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問是趨近真相的唯一方式——《真相急先鋒》的提問

追問是趨近真相的唯一方式——《真相急先鋒》的提問
Photo Credit: ifilm傳影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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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並不是好萊塢第一次以《六十分鐘》作為拍攝的題材,上世紀結束時上演的《驚爆內幕》,詮釋的是《六十分鐘》曾有的輝煌之一,以Lowell Bergman為例首,從典範的角度訴說「新聞」或「新聞人」為何,那麼《真相急先鋒》的故事則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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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在《真相急先鋒》(Truth)扮演美國知名主播Dan Rather的Robert Redford於片中所言,作為第一個獲利的新聞雜誌(news magazine)型態節目,CBS的《六十分鐘》(60 Minutes)無論在新聞媒體乃至流行文化的場域都有著舉足輕重的歷史地位。

這並不是好萊塢第一次以《六十分鐘》作為拍攝的題材,1999年Michael Mann執導的《驚爆內幕》(The Insider),就曾以該節目為對象,描述該節目製作人之一Lowell Bergman,是如何與曾一度任職菸草產業的Jeffrey Wigand合作,讓他在《六十分鐘》擔任專家證人,揭露菸草公司刻意隱瞞忽視尼古丁致癌的事實。

從說服Wigand扮演「吹哨人」(whistle-blower)的角色,對抗菸草產業這樣龐大的財團,說出與世人健康利益息息相關的訊息,與他一同承擔四面八方的壓力,尤其被踩到痛腳的財團還和電視台有著緊密的關係。Al Pacino飾演的Bergman完全無所畏懼,一心只想將事實揭露,他的堅持與Russell Crowe飾演的Wigand所面對掙扎和煎熬,構成了本片的主調,刻劃出一則「硬新聞」(hard news)誕生背後那人性的柔軟面相。無論在口碑與票房上,都取得了不錯的佳績。

如果說於上世紀結束時上演的《驚爆內幕》,詮釋的是《六十分鐘》曾有的輝煌之一,以Lowell Bergman為例首,從典範的角度訴說「新聞」或「新聞人」為何,那麼《真相急先鋒》的故事則完全相反,以2004年《六十分鐘》報導小布希總統靠特權加入國民兵以逃避越戰,並在1972-1973年未依法在營區服勤,但隨後被發現為其中一份關鍵的證據-吉里安上將的備忘錄有偽造之嫌的「吉里安文件爭議」(Killian documents controversy),講述新聞人的堅持以及新聞倫理的複雜。

本片改編自主角Mary Mapes的自傳,她當時擔任《六十分鐘》的新聞製作人,也是這則報導的主要推手,前述Robert Redford飾演的Dan Rather既是他的合作夥伴,也是他宛如父親般的堅定支持者,電影前半主要敘述兩人所率領的新聞團隊,追查這則報導的過程,如何在最後關頭終於突破難關尋得證據和證人,並在檢查過相關事證之後公佈於世人面前。

然而在節目撥出之後,劇情突然急轉直下,對於報導的執疑聲浪四起,尤其集中在備忘錄是否偽造上。成為眾矢之的的Mary Mapes,陷入了新聞的澄清、內部的調查以及捍衛個人名譽的多方戰線中,成為整起事件的代罪羔羊,不僅她及她的團隊成員被電視台開除,同時整個新聞部相關人員也被大換血,連Dan Rather亦辭去CBS主播的工作。

Photo Credit: ifilm傳影互動

對於該事件陌生的觀眾,前半部提及大量的人事時地物,在觀影時不免有些急促,但這一切背景細節的交待,目的都是為了之後劇情的開展,為了相關辯論之需,電影後半部給觀眾豁然開朗之感。這樣的安排,一方面有原著自傳敘述的痕跡;同時也顯示這部片子最成功的地方:以冷靜持平的態度盡力呈現該事件細節,讓觀眾自己作出最後的判斷。

讓我們回到本片的基本爭議:Dan Rather和Mary Mapes所率領的團隊,對這則新聞的報導是否有缺失?我想答案是肯定,以爭議的備忘錄為例,不可否認,在未取得原稿的情況下,太快的跳入結論,同時關於資料來源也太輕易相信提供者的說法。那麼這些失誤背後是否受到先入為主的主觀所影響,答案應該也是肯定,在最後被詢問是否認為只有權貴能進入國民兵時,主角毫無一絲遲疑的給予肯定的答案,便可以理解她及其團隊的態度

相對而言,Dan Rather和Mary Mapes所率領的團隊,是否未盡力做好檢證的工作,乃至刻意偽造呢?答案則是否定的。透過本片前半的敘述,他們確實在有限的時間內,窮盡所有的能力對這則報導進行了檢證的工作,比如對這紙備忘錄的鑑定,雖然事後焦點都放在四位專家內,有兩位並未給予肯定的認證;但同樣地,這兩位專家亦不敢斷言此備忘錄為偽造,同時亦表示有兩位專家給予了支持的結果。

Photo Credit: ifilm傳影互動

上述看似有些矛盾的論述,並非刻意耍弄文字,或者僅想表達「百密一疏」的格套,重點在於究竟所謂的「真相」(truth)到底為何?多數人其實對「真相」的概念有著過於理想的誤解,認為它是可以被還原或重現的;然而任何事情一旦發生的當下,便立即消散於時間的洪流中,人們只能透過所殘留或多或少的線索,以個人主觀的視野,去拼湊或趨近已然發生並逝去的「真實」。

線索必然不全,永遠有著無法窮盡的空白;主觀則為必需,未帶有好的問題意識去推敲整理,這些逝去的片段難以聚合成完整的故事。這無非是新聞報導乃至史學書寫最本質的運作邏輯。正因為「真相」不可能被「理所當然」的還原,在這樣的邏輯下,重要的反而不是「答案」,而在於「問題」,唯有不斷提問、無止盡的懷疑,才能打破「理所當然」的片面理解,反覆重塑、貼近「真相」。

Mary Mapes在片中疾呼:人們所該看重的應該是他們提出了什麼質疑,而不是放在無法被證明或被還原的細節,錯過了趨近「真相」的可能。亦誠如伏爾泰所言,要論斷一個人,與其看他所給予的答案,還不如看他的提問(Judge a man by his questions rather than by his answers),也許這不是一則好的報導,但Mary Mapes本質上仍不失為夠格的新聞人,也才能報導出美軍虐囚事件(Peabody Award)獲得皮博迪奬(Peabody Award)。

當然,上述的說法只是其中一面,對於本例涉及的新聞倫理問題,還有各種的討論可能。然而批評或辯護皆為其次,對任何「理所當然」的懷疑,則是新聞報導甚或現代社會裡每個公民的責任,這才是這事件或這部以真相為名的電影,最值得我們省思之處。

責任編輯:曾傑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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