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見的手」取代市場競爭「看不見的手」:美德日台在「公司治理」上有什麼不同?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公司治理最核心的就是確保沒有企業控制權的股東的利益。要理解這個原則的發展就必須回到美國大型公司的發展歷程。
文:鄭力軒(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2012年爆發了震驚社會的林益世索賄案。前行政院秘書長在立委任內,介入中鋼爐渣處理的工程,向承包商地勇公司索賄。案件的司法爭點環繞在中鋼是否屬於國營事業。就法律上的定義而言,政府在中鋼持股遠低於一半,中鋼是不折不扣的民營事業。如果採用這個定義,林益世不過是介入兩間民營公司的糾紛。
然而從實際經營來看,中鋼從董事長到所有董事再到總經理幾乎都由經濟部所指派。如果從這個角度出發,林益世的就是利用立法委員的職權介入國營事業的運作,明確構成了貪污。翻成白話來說,重點在於「中鋼到底是誰的」?
不只中鋼,「公司是誰的」這個問題也同樣出現在大型私營事業,特別是上市企業。名義上公司屬於股東全體,然而實際上又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大部分小股東無法參與公司任何決策。另一方面,為數龐大的受雇者名義上不是公司的所有者,並不擁有決定公司重大決策的權力,但公司決策對他們命運的影響卻比多數股東還深刻。
舉例而言。除了股東和員工外,大型企業對不管上下游廠商、消費者乃至周邊區域都常有決定性的影響。當代所流行的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概念,所要應對的就是這些議題。根據OECD在2004年所提出的公司治理綱要,完整地涵蓋了公司治理的幾個面向 [1],提供了可操作的指引。
然而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必須更進一步追問的是,這個原則從何而來?盲點又是甚麼?台灣的狀況又與這些原則所產生的脈絡有甚麼關聯?如此才能對公司治理問題有更清晰的理解。

從持股來看,中鋼屬「民營」公司。但從經營來看,中鋼從董事長到所有董事再到總經理都由經濟部指派。中鋼是否民營,影響了林益世索賄案的判決
美國公司治理與股東優先模式
在OECD的原則中可以看出,公司治理最核心的就是確保沒有企業控制權的股東其利益。要理解這個原則的發展就必須回到美國大型公司的發展歷程。在19世紀中葉前,股份有限公司被視為一個危險、特殊,必須取到國家特許的組織型態,而特許也多半給予包括金融、運河、橋梁與鐵路等具有公共服務目的產業,得到特許的對象常常也是包括教堂、地方政府等具公共性質的對象。
直到19世紀下半葉經歷一系列政治過程後,股份有限公司才被容許擺脫公共義務,成為以營利為唯一目標的純粹商業組織 [2]。在股份有限公司被容許成為私有財產後, 1932年由Adolf Berle 與Gardiner Means(以下簡稱B&M)[3] 率先指出在股權分散之下出現了新的組織關係——所有權與控制的分離,財產的所有者是眾多分散的股東,而公司的運作則是控制在負責日常營運的經理人手中,也就是所有權與控制的分離。
B&M對所有權與控制分離的討論廣泛被視為公司治理研究的起點,書中所指出的經理人支配的現象,也成為理解美國20世紀企業發展的標準敘事。企業史學者Alfred Chandler即傳神地以大型組織專業經理人「看得見的手」,如何取代了市場競爭「看不見的手」作為分析二十世紀美國企業史的基調。然而從1980年代開始,無論在市場上以及論述上,傳統專業經理人主導的模式遭遇了激烈的挑戰。
在金融市場中,包含退休金、投資基金等各式投資法人(institutional investor)開始運用各種手段激烈挑戰無法或不願給投資人更高報酬的經理人。另一方面,市場上風行的敵意併購也嚴厲懲罰了無法提高市值卻握有大量資產的經理人。這些行動運動的結果使得市值與股價成為衡量企業經理人最核心的指標,企業也開始向外尋求可以有效提高「公司價值」的經理人,逐漸形成不斷流動的企業控制市場(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
在論述上,被隨著財務經濟學中代理人理論(agency theory)的興起,經理人的角色也轉變成為替股東謀求利益的代理人。看待公司的方式公司從依據理性原則建構的組織轉變成為契約的叢結(nexus of contracts)。這個論述結合上金融市場以及美國大型企業權力結構的改變,使得股東價值成為美國公司的治理核心,進而影響了公司治理的原則 [4]。
利害關係人與公司治理的多樣性
並非所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有類似的股東主導治理模式。OECD原則中之所以仍有關於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的規範,主要就是來自德國、日本等國家的經驗。相較於美國模式股東與股市被視為公司治理的主要焦點,日本和德國的公司治理特徵在於容納了包括銀行、工會與員工等各種利害關係人的參與。在德國主要是形成了由銀行以及工會共同參與的模式。不僅銀行具有介入公司實質營運的傳統,在共同決定法下工會對於公司的營運也有實質的參與。
日本則是形成核心雇員、銀行以及廠商間網絡所構成的治理模式。日本在戰後財閥解散之後,雖然大企業的控制權落入經理人手中。然而和美國不同的是,股東在日本的企業中極度邊緣化,在終身雇用制的發展下,日本公司被視為核心員工的社群,而非單純股東的財產。在日本社會科學界和業界普遍以「従業員主権」這個概念來描述日本企業的運作型態。OECD原則中對於利害關係人的規範,與英美之外國家中企業的發展經驗有很深的關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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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力歐陪你喝一杯】看見身障老後的照顧困境,讓照顧悲劇不再發生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伊甸基金會期待家有身心障礙者的朋友,能夠知道自己並不孤單,只要願意求助,不需自己一肩扛起所有的照顧重擔。
高齡社會是醫療技術進步、養生觀念提升的反映,但這樣的發展,也伴隨著許多問題,比方勞動力下降、經濟問題、醫療需求改變等。與此同時,我們可能較少關注到的身心障礙族群以及他們的照顧者,同樣也呈現逐年高齡化的發展,而且背負著更多挑戰與考驗,包括家庭、社會資源、公眾意識等。
根據衛福部統計,近七成生活需要他人協助的身心障礙者,是由家人照顧。老人福利法定義老人為年滿65歲,而身心障礙者往往比一般人提早退化20年,表示身心障礙者45歲即邁入老年期。在家人依舊承擔最多照顧勞動的現況,身心障礙者與照顧者雙雙老化的現象加速,照顧需求更顯迫切與複雜。
關於身心障礙者,你所不知道的是⋯⋯
「自從2000年以來,台灣的社會福利發生了很多變化,不管是在食衣住行各方面,當然,也包括政府開始推動長照2.0的制度。這些改變的立意都是良善的,但是我們的社會觀念卻可能還沒有追上。」伊甸基金會副執行長何天元談起關於身心障礙者的福利,有感而發地表示。

在台灣,大眾對身心障礙者還是普遍存在著排斥的心態。何副執行長提到,這樣的排斥,可能不僅僅存在於一般身心健康的民眾,甚至是身心障礙者的家屬,都有可能抗拒接受現實,選擇封閉自己和身心障礙者,停止與外界接觸。「在推動照顧身心障礙者相關的服務上,真的是困難重重,比方我們要辦活動,或者要尋找合適的機構場地,常常遭到民眾抗議。」何副執行長表示。不過,即使如此,伊甸基金會想要持續為身心障礙者倡議、改善現況的決心,並沒有絲毫改變。「因為照顧身心障礙者,真的是非常重要,同時也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沒有人應該被孤立,或者獨自承擔這一切。」
目前伊甸基金會提供日間照顧、居家照顧、社區服務、住宿機構等不同形式的服務,希望可以讓更多有需要的家庭,找到一個最適合自己和家人的方式來照顧身心障礙者。「除此之外,因為科技不斷地進步,很多觀念也都在改變,伊甸希望可以永遠多想一步,替大家先做好準備,所以我們提供的各種課程、教材,還有對我們工作人員的培訓等,也都持續在更新。」為了打破傳統觀念上對於身心障礙者的排斥感,伊甸基金會更是持續舉辦活動,透過各種媒體、平台的宣導,希望能夠改變社會普遍的觀感。更重要的是,讓所有的身心障礙者和他們的家屬知道——你不需要孤軍奮戰,伊甸願意提供各種你需要的支援和資源。
當我老了,你也老了
提到伊甸所能提供的支援和資源,家有多重障礙者的恩蓉媽媽對此感受最深。「我們恩蓉是多重障礙的孩子,她還在我肚子裡的時候我就知道了。既然我們選擇迎接她的到來,就必須要為她做好最周全的準備,所以我跟恩蓉爸爸一直都很積極地去找各種課程、復健來上,希望恩蓉在人生的這路上,可以走得更順一點。」恩蓉自從八個月大左右就開始接受復健,在醫療上,恩蓉的爸爸媽媽也非常重視她的黃金治療期。除此之外,各種相關的課程、活動,恩蓉爸爸和媽媽也都盡可能去學習、接觸。在恩蓉一家搬到台北之後,恩蓉更是直接開始使用伊甸的日間照顧服務。「這個決定真的是最好的決定,因為伊甸的照顧服務,改變了我們一家相處的氣氛。」恩蓉媽媽真誠地說。

恩蓉是個喜歡學習的孩子,在享有義務教育的十二年期間,她白天到學校接受教育,傍晚放學回家休息,行程和一般的學生幾乎一樣。但是在高中畢業之後,恩蓉就面臨了大學裡面沒有這樣的服務的問題,換句話說,她白天沒有地方可以去,只能待在家裡,由爸爸媽媽照顧。
「那時候我們想了很多方法、討論過各種可能性,但是因為恩蓉是多重障礙,能夠幫助她的機構真的不多,後來我們只能選擇看護,讓她待在家裡。」但這樣的做法引起了恩蓉很大的反彈,因為她喜歡接觸新事物和具有學習的熱情,和被困在家裡的現實,起了巨大的衝突。恩蓉常常鬧起脾氣,爸爸媽媽也被迫在日常的工作之外,還要處理更多事情、更多情緒,一家人都感到喘不過氣來。
「搬到台北之後,我們進入了伊甸的民生日照中心,在這裡恩蓉可以參加課程,可以復健,有很多她沒有接觸過的新鮮事,讓她非常開心;甚至我常常很驚喜地發現,她持續在進步、在成長。」不只如此,一家人因為伊甸照顧服務的幫助,都各自獲得了喘息的機會,在體力上、心情上都更加有餘裕與彼此相處。
你的辛苦有伊甸懂,請放心好好休息
「絕對要尋求協助,一定要給自己一點休息的空間。」恩蓉媽媽談到過去認識的朋友中,也有一位家有身心障礙兒的媽媽。「那位媽媽的先生沒有辦法接受有障礙的孩子,在孩子出生沒多久之後就選擇消失,把孩子丟給媽媽。唯一值得慶幸的是,他們家家境還不錯,不需要為經濟問題太費心。」即使如此,這位媽媽朋友還是在某一天傳訊給恩蓉媽媽,說自己真的很累,想要結束一切。「我收到訊息真的嚇到了,立刻找里長、找社工過去那位媽媽家,還好沒有發生遺憾的事情。但這也讓我思索到,人是沒有辦法獨自存在的,特別是有身心障礙者的家庭,了解各種支援系統可以怎樣隨時幫到你,隨時給你一個出口、一個喘息的機會,真的很重要。」
把成為身心障礙者家庭的後盾,當成一生目標的何副執行長,也提到他在第一線上,觀察到一些家庭的狀況。「很多家庭把自己封閉起來的原因,是不想讓別人知道自己家裡有這樣的問題,覺得很羞恥;有些則是對外尋求協助,就會產生愧疚感。這樣的觀念,其實直到今天還一直困擾著非常多的家庭。」除此之外,經濟上的壓力,也是讓許多身心障礙者家庭不敢求援的主要原因之一。何副執行長提到,曾經遇到過一位身心障礙者,他的一天四餐就是一片厚片吐司,切成四塊,早餐、午餐、晚餐、宵夜各一塊。「而且你可以看到那片吐司已經是幾乎要腐敗的狀態,真的很令人揪心。」

目前政府已經開始在很多地方設立日間照顧機構,就是希望讓身心障礙者可以就近在社區裡也接受到不同需求的照顧服務。何副執行長強調,現在政府有補助,伊甸基金會也很願意提供急難救助,給所有有需要的家庭,一個暫時緩解現況的機會。「只要願意尋求援助,我們一定會想辦法幫到你。我們只希望能夠傳達一個觀念:讓身心障礙者獲得更好的照顧,其實是讓整個家庭過得更好。」
這是一段讓力量凝聚的旅程
除了縱向的提供幫助之外,橫向的新知教育、心得分享也一樣重要,伊甸透過許多方式,讓資訊透明,讓不管是不是身心障礙者和其家庭,都能對身心障礙者的能力和需求更有概念。
何副執行長邀請大家收聽伊甸的Podcast——「先來一杯,我們再聊」,希望能透過照顧者的分享,讓彼此都有傾訴、傾聽的機會,更讓未來都可能是照顧者的你我,有越來越多的參考樣本。與此同時,讓照顧者們知道自己並不孤單,自己也有權力追求快樂與自我人生。
談到分享,恩蓉媽媽也非常同意「吐苦水」的重要性。「因為我先生是牧師,我身為師母,其實也常常扮演著傾聽者、照顧者的角色,所以我都很鼓勵有同樣狀況的家庭,把感受說出來、把問題說出來,我們一起來解決。」恩蓉媽媽希望讓更多身障家庭知道他們並不孤單:勇於求助、適時喘息、讓專業介入。
伊甸基金會從身心障礙者的角度出發,提供個案管理、心智障礙者雙老家庭支持、支持性就業、日間作業設施、日間照顧服務、社區居住等服務,另外還有居家修繕、交通接送、輔具服務等。不僅為身心障礙者提供了實際的幫助,更重要的是給予了他們和家庭一份深深的愛和希望。就像恩蓉和恩蓉媽媽,透過這些協助,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意義和價值,並成為社區中傳播正能量的重要角色。我們期待更多家有身心障礙者的朋友,能夠知道自己並不孤單,只要願意求助,身心障礙者的照顧重擔,真的不用自己一肩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