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製片生存指南(五):工會就是力量! 奪回發聲權的電影人

獨立製片生存指南(五):工會就是力量! 奪回發聲權的電影人
Photo Credit:AP/ 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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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十年為一個願景,龍男強調並不是要各界立即照單全收工會意見,而是利用這段時間,好好改善台灣影視產業,並捲動更多人加入,藉此營造良性的循環。

採訪:鄭博名

2006年,紀錄片導演楊力州以感性的口吻,寫下「其實,我們是勞工」一文,指出台灣在國片不景氣的情況下,《無米樂》《翻滾吧!男孩》等紀錄片的賣座,儼然為電影工作者開啟「新興產業」的一扇窗,卻苦無相對應的勞動保障,因此希望透過連署,籌組「紀錄片工會」,為「紀錄片勞動者」爭取權益。同年,台灣第一個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誕生,當時會員人數還不到60位。

如今,工會已有460位會員,成員遍及導演、攝影、剪輯、配樂、影評、製片等,也即將邁入成立以來第一個十年。相較於國外電影工會的蓬勃發展,紀錄片工會始終獨身站在第一線,為台灣電影人發聲,卻也不免孤掌難鳴。談到台灣電影產業的現狀,現任理事長龍男‧以撒克‧凡亞思與秘書長黃惠偵眼神裡透露著些許無奈。

「有產業才有工會,有工會就有產業,兩者互為因果,關聯密切。在台灣電影這行必須要有足夠的工會,才能對政府施壓促成產業。」黃惠偵開宗明義點出根本問題,過往當局者不願人民集會結社,台灣工會制度並不成熟,多以附屬在企業底下的形態成立,工會被切成很小的單位,力量難以壯大,勞工相對較無發聲權,遑論缺乏良好環境的電影產業根本難成工會氣候。「況且,專業者不一定有勞動者的身份認同,組成工會的意願就更低。」

再者,台灣沒有專門電影學院,缺乏專業分工,「人人都是導演」,卻沒有足夠的編劇與演員支應導演發揮,以致於一部電影產出多半僅能依靠導演個人魅力宣傳,製作完成後也沒有足夠的市場,獲得國際肯定回台被稱作「票房毒藥」,等於是從人才培育到觀眾教育各個環節都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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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龍男·以撒克·凡亞思 Photo Credit:邱鈺鋒CC BY-SA 4.0

對此龍男不氣餒,認為只要政府願意提出一個30年願景計劃,國片復興並無不可能。龍男說:「首先培育拍攝人材,政府能否讓大專院校有足夠的錢買最新設備,聘請專業老師與業界人士進入校園,親自傳授拍攝經驗與技巧,以達到理論、實務並進的原則。」然而,礙於校園評鑑制度,校方為了評鑑分數,聘任教學者時只想聘用具有博士學位者,較不願聘任其他擁有MFA學歷或多年實務經驗的電影工作者為教師,學生銜接自然出現落差。

「台灣是一個很奇妙的地方!」

奇妙之處在於,台灣80年代解嚴,過去被殖民的歷史牽絆著島國居民,「祖國情懷」始終遺留在老一輩身上,同一時期美國消費文化又大量衝擊台灣,年輕人前仆後繼擁抱西方發展經濟,政府也無視台灣文化政策的不足,造成嚴重斷層。黃惠偵說:「一個國家的文化政策某種程度影響人民長成什麼樣子,現在我們的文化只有一種,就是『吃』,連觀光宣傳短片看到的都只有兩種題材,就是自然與美食,人文幾乎可以說是空白。」

她直指,政府長期不重視文化政策,故意弱化人民思考,形成政治順民,是歷任執政者的嚴重失職。

也因此,紀錄片工會希望能團結影視從業人員,不單只是紀錄片工作者,而是所有足以撼動政府重視文化政策的人一起加入工會,形成一股強而有力的監督力量,對政府、國會進行遊說,傳達何謂好的政策,即便過程中不乏協商、版本差異,但至少整體而言對台灣影視產業的塑造是一個有效的平台,也能擔任顧問角色,幫助政府在法源的利基下尋求可行方案。

除了團結業界人士,紀錄片工會希望文化政策能成為社會議題,獲得民間關注,打破以往只停留在專業給予建議,有關單位卻無動於衷的現象。去年電影法修法,其中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每4年需訂定電影政策白皮書,「打電話去文化部問他們的工作期程,對方說不知道,代表有可能4年快到了才急就章,這樣的白皮書能起多少作用,與現實需求會有多少距離,又能解決多少問題?」黃惠偵對政府效率抱持懷疑態度。

下個十年,民間版電影政策白皮書

紀錄片工會十週年第一要務,就是提出民間版電影白皮書,包括當初取消映演比例的WTO協議重談,以及重談後的代價與評估。即便政府做不到,也應有補救措施,像是電影法中規定要成為電影放映業,必須具備5百萬資本額,若是降低門檻,讓願意播放優質國片的戲院能夠設立、經營,藉此繞過WTO的限制。

其次,電影法中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協調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其所屬事業機構、直轄市、縣(市)政府,協助電影事業發展,但台灣各部會長期缺少橫向溝通與合作,教育、經濟、文化都是獨立運作,政策方面該怎麼做才能達到成效,都是工會期望落實的事項。

以十年為一個願景,龍男強調並不是要各界立即照單全收工會意見,而是利用這段時間,好好改善台灣影視產業,並捲動更多人加入,藉此營造良性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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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工會定期會舉辦聚會與講座 Photo Credit:紀錄片工會

對電影工作者而言,接案的保障在於一紙合約,但即便有定型化契約,目前業界也沒有可參考的薪資,受僱者、僱主與業主間的法律問題時有所聞。因此工會預計推出「工作者手冊」,訂定各技職人員薪資標準,避免隨意喊價,同時收綠所有電影人可能會遇到的法律糾紛與解決辦法,包括版權歸屬、提案金額依據、與業主合約的檢視等。

最後,紀錄片工會也希望政府能夠重視公共電視的價值,「時常有民間電視台尋求紀錄片放映,卻不支付播放費用,以為關心社會就是作公益,這點創作者與電視台的心態都要調整。」龍男指出,院線是一個管道,卻不應該是唯一,此時公視就非常重要。紀錄片理應回歸電視、校園,進入民眾生活中,而不是上院線後只能發行DVD。

如果未來新政府上台,文化政策依舊停滯不前該怎麼辦?「加入工會吧!」黃惠偵笑說,工會集結眾人力量就是要成為一個常設性機構,提供電影人在創作上的協助,同時監督政府施政,保障工作者權益,不因政黨輪替有任何改變,台灣未來影視產業的輪廓自然會漸漸成型。

►延伸閱讀:

  1. 獨立製片生存指南:堅持當個反抗者,不為拍而拍的電影人哲學〈一〉
  2. 獨立製片生存指南:搞獨立怎麼活?〈二〉
  3. 扶植國片沒土壤 台灣文化政策都是空談?〈三〉
  4. 放映與不放映的難題 戲院通路有苦難言〈四〉

責任編輯:曾傑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