造,同時亦表示有兩位專家給予了支持的結果。

Photo Credit: ifilm傳影互動
上述看似有些矛盾的論述,並非刻意耍弄文字,或者僅想表達「百密一疏」的格套,重點在於究竟所謂的「真相」(truth)到底為何?多數人其實對「真相」的概念有著過於理想的誤解,認為它是可以被還原或重現的;然而任何事情一旦發生的當下,便立即消散於時間的洪流中,人們只能透過所殘留或多或少的線索,以個人主觀的視野,去拼湊或趨近已然發生並逝去的「真實」。
線索必然不全,永遠有著無法窮盡的空白;主觀則為必需,未帶有好的問題意識去推敲整理,這些逝去的片段難以聚合成完整的故事。這無非是新聞報導乃至史學書寫最本質的運作邏輯。正因為「真相」不可能被「理所當然」的還原,在這樣的邏輯下,重要的反而不是「答案」,而在於「問題」,唯有不斷提問、無止盡的懷疑,才能打破「理所當然」的片面理解,反覆重塑、貼近「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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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在台灣,等一項癌症救命新藥需要等上超過700天,而日本最快只需要60天!台灣人,你真的有「命」等嗎?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等一項救命的藥物,需要多久時間?台灣新藥從申請日到健保正式給付生效,如癌症創新新藥等重大疾病藥物,平均需等超過700天;而鄰近國家日本,則是60-90天內。換句話說,台灣人一旦生了病,想要用到新研發的救命藥物,病人需耗時等待。台灣人,真的有「命」能等嗎?
2022年中,余苑綺因癌症過世,不僅讓演藝圈許多粉絲與親友不捨與難過,也讓許多同是癌症病友的患者與家屬,感到忐忑不安。余苑綺從2014年罹患直腸癌後,立委余天耗費數百萬就為替女兒挽命,甚至四處奔走希望爭取美國最新的抗癌藥物,可惜最終未能等到就已離世。
看得到卻用不到的救命新藥

事實上,類似遺憾在台灣時有所聞。即使國外屢有救命新藥問世,台灣人卻不一定能使用得到。根據數據顯示,在日、韓、以色列、加拿大等11個高所得國家中,台灣的肺癌存活率在高所得國家排名倒數第四,只有日本的一半;攝護腺癌存活率為倒數第一、乳癌倒數第二,胃癌則輸日本、韓國。若以平均餘命來看,台灣也比日本短少三年。
國人平均餘命、癌症存活率等指標,落後其他國家,健康投資不足也是一大原因。若與鄰近的日本比較,日本整體醫療支出佔整體GDP比例為11%、其中強制性醫療保險支出8.3%、藥費支出2.3%,而台灣則是6.1%、3.5%、1.2%,三者占比皆低於日本。
慢性病、罕見疾病甚至是現今新興癌症治療趨勢,如免疫療法、精準醫療等,亟具突破性、療效更佳的治療,在健保資源有限下,被限縮給付,導致病人只能自力救濟,自掏腰包使用。

為什麼新藥新科技導入台灣那麼難?

健保業務也包含引進新藥及新科技,但為什麼仍讓新藥新科技導入受阻?首要原因就是健保財源不足,進而排擠新藥引進。雖然每年的健保預算相較25年前開辦時的2000多億元,已成長到8000億元,但醫療費用年年成長,仍跟不上如雨後春筍增加的治療項目。台灣整體藥費支出早已偏低,新藥預算更是嚴重不足,不但零成長,甚至還負成長。
財務衝擊下,造成新藥給付審理流程頻頻卡關,許多國外原廠新藥因台灣議價空間小,使得引入時程拉長、健保給付條件越趨嚴格。許多效果良好的藥品,卻因支出費用高,在健保現有預算限制下,只得限縮藥品的給付範圍,讓可使用的病人族群也連帶限縮。
無法與國際治療標準接軌的台灣

新藥納入給付前都得先進行「醫療科技評估」(HTA),意即評估新藥引進是否具有成本效益,但常常因財務衝擊大,在醫療科技評估(HTA)這關就被擋了下來。依據2019年藥品查驗中心醫療科技評估(HTA)報告顯示,僅3成癌症患者所需用藥能獲得健保給付。
影響的不僅是個人減少延長生命機會,也讓台灣用藥標準大幅落後先進國家。根據統計,台灣新藥從申請日到入健保給付生效,如癌症等重大疾病創新藥物,平均審查需超過700天;而鄰近國家的日本,則是在60-90天內。
尤其,相較於食品藥物管理署核准的藥品適應症,台灣健保給付的藥品適用範圍,因為預算相對限縮,僅部分適應症可以納入健保,未納保之適應症的病人必須自救苦等審核通過。換句話說,台灣人一旦患重大疾病,可能只有三個殘忍選擇:一是使用既有治療控制病情苦等新藥納保;二是賣車賣房自費使用藥品換取生命延續;三若金錢耗盡最後只能放棄治療。反觀日本,新藥給付不僅時間快速,甚至是依照仿單所有的適應症都給付,民眾可以使用到依照仿單給付的最新藥品。
環環相扣下,台灣標準治療早已和國際嚴重偏離。政府對於台灣醫療政策要有前瞻性的思考,應全面檢討醫療資源利用效率,增加新藥預算以加速新藥新科技納入給付,為台灣民眾謀求新藥可近性及最佳醫療選擇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