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製片生存指南(一):堅持當個反抗者,不為拍而拍的電影人哲學

獨立製片生存指南(一):堅持當個反抗者,不為拍而拍的電影人哲學
Photo Credit:RT/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有別於掌握上下游電影產業的優勢,獨立製片面臨的是殘酷的叢林法則,導致「口碑好卻沒廳放」的窘境,再加上沒人願意得罪好萊塢片商,假使沒有牽猴子的幫忙,能不能上院線還是未知數。在這種環境之下,獨立製片只剩兩條路可走,一是更商業,另一則是花更少的成本拍攝,避免賠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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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鄭博名、闕士淵、黃郁齡

蔡明亮說,台灣文化底藴強,讓他拍出《郊遊》;侯孝賢入圍坎城影展,法媒將他與文藝復興畫家烏切羅(Paolo Uccello)並列。蔡明亮獲得威尼斯影展評審團大獎,卻選擇不上院線;侯孝賢被受封為坎城最佳導演時,台灣還在為自我認同的口水激情。

台灣電影發展甚早,能量卻無法累積,近十年國片大小製作商業藝術沒有交集,分治態勢明顯,加上市場慣性複製成功樣板,導致不願依循這套模式的電影人,必須另尋出路才得以生存。

國片到底多慘?

國片近十年平均一年發行量不過40部,卻有9成賠錢,儘管2008年《海角七號》上映被許多人認定是國片復興的起點,但本土電影產值實際上並沒有增加多少,票房始終在10%左右徘徊,因此到目前為止,台灣還沒有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足以支撐整個電影產業鏈發展。

就像圈內人的無聲嘆息,當政府仍然將文化政策看作是經濟發展政策時,觀眾對電影語言的想像就愈發狹隘,院線就愈被電視化的賀歲片與好萊塢電影佔據。像是獲得第65屆柏林影展「勝利柱獎」的《醉·生夢死》,上映到了第五週僅剩台北還留有部分場次,直到奪下金馬4項大獎後才又敗部復活,但場次同樣寥寥無幾。

根據文化部公佈的調查,台灣2013年外語片的上映部次高達389部,票房佔了82.57%,同年國片票房僅佔13.96%,但整體觀看電影的人數卻是三年來最高,代表國人消費的習慣並未改變。

有人說,是市場機制決定了戲院下片與否;又有人說,是台灣觀眾的胃口被好萊塢養慣了。

文化部曾在2015年《電影法》修法時解釋台灣因加入WTO的關係,無法落實國片與外片的映演比例,僅能以補助方式扶持國產電影。「只是願不願意去爭取而已,否則要你政府幹嘛?」政大廣電系副教授郭力昕不客氣地指出。

看看中央政府年度總預算,文化部永遠只能分配到0.8%,還時不時受限於立法院政黨間的角力。國家電影中心執行長林文琪說:「只要多1%,文化部能做的事太多了,現在連票房都無法透明,很明顯只是為與不為的問題。」

如果台灣電影生態真如學者所說的病入膏肓,電影工作者除了出走,還有其他條路嗎?

電影人生存之術

關鍵評論網訪問了幾位獨立製片人,希望能透過他們的作品,一窺電影人是如何在製片、發行、與放映的困境中越挫越勇:

鄭有傑、勒嘎·舒米:《太陽的孩子》

2015年9月上映的《太陽的孩子》,由導演鄭有傑以及導演勒嘎·舒米共同執導,講述一位母親回到家鄉復育梯田,並決心守護這片土地的故事。

一期一會是鄭有傑在2012年所成立的影像製作公司,取名自日本茶道精神,認為人與人的相遇,也許一生只有一次,因此應珍惜每次機會,用真誠的心端出作品,《太陽的孩子》也是。

用心很難,用心拍電影更難。即便獲得文化部800萬元的輔導金,鄭有傑仍舊從公司拿出另一半資金,加上行銷預算,帶著習慣都市生活的劇組,闖入了花蓮縣石梯坪這座背山望海的「港口部落」。

「所以才要獨立製片。」鄭有傑說, 一部幾乎全是素人演員的電影,又是以紀錄片作出發點,很難說服商業投資,再加上害怕綁手綁腳,才會選擇自己來。

Photo Credit:闕士淵

選角部分,幾乎都是勒嘎認識的部落居民,熟稔每個人的個性,角色詮釋起來格外自然,「部落有自己的劇團Cepo’,所以大家對演戲也不算太陌生。」

由於是半紀錄片的方式拍攝,劇組一共花了45個工作天密集拍攝,更在半年前就開始記錄梯田的復育。鄭有傑坦言,這在一般製作看來是相當沒有效率的,一切只為了用最自然的方式完成作品。

勒嘎透露,開鏡前兩週天空始終不作美,整部電影又大多是外景戲,導致延拍,甚至改戲。但後來劇組決定刻意拉長拍攝時間,把空間留給外在環境的限制,「換個想法,沒有人說《太陽的孩子》一定要在太陽底下拍阿。」

「我們(電影工作者)都太習慣一切以效率為最高優先,」為了盡量不打擾到當地居民生活,鄭有傑與劇組用最大的時間成本,透過勒嘎引領,融入部落生活。就這樣,一群都市人從前置到拍攝,花了7成的時間在部落生活,與族人相處,建立起難忘的友誼。

一期一會在宣傳初期,整間公司僅有四個人,包辦一切行銷庶務,前半年幾乎沒人知道有這麼一部電影,直到30秒預告出爐,在臉書上吸引了20萬點擊率,《太陽的孩子》才逐漸廣為人知。

隨後,一期一會找來了牽猴子整合行銷,並推出正式預告,像是「打選戰」一樣從中央包圍地方,先是網路曝光再到實體露出,包括部落放映、公司包場,逐步建立口碑,最後透過募資平台舉辦了首映演唱會,吸引了超過1200人聚集在大安森林公園,直到同年9月25號正式上映,前後一共耗時了3個月的時間。

Photo Credit: 一期一會影像製作公司

「沒有牽猴子,我們完全沒有管道與院線接觸。」鄭有傑談到獨立製片的困境,從製作、發行、到放映,都是關卡。確實,在經過一輪播放後,《太陽的孩子》深受觀眾、甚至是戲院老闆喜愛,上映第二週票房是第一週的1.5倍,但戲院廳數卻足足少了一半,到了第三週甚至只剩下四分之一。

原來,獨立製片最大的競爭者,從來就不是戲院,而是好萊塢片。「老實說,就算戲院只放好萊塢片,也不會虧錢阿。」鄭有傑講的坦白,在廳數有限的情況下,每週都有十部新片上映,第一個犧牲的當然是票房差的電影,第二個就是獨立製片了。

有別於掌握上下游電影產業的優勢,獨立製片面臨的是殘酷的叢林法則,導致「口碑好卻沒廳放」的窘境,再加上沒人願意得罪好萊塢片商,假使沒有牽猴子的幫忙,能不能上院線還是未知數。在這種環境之下,獨立製片只剩兩條路可走,一是更商業,另一則是花更少的成本拍攝,避免賠錢。

就像是電影裡Panay告訴Nakaw:「我們不會窮,只是沒有錢。」選擇了獨立製片,鄭有傑與勒嘎用最溫暖的方式,書寫港口聚落;毫無效率可言,但或許就像復育梯田,人心的復育,是永遠急不得的。

陳芯宜:《行者》

2015年4月上映的《行者》,是導演陳芯宜歷時了十年的拍攝,記錄無垢舞蹈劇場藝術總監林麗珍的創作心路。

許多人問陳芯宜《行者》為何拍這麼久? 對她來說,這部飽含許多珍貴、真誠、與精準鏡頭的紀錄片,就像是趟趕不了的旅程,一條尋找人生解答的路途,回頭看才發覺一過就是十年。

解嚴後的90年代,陳芯宜回想起當時的眾聲喧嘩,常常同桌有人玩攝影、有人做劇場、有人拍電影,大家一起激盪創意,是真正的跨領域。然而2000年開始,大環境的改變,許多東西被劃線、限縮,各種體制開始被建立,壓縮邊緣的空間,加上當時國片的低潮,讓推出第一部作品《我叫阿銘啦》便獲得許多肯定的陳芯宜,陷入創作瓶頸與自我懷疑。

Photo Credit:闕世淵

而林麗珍之於陳芯宜,就像是個先行者,安靜地給予她繼續創作的能量。1995年創立的無垢舞蹈劇場,至今僅推出4部作品,卻能以其獨特的儀式氛圍,將劇場幻化為祭典,深深烙印在觀者心中。因此,在一個機緣下獲得國藝會邀約拍攝林麗珍後,陳芯宜寫出了第二個劇本《流浪神狗人》

「每個生病的身體背後,都有一個被困住的靈魂。」簡介如此寫著,似乎也說明了《流浪神狗人》裡頭關於宗教的質疑、儀式的質疑、乃至於價值是什麼,陳芯宜都在林麗珍身上獲得部分的答案。「老師說的儀式,並不是指外在的形式,而是儀式就在生活當中,像舉杯敬酒,當杯子舉起來時互相尊重的態度,就是一種儀式。」包含林麗珍對創作的堅定與信仰,也讓她萌生繼續拍攝的念頭。

而獨立製片能夠完成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人與人之間的聯結。《行者》拍攝時間長,DV、DVCAM、HDV、HD等器材陳芯宜都用過,增加了後期製作的困難度。在有限的預算下,攝影師、混音師、調光師等人因認同《行者》而義不容辭所投注的心力,都非金錢得以衡量,陳芯宜全感激在心。

拍了十年,資金籌措固然辛苦。從一開始的國藝會補助、兩廳院旗艦計劃拍攝「觀」幕後紀實,到公視前總經理馮賢賢鼓勵申請「記錄觀點」、以及後期獲得台新藝術基金會的贊助,都是得來不易的緣分,十年來陳芯宜得自行接案尋資,好應付另一半的資金缺口。

此外,從台北電影節曝光開始,陳芯宜就為戲院檔期困擾,只因大型片商分食完熱門時段後,國片的選擇寥寥可數,甚至要拖到前兩個月才能正式敲定;期間欲進行宣傳行銷時資金也已捉襟見肘,最後是透過募資平台並獲得廣大迴響,才讓她猶如吃下定心丸。

「起初始終無法跨越自己這關,總覺得需要幫忙的人太多了,輪不到《行者》。」 也因此,整個募資計劃包括預售票、海報、DVD、無垢舞蹈劇場海外行前預演邀請函、到秘境小旅行半日遊、包場,有超過⼀半募得的資金用於回餽贊助者,剩餘的才透過行銷公司安排戲院發行與媒體採訪,等於是藉由募資平台達到預售與另類的宣傳。

Photo Credit: 行者 The Walkers

《行者》拍攝十年沒有申請過輔導金,陳芯宜坦言當初沒想這麼多,紀錄片長期缺乏製片,片子拍完要怎麼賣、怎麼放、版權怎麼談,都是難題,況且導演專注創作,根本很難顧及到⼀部片的企劃、財務、甚至是會計等庶務。

事實上《行者》下片到目前為止,陳芯宜還在為後續發行勞心勞力,一個人加上一個助理,要經手總經銷、新媒體通路、影展版本製作等洽談,讓許多人聽了都覺得不可思議。而這一切的核心問題就在於,台灣做紀錄片製片工作的人少,賣片的人更少。《行者》目前雖有國際發行,但台灣紀錄片領域普遍缺乏國際洽談人才,以致於導演必須身兼多職。

談到放映,陳芯宜說十幾年下來問題沒變,受限於台灣願意播放紀錄片的電視台少,作品要讓更多觀眾看到,就只能上院線;反觀國外,紀錄片播映管道最大宗的是電視台,且願意出資拍攝各類型題材,「像《行者》這樣關於舞蹈藝術的紀錄片,能在院線放映3個月,已經超出我們的預期。」

資金結構、播映平台、國際國內買賣片,都是投身紀錄片工作者會遇到的考驗。即便像是有CNEX或其他影展的提案大會,創作者選材要如何與國際接軌,影片規格要符合影展或電視台的標準,問題都相當複雜。然而,陳芯宜已著手寫新劇本,或許這樣一名創作者,註定要終其一生尋找自身的答案。至於拍完《行者》所產生的疑問是什麼?也只能期待陳芯宜下一部作品了。

責任編輯:曾傑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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