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民談「翻牆後的這一年」：在生平第一次遇見《正晶限時批》後，我被徹底震撼了

文：李輝

寫在最前面。顯然大陸媒體不可能發表這篇文章，但我還是希望其可以接受人民的監督並真實傳遞人民的心聲，因為這是公民知的權利中相當重要的一環，請新聞工作者不要辜負普通市民的期待。

引言

翻牆之後，大陸人首先接受的是一系列的震撼教育，我也不例外。

沒有出過國，也沒有去過港澳台，可能是沒有和外國人說過一句話的緣由吧，我的英文也不好，雖然從小到大足足學了八年。

作為一名生活在體制外的中國底層市民，去年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在網上訂購了電視盒子（本以為從此要離開廣電，至少當時的輿論氛圍是這樣），竟意外收到了大陸以外的電視台。在生平第一次遇見《正晶限時批》後，我被徹底震撼了——原來政論節目還可以這樣做。自此，我開始了一年多，頻繁的翻牆之旅。

若不是《正晶限時批》，我不會知道周玉蔻、胡忠信；若不是周玉蔻，我不會上臉書，即便過去曾經不只一次聽到過祖克柏（Mark Zuckerberg）的大名；若不是胡忠信，我不會看《新聞追追追》。那段時間，每天晚上八點到十點的振奮，讓人直呼過癮。

在《正晶限時批》面前，我曾經的最愛《鏘鏘三人行》瞬間變成了可愛的小女生。把竇文濤和彭文正相比較，把馬家輝、梁文道、許子東與汪潔民、周玉蔻、胡忠信相比較，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想起今年方才看到的一部NHK拍攝於北京奧運會前的紀錄片——片中《市民》雜誌被政府強制停刊後，NHK記者與《南風窗》社長陳中的一段對話。

NHK：「《市民》雜誌，說心裡話，它能辦下去嗎？」

沈默良久，陳無奈地搖了搖頭：「辦不下去。首先，《市民》雜誌如果不改名字，就很難在中國辦下去，但現在要改名字也已經晚了。理由是這樣的，一間房子，那裡的空間只允許跳交際舞，你就跳不了芭蕾；同樣的道理，即使想在更寬敞的舞台上跳舞，但今天中國的構造，還沒有能讓你自由舞蹈的空間。」

一部遲到了八年的記錄片，當我看到這一段時整個人像是被電擊中一般。八年了，「自由舞蹈」離我們仍舊遙不可及，甚至越行越遠，而人的一生又能有幾個八年呢？

第一部分 翻牆這一年之「民主印象」篇

我對民主社會的印象，主要來自台灣，誰叫我的英文不好。台灣值得肯定的地方，現在恐怕只剩下部分的新聞自由，以及以胡忠信、周玉蔻為代表的以公共利益為第一優先的台灣社會菁英（拋開兩岸議題不談）。

關注台灣的轉型正義，我從起初的振奮期待到後來失望歸於平靜，只用了不到一年。看到台灣人的努力，也看到民主政治最醜陋最無奈的一面。從民進黨與國民黨共同選出的議長李全教，到為「做好做滿」執意辯護的李新，從一審被判無罪的魏應充，到講不清楚炒過幾間軍宅的人權律師王如玄——真是「二十年目睹怪現狀，官場現形記，拍案驚奇」。

顯然，台灣民主二十年，只是兜了個圈子，讓轉型正義重新回到了原點。

我無法理解蔡英文的副手為什麼不是黃國昌（拋開兩岸關係不談）？司法轉型正義不正需要黃國昌這種充滿理想性而又不向現實妥協的學者型政治人物嗎？看到蔡英文的保守，雖然在反課綱時（程序正義）已經看到過一次。

我無法理解民進黨為什麼不提名高嘉瑜？雖然欣賞黃珊珊的優雅和理性，但民主選舉的本意是讓最優秀的政治人物脫穎而出，而非優秀的政治人物；如果一場選舉，優秀的政治人物連選舉的門票都拿不到，該反省的應該是不完善的選舉制度而非高嘉瑜。當高嘉瑜隻身在民進黨中常會前舉著抗議的標語，蔡英文卻只是像路人甲一樣飄然而過，我心裡在想「怎麼可以這樣？」

高嘉瑜不是花瓶，至少我沒見過敢這樣直面慈濟與漂流木重擊的花瓶。如果需要出賣靈魂的交易而不是理念相投才能拉攏關鍵少數，這樣的關鍵少數不要也罷；如果為了淘汰對手，自己不惜棄權，這和那些借國家之名，利用不合理的賽制打默契球，故意放水輸給安哥拉的澳大利亞們又有什麼區別？

民進黨明明已經勝券在握遙遙領先，明明只是國民黨做得太爛，為了所謂的大比分勝利，告訴高嘉瑜「成功不必在我」，告訴時代力量「成功必須在我」。如果高嘉瑜的參選權利可以犧牲，那麼不能犧牲的又是誰的參選權利？這種對民主選舉精神的另類解讀，實在令我無法接受。

要求每一張選票都理性、客觀，都以公共利益為重，是不現實的，也是選舉制度不能承受之重；但掌控好飼料油與食用油的勾兌比例，卻是應該從一開始的頂層制度的設計上就需要認真考慮的問題。台式民主顯然在這個勾兌比例上嚴重失衡，並且這種失衡的比例維持了一段不短的時間。我很難想像一個守法普通市民的選票與魏董趙董的選票的重量是相等的，我也很難想像選舉的地下賭盤可以如此大喇喇地走進公眾的視野。

不管是選票、食品，還是軍公教，如果在一開始的源頭上沒有把好關，程序制度又不能在中下游把握好勾兌的比例，利益分配失衡引發的社會對立導致民主決策效率低下，進而影響社會進步與經濟發展便是水到渠成。制度建立在人性惡的基礎之上，民主政治也不能夠例外，不能排除顯而易見的無效樣本等於變相提高有效樣本的數量，一味相信人民的多數決，有時候未免太過樂觀了點。

同時，一旦階級流動僵化，民主選舉制度被相關利益團體深入介入，舊有的合法但不合理的利益，或是過去合法合理但現在不合時宜需要觸動的利益就很難撼動。因為每個人都高舉人權、自由、法治、普世價值，包括魏應充、王如玄、趙藤雄。這一點，在台灣是如此，西方社會也不例外。

不管是煙草石油醫藥華爾街，還是全美步槍協會，巨頭們每一點利益的退讓除了彰顯公平與正義，更多的是折射出這種不對稱較量背後的辛酸與無奈，甚至連巴菲特要求美國政府為自己加稅，都不會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真不知道是應該為民主制度的嚴謹叫好，還是應該為壓在中產階級頭上相對不合理的稅收政策而不平？

而蘇格蘭的獨立公投，加泰隆尼亞的建國決議，告訴我們，再完善的民主制度、再發達的經濟體、再優越的社會保障，都需要面對民意支撐下的分離主義。中華民族雖是近代才有的概念，卻已經是我們這個多民族社會最大的公約數，讓中國得已超越種族、宗教、意識形態而存在。

假如沒有南北戰爭，美國當年一分為二，資本主義是否還能創造美利堅合眾國那個引以為傲的「世界上最偉大的中產階級」？而蘇聯、朝鮮或印度，這三種殊途同歸的悲劇式分裂製造的火藥桶與核炸彈所帶來的地緣政治危機，至今仍是國際社會不能承受之重。

第二部分 翻牆這一年之「貧富差距」篇

合理的貧富差距應當主要來自個人的努力，30倍的薪水差異足夠了；用不合的貧富差距，用興奮劑，人類社會不瘋狂才怪。

當1％的富裕人口控制了超過100萬億美元的全球財富，而2億兒童卻仍生活在極端貧困與戰火之中，人類社會該如何解釋這個普通人和巴菲特都認為不合理的貧富差距呢？

從99％陣營進入到1％陣營的機會平等是一回事，99％陣營與1％陣營根據社會貢獻度公平分配是另一回事，問題是機會平等、公平分配這兩件事。人類到現在沒有一件是做好的，不管是美國還是中國，否則不合理的貧富差距不可能拉大到如此讓人難以接受的地步。

微觀上，社會越進步，人與人在智力情商、職業技能、努力程度的差距越小；宏觀上，不合理的貧富差距卻在越拉越大。難道社會的進步，是由1％的人推動的？或者說，處於1％陣營的人才是社會進步的關鍵？否則，如何解釋這微觀與宏觀的巨大反差與矛盾邏輯？問題是許多大法官、諾貝爾獎獲得者並非那1％，難道他們對人類社會的貢獻遠不如那些華爾街的高管與CEO？

不可否認，1％陣營的大多數人是受過良好教育與職業訓練的，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為員工開出了相當有市場競爭力的薪水，他們旗下的企業恪守當地的法律，甚至執行的是超越當地法律規定的標準。從這個角度來說，接受1％陣營雇傭的屬於99％陣營的員工所擁有的財富是合理的，因為99％陣營中的大多數中產階級已經拿到了屬於自己的那一份。

但1％陣營控制了世界50％——價值超過100萬億美元財富的不合理的地方在於，99％陣營的財富幾乎全部來自個人努力，而1％陣營的財富除了來自個人努力，絕大部分是來自市場規律，他們在拿到屬於自己的合理的那一份利潤的同時，還拿走了市場規律創造的全部剩餘利潤。

並不是富裕階級比中產階級在智商情商、職業技能、努力程度上差別有多大，並不是中產階級創造的利潤被富裕階級克扣了，而是富裕階級拿走了本不屬於自己的市場規律所創造的利潤，而是那些發現市場規律的先行者壟斷了市場規律創造的利潤。

打一個不太恰當的比喻，我們恐懼的不是歐巴馬（Barack Obama）或普亭（Vladimir Putin）這個人，而是他們身處的位置；富裕階級的主要收入，在大多數情況下，取決於他們所處的位置，而非他們這個人，這就是制度的力量。現在的富裕階級與過去的封建地主在財富正當性的主要區別在於，今天的富裕階級需要一份正當的工作，甚至是付出超越常人的努力來掩飾過去封建地主的無所作為，並告訴中產階級貧富差距是因為你們的努力不夠。

但事實上，富裕階級單一個體與中產階級單一個體在智力情商、職業技能、努力程度上的差距能有多大，是否大到需要百倍、千倍的薪水與財富來體現呢？一個價值百億、千億的創意或是市場機會，只不過是富裕階級為這種財富的正當性，蓋上了一塊自欺欺人的遮羞布而已。

因此，在個人跨過財務自由的門檻後，社會財富分配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則——當你停止勞動，你的財富就必須停止增長。哪怕是利息。而這就是1％的富裕階級與中產階級最根本的區別。在個人實現財務自由之後，任何投機行為不僅不值得提倡，而且是社會道德所能不接受；當帳面上的財富不斷自我膨脹，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像祖克柏、巴菲特（Warren Buffett）、比爾蓋茨（Bill Gates）那樣保持理智；當錯誤的財富遇上錯誤的人，擠壓的不僅是普通人的生存空間，還有整個社會本就稀少的向上流動的機會。

所以，要提神，喝咖啡就好了，10倍20倍的收入差異足矣；用毒品，用不合理的貧富差距，人類社會不瘋狂才怪。看看在金融市場上叱吒風雲的華爾街，看看忽略不合理的貧富差距定向吸血進行科技創新的醫藥巨頭，看看那些超越功能與藝術美感的浪費、奢侈與炫耀，有哪一個不是打了嗎啡？

而市場規律創造的利潤是以階級流動僵化、商品價格合理但不真實的浮動為代價的。一個雞蛋的價格今天是1美元，明天是10美元；在A國是1美元，在B國是10美元；在農民手裡是1美元，在沃爾瑪手中是10美元，但雞蛋還是那個雞蛋。價格浮動的合理之處在於商品流動與創新激勵，不真實之處在於價值偏離，而偏離真實價值的隨著市場浮動的部分就是市場規律創造的利潤，不管這樣的利潤有多誇張，不管這樣的利潤分配有多誇張。

從這個角度來說，祖克柏是這樣的市場先行者，美國是這樣的市場先行者。在祖克柏之後，即使比他更聰明更努力的哈佛學弟學妹，想要在社交媒體領域重複Facebook的成功即市場規律，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實上，除非身處1％陣營的壟斷市場規律創造的利潤先行者自己先犯錯，任何身處99％陣營的人即使再聰明再努力，想要從壟斷市場規律創造的利潤的先行者手中分享利潤，都幾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即便挑戰者是同樣身處1％陣營的巴菲特、比爾蓋茨，也不會是一件容易的事。

這就是發現市場規律的先行者對市場規律創造的利潤的壟斷，這就是階級流動僵化；而祖克柏可以算是世界上最佳的企業雇主，在美國政客們還在為美國母親們的帶薪產假而不懈努力時，祖克柏的帶薪陪產假卻已經推廣到臉書全球的所有員工，並且他同時承諾——將在未來捐出自己幾乎所有的價值450億美元的臉書股份。

祖克柏是幸運的並且令人尊敬——他的幸運在於，自己的努力可以財富最大化；他的令人尊敬在於，他在維持企業競爭力的同時，從公共利益的角度出發去使用自己的財富。給發現市場規律的先行者以適當的市場規律創造的利潤是合理的，但是，讓發現市場規律的市場先行者及其繼承者持續壟斷市場規律創造的利潤，不僅是錯誤而且是不道德的，因為發現可以創造巨額利潤的市場規律的市場先行者，與發現牛頓定律、相對論的牛頓、愛因斯坦等任何科學發現者在本質上沒有什麼不同。

市場行為的初衷難道不是人類幸福的傳遞嗎？你看到過牛頓、愛因斯坦應用牛頓定律、相對論進行成果轉化申請專利，進而獲取巨額利潤嗎？把市場規律創造的利潤完全說成是自己的努力奮鬥，這正是一些身處1％陣營的富人自欺欺人的荒謬之處。

而世界的荒謬之處在於，創造了一個由國家和法律保障的，讓牛頓、愛因斯坦可以成立企業招聘科學家對牛頓定律和相對論進行成果轉化並申請專利，進而壟斷其創造巨額利潤的經濟體制。卻沒有認真想過，這個巨額利潤在讓牛頓、愛因斯坦可以一萬輩子吃喝不愁的同時，推高了全球的物價，扭曲了市場剝奪了後來者的機會，造成了階級流動僵化，違反了機會平等與公平正義。

問題是牛頓、愛因斯坦在擁有這些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財富後，是每天過著揮金如土、被無數美女環繞的奢華生活，還是像祖克柏、巴菲特、比爾蓋茨那樣把百億千億的財富拿去做公益，變相實現市場規律創造的利潤在世界範圍內的再分配？

知識屬於全人類，知識造福全人類，因為我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因為是人性的善壓抑了人性的惡，進而驅動著人類文明不斷前行；市場規律也不能例外，其創造的利潤絕不應該只隸屬於某些特定階級，因為這個利潤本就是遠算不上完善的經濟制度創造的虛幻繁榮的假象，並在無意間幫助了一個階級，藉此在世界範圍內進行了一場正在發生的不合理的物質權利再分配。

把知識的力量完全說成是自己的努力奮鬥，來神化自己壟斷知識創造利潤的合理性是人性的惡，而人類社會的文明進步與避免毀滅，不是因為歷史的巧合而是因為人性的善，是因為我們意識到不斷拉大的不合理的貧富差距，將是人類社會的下一個主要危機，雖然我們至今仍沒有搞清楚魔鬼究竟藏在哪個細節裡。

而同樣作為市場先行者的醫藥巨頭，則作出了相當另類的示範。伊波拉疫苗研制的拖延，拉響了人類判斷力的警報，而那些身患癌症卻用不起原研藥又拿不到仿制藥而提前離開人世的普通人，則用一條條人命明確地告訴這個世界——生命的時間與價值是可以用金錢量化的。

本該為生命服務的金錢，卻讓人類受到金錢的奴役，醫藥巨頭這種這種忽略不合理的貧富差距的定向吸血式的科技創新，從一開始的經濟制度的設計上就違反了公平正義原則，再也不能也不應該延續下去了。決定醫藥巨頭研發方向的不應該是市場，而應該是人類的公共利益。把全社會所有行業整個市場規律創造的全部利潤，在扣除維持企業競爭力成本後，集中到一起建立統一的資金池，公平再分配解決醫藥巨頭研發經費的意義在此。

當那些生命正在倒數或是處於戰亂再也不能等待的時候，我們還要堅持這個必須先滿足個人、企業或是錯誤的創新制度的長遠利益後，再考慮處於危難的生命這種本末倒置的原則嗎？難道原研藥高昂的研發成本，和高昂的大學學費一樣，除了從患者或學生身上取得真的別無它法嗎？在這個不合理的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社會，類似使用者付費的概念，如果加劇了整個社會中不合理甚至是稀缺僵化的向上流動的機會不平等，這種建立在人為的兩極化世界基礎上的文明進步，真的是可持續的嗎？

《世界人權宣言》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人人有權享受為維持他本人和家屬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準，包括食物、衣著、住房、醫療和必要的社會服務；在遭到失業、疾病、殘廢、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況下喪失謀生能力時，有權享受保障。」

《世界人權宣言》第二條：「人人有資格享有本宣言所載的一切權利和自由，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國籍或社會出身、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區別。」

對癌症患者而言，抗癌藥就是維持生命（而不是維持健康）的必要的社會服務；當一些癌症患者喪失謀生能力時，抗癌藥還必須是需要用不菲的財富才能購買的健康服務嗎？在這個大多數人眼中金錢至上尊崇實力原則的世界，至少讓無力支付的婦女兒童登上1912年的救生艇，難道不是人類起碼的紳士風度嗎？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在不斷挑戰人類文明底線的非理性的權力與慾望面前，《世界人權宣言》依然只是宣言。

讓癌症患者先用上救命藥，再談科技創新吧。當祖克柏、巴菲特、比爾蓋茨抱怨自己的財富多到用不完需要捐出來貢獻社會的時候，當不斷拉大的貧富差距已經足以證明社會資源的分配嚴重不公的時候，把科技創新的成本轉嫁到生命即將走到盡頭的癌症患者身上，這個世界未免太殘酷了點。

難道我們引以為傲的是一個人吃人的社會嗎？難道從原始部落進化到用刀叉吃人肉就是人類所謂的文明進步嗎？這難道不正是越來越多的普通人在經過不合理的環境馴化後，走上反人類反社會的極端主義的理由之一嗎？

是時候承認，人類的經濟體系在一開始的制度設計上就違反了公平正義原則。沒有分配好市場規律創造的利潤，是不合理的貧富差距存在和不斷拉大的根源，沒有平衡好人類慾望、創新激勵與公平正義這三者之間的關係，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不管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

完善不合理的制度的成本，請讓我們這些尚且算是健康的成年人共同承擔；在癌症患者正在承受常人難以想像的精神與肉體上的疼痛的時候，免除他們承擔社會改革與制度創新的義務，是最後的人道，也是人類對這個不斷拉大的貧富差距、遠算不上完善的經濟制度的自我救贖。

從這一角度來說，對富人克以重稅的要求是合理的，當然在現實層面如何執行以防止跨國合法避稅不會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調整稅制未必是最好的解決方法，如果可以把市場規律創造的利潤在扣掉企業維持競爭力成本後，全部集中起來並從公共利益的角度公平再分配。貧困階級、中產階級、富裕階級繳納的稅額應該是相等的，因為每個人為社會應該盡的義務應該是相同的，而不應該因為個人的努力程度不同，所造成的貧富差距而有所不同。

所以，美國民主黨主張通過對富人克以重稅來解決美國人大學學費的要求，在現階段是完全合理完全必要的；而希拉蕊（Hillary Clinton）主張把市場規律創造的利潤主要在富裕階級與中產階級之間再分配的理由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大部分不合理的利潤並不是中產階級創造的，而是市場規律創造的。

但市場規律創造的利潤是以階級流動僵化、商品價值的合理但不真實的浮動為代價，而在這個過程中，貧困階級尤其貧困階級的下一代所遭受的機會不平等，比中產階級更嚴重。因此，市場規律創造的利潤應當在整個社會中從公共利益的角度再分配，嚴格來講應該在所有參與市場規律創造利潤的國家之間公平再分配，而不是主要在富裕階級與中產階級之間再分配。

問題是——誰來分配市場規律創造的利潤？如何分配市場規律創造的利潤？如何使用市場規律創造的利潤？人類是時候認真考慮了。民主國家想要從私人企業那裡，拿走扣除維持企業競爭力的成本後的大部分市場規律創造的利潤，進而在社會範圍內進行公平再分配畢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即便在單一社會解決了這一問題，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那些在A國研發、B國組裝、C國消售的商品，市場規律創造的利潤該如何在世界走向新冷戰的今天，穿透對抗的文明跨越利益衝突的國界，在世界範圍內公平再分配？像祖克柏他們這樣，願意將自己獲得的市場規律創造的利潤拿到人類社會中公平再分配的，畢竟只是少數。

雖然祖克柏、巴菲特、比爾蓋茨今天所做的事，在明天看來是理所應當；但明天的人們，會為祖克柏他們今天的勇氣與良知而驕傲。

如果普通人、那些身處1％陣營的富裕階級，可以從公共利益的角度出發，可以從社會道德的角度出發，可以從人性善的角度出發，減少一些不必要的浪費與炫耀，做一些今天法律與制度沒有要求，但明天我們應該要做必須要做的事，或許世界上的許多爭議包括不合理的貧富差距，不至於發展到今天在祖克柏他們幾乎已經竭盡所能的情況下，卻仍有近2億兒童生活在極端貧困與戰火中的地步。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第三部分 翻牆這一年之「國際秩序」篇

「今天的世界，和工業革命前後真的似曾相識。」人類在取得文明與科技大躍進的同時，伴隨而來的不只是物質與精神生活的極大豐富，還有不合理的貧富差距所帶來的機會不平等，還有叢林法則主導的國際規則下的時代悲劇。一戰、二戰、地緣政治危機、恐怖主義難道不正是這樣的大時代的後遺症嗎？

伴隨每一場科技革命的，是每一場戰爭革命，而且一場比一場「精彩」，一場比一場更接近自我毀滅。

心智初開的人類，開始擁有顛覆上帝的力量。

高處不勝寒。科技愈先進，一顆螺絲產生的蝴蝶效應越強，強到足以讓航天飛機在空中爆炸解體，強到足以讓人類走向童年的終結。回頭看看工業革命與一戰、二戰，再看看世界走向新冷戰帶給金正恩的游刃有餘，再看看在拯救國界之外的人道災難前，先精算各國權利與義務的192個世界領袖那嚴肅的神情［不包括梅克爾（Angela Merkel）］。

這個世界到處充滿了政治的妥協。而這種妥協相當程度上並不是建立在公平正義的原則之上，而是相當程度上建立在舊有國界與歷史繼承的全球權力與資源分配不均的基礎之上。

童年的終結，是科幻還是預言，是鬧劇還是悲劇？我不希望工業革命或是網路革命成為一個人自殺或他殺的催化劑，而這本應該是人類的榮耀而不是人類最後的成長的煩惱。

在人類仰望天空星辰的時候，請領袖們回頭看看這個世界那些任性的政治與軍事決定，請經濟學家們回頭看看這個世界那些任性的奢侈、浪費與炫耀，請作為普通人的我們回頭看看這個世界那些處於極端貧困與戰火的2億兒童，那每個瘦小的身上所承受的這個世界巨大的不公平，根本看不到向上流動的希望——

是時候承認人類在政治制度的設計上低估了人性的惡，公共利益優於個人利益的獨立人格顯然不是這個世界的主流，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我們需要把192個國家領袖的權力關進人類文明的籠子。一個不確定明天是否還有約束力與執行力的國際規則，在核武器的當量足以把地球送回到史前的今天，注定將是人類打開潘多拉魔盒的第一把鑰匙。

是時候承認人類的經濟制度在一開始的頂層設計上就低估了人性的善就違反了公平正義原則，沒有平衡好人類慾望、創新激勵與公平正義這三者之間的關係，沒有分配好市場規律創造的利潤，是不合理的貧富差距存在和不斷拉大的根源。

第四部分 翻牆這一年之「中國道路」篇

翻牆最根本的目的，是期望借鑒牆外的經驗（不管是成功還是失敗）持續推動大陸的政治與經濟改革，進而改善我這個體制外的中國底層市民的生活環境。而一個容不下《進擊的巨人》的中國，一個無法回頭面對自身背影的中國，絕不是那個承載著中華民族明天的中國，絕不是那個背負著14億中國人一樣的「中國夢」的中國，面對遮天的權力與內心的恐懼，我們終將在顫抖中發出新聞自由與司法正義的吶喊。

1、新聞自由

是時候創造性打破舊有的審查制度了，解禁BBC、紐約時報並不可怕；或者現階段至少引入BBC，量身打造一個中式水箱（確保國家利益不能凌駕於人類共同的利益，尤其是在國家利益彼此對抗的時候），看看這只西式「鯰魚」帶著中式「鯰魚」能掀起多大的浪——接受國際社會公正而客觀的監督與實踐社會主義並不矛盾。

2、司法正義

不管是海洋法系，還是大陸法系，法律只是實現公平正義的工具。作為一名中國人，真的很羨慕英國的刑事司法體系，至少很羨慕英劇中那個世界上最優秀的刑事司法體系。《重任在肩》、《司法正義》、《墮落》在法律細節上的處理，那些慾望、權力與人性、司法的精緻攻防，那種不放過一個壞人與不冤枉一個好人的精確平衡讓我嘆為觀止。

想起兒時，社會上流傳著「殺人案必破」的說法，現在想想，自己真的很幼稚，因為不管是日本還是英國，長期懸而未決的殺人案件都不在少數。

還記得幾個月前的一個晚上，我陪家人生平第一次去報警，在跑了附近2家派出所，途中打了一次110之後，總算報警成功；而兩家派出所的值班警察像約好了似的，上班時間對網路棋牌的熱情顯然超過了我和家人。

高水平的刑事司法體系不是一天建成的，但公職人員在一開始的態度上，起碼是要端正的。

3、權力是服務別人

公職人員申報財產能有多難？中國政府和企業處理大數據的能力已經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明明科技已經準備好了，但因為人的因素，改革遲遲難以推進。

政府提高公共服務水平不難，難的是如何讓舊有的官僚體制改變思考權力的角度，難道是如何讓改革者平穩更換權力的基礎。

4、特赦，能否減少改革的阻力，降低轉型正義的成本？

一開始，我是支持特赦的，過去一筆勾銷，大家在新的社會規則下重新出發；後來進入社會這個大染缸，方才體會底層互掐的殘酷，與其特赦，不如正面對決。

後來，今年初，一個好聲音離開了我們。生命，在最美好的年華離開，總是讓人無限感傷，而她——是她們家唯一的孩子。起初，因為她給我的觸動，我本希望中國社會在經過這件事後可以通過特赦來實現大和解，減少改革的阻力，降低轉型正義的成本；但當看到有人試圖通過她的病重和逝去來獲取物質或名譽上的利益時，我才從夢中醒過來：指望特赦後，腐敗的人性能就此收手的想法——實在是太幼稚了。

從支持到反對，再到支持，爾後又反對。特赦，反反覆覆的不是我的立場，而是轉型正義、推進改革的巨大阻力，這是中國社會兩個太陽的決鬥——問題遠比我們想的要複雜得多嚴重得多更殘酷得多。

而轉型正義，張弓沒有回頭箭；如果這次失敗了，下次恐怕就不是阻力更大這麼簡單。制度建立在人性惡的基礎上，道德建立在人性善的前提下。在制度之上，道德之下，方能建立高水平的公平正義的社會秩序。

Photo Credit：Hans CC 0

5、轉型正義

媒體人、司法等公職人員，在轉型正義的過程中必須接受公正客觀的社會標準的嚴格檢驗。東西德合併，東德50％的法官被強制轉業（過去經手的案件要一件一件全部重新審查，只要有一件是政治審判，就必須退出司法），這一數字在中國，我想只會更高。

翻牆之後，鳳凰網不再是我獲取信息的第一選擇，《鏘鏘三人行》也已經一年多沒看了。鳳凰網、鳳凰衛視，即便在未來順利轉型，成為一家和CNN、BBC比肩的媒體，也注定將走進歷史，至少「鳳凰」這個名字是需要改掉的，只因為曾經的平庸的邪惡。如果沒有勇氣發出理性的聲音，請你至少保持沈默，隨風起舞的不是立場而是良知；下意識選擇性甚至是刻意片面的報導，其危害要遠遠大於不報導。

還記得《選擇，中國知識分子在1949》帶給我無盡的唏噓慨嘆，理解在夾縫中求生的鳳凰人，感謝為我們努力製作優秀節目的鳳凰人，但作為媒體的鳳凰，這一頁注定無法翻過去，而且已經幾乎不可能逆轉。

轉型正義之前，《市民》雜誌需要改名字；轉型正義之後，鳳凰需要改名字。同樣是改名字，只是理由剛好相反。

6、機會平等

最近因為生病，我去了兩次醫院，都是在網上提前排隊兩周預約的主任專家號。第一次去，碰到三個沒有預約插隊的。其中一個甚至沒有掛號，沒有病歷，醫生問診後直接寫處方，而一旁陪同插隊病人的領導模樣的人士，在和醫生寒暄幾句後直接敲定晚上幾個人的飯局。第二次去，我剛說了幾句病情，另外一個醫生進來對該醫生說，某東西（大概醫學術語之類）這個月來不了了，這周的手術都要向後推，該醫生直接反問，「那兩個熟人怎麼辦？」而我只是在一旁老老實實呆著，一臉虔誠。

拋開插隊、熟人不談，至少醫生在給你看病的時候是認真的，至少醫生已經是中國相對潔身自好的一個群體，只是這樣的醫療生態，正常嗎？只是這樣的醫患關係，真的好嗎？

與何種政治制度無關，與何種意識形態無關，在普遍腐敗的陰影下，勤奮努力任勞任怨的中國人還是造就了一個階級的普遍富裕，造就了一個世界上最龐大的（雖然不是質量最高的）中產階級。中國中產階級需要的是機會平等，而不是低水平的普遍富裕。是否民主不重要，是否專制不重要，重要的是機會平等，重要的是搭建一個相對高水平的公平與正義的社會秩序。教育、醫療、就業機會平等，階級流動常態化、合理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如何讓一個來自貴州涼山的小女孩，在其自身努力學習、努力工作的前提下，不受任何外部因素影響，可以從貧困線以下，躋身中產，甚至是塔尖的1％——即如何確保馬雲、王健林的子女，在付出49％努力的前提下，進入1％金字塔尖的機會，和來自貴州涼山的小女孩，在付出51％努力的前提下，進入1％的金字塔尖的機會，是相同的。我想，這才是我們所期待的「中國夢」，這才是我們所嚮往的社會主義。

國家或是明天的國際社會，如果不能保障每個人的機會平等，企業與市場再多的自由、再善意的壟斷，只不過是在不合理的貧富差距的陰雲下「鋪就了人類通往地獄的道路」，因為機會平等是任何一個文明的核心價值與起碼的公平正義。

7、政治改革，精確、客觀、動態地匹配政治權利

在人民的多數決與「菁英」的多數決之間，我選擇相信後者，只要「菁英」的基數大到可以忽略領袖的個人意志。選民，需要嚴格的源頭把關、嚴厲的退場機制、公共利益大於個人利益的獨立人格；一開始就把決定社會秩序的政治權利下放到每個人的身上，下放到每個伊拉克、阿富汗公民的身上，不僅是低效率，而且是不負責任的。

而這裡的「菁英」，不是指政治菁英、各行各業的菁英，更不是學者、科學家等知識分子。這裡的「菁英」可以是普通人，可以是未成年，與你的社會出身、年齡、種族、性別、宗教、學歷、地位、財富、知名度或其他身分無關，這裡的「菁英」必須滿足三個條件：

一、必須經過類似獨立人格、公民道德、司法考試等多重嚴格檢驗，參與公共事務的資格認定必須是科學合理的高門檻。因為一個正常社會過多的人投身政治是不正常的，因為必須排除無效與平庸的樣本，因為可以大大降低監督每一張選票的社會成本，因為這樣的機會對14億中國人而言是稀缺的，同時必須保證——每個公民只要努力有能力有意願，參與其中通過的機會是平等的。

二、必須有為公共利益獻出生命的勇氣和決心，所有的投票必須記名公開，因為每個人過去的每一次投票都必須接受時間的嚴格檢驗。那些只是把公職當作一種生存手段的請繞道，那些有能力但無意願的請繞道，在當下中國，在社會主義中國更是如此。「革命從來就不是請客吃飯」，遊行示威更不是派對嘉年華。我從來不相信高薪養廉，「當你抱怨沒有鞋穿的時候，要知道許多人連腳都沒有。」

三、機會一生只有一次，從你製造黑心油、毒奶粉，貪污、行賄、出賣選票等的那一刻起，你就永遠喪失了參與政治生活的絕大部分權利，包括但不限於選舉權、被選舉權、遊行示威。源頭上嚴格把關，退場機制從嚴從重，因為中國有14億人口，因為沒有人不可替代，因為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當然，實行符合三個條件的菁英政治，前提必須是新聞自由、司法正義；而隨著國際規則憲法化、全球經濟一體化、國家競爭法律化，符合三個條件的菁英政治的正當性正日漸合理而高效，再借助新聞自由、司法正義，完全可以實現有效的權力監督與制衡。

目前符合三個條件的中國人，按照媒體10％＋司法10％＋教師20％＋醫生20％＋其它0.1％＝保守估計會有600萬，而上限是14億全體公民。政治權利與公民的對接必須是精確、客觀、動態的。對符合三個條件的中國人，政治權利要進一步下放，像國家重大決策多數決、市級公職記名投票選舉罷免、遊行集會自由等；對不符合三個條件的中國人，尤其是民粹，政治權利要嚴格控制，一些政治權利在必要時必須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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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翻牆這一年之「我眼中的習近平」

雖然鳳凰網等門戶網站的頭版頭條幾乎永遠是中國領導人，但為什麼開放的資訊會讓我產生歐巴馬、希拉蕊比習近平、李克強還要真實的「錯覺」？

領袖的公信力不是造神運動造出來的，而是在一次次人類的苦難面前，用行動和信念拯救出來的。長輩教導我，判斷一個人，不要聽他講了什麼，而要看他做了什麼。

不管理由是什麼，柴靜和她的《穹頂之下》被封殺，這筆帳我要算到習主席您的身上。如何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如何平衡人類活動與環境保護，本來一次可以讓普通中國人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加強環境危機意識的難能可貴的自省機會，和文化大革命沒有經過中國社會徹底檢討一樣，就這樣早早被扼殺在搖籃裡了。而時間會證明——我們終究會為那些因為一時猶豫而錯過的、本可能早些挽回的機會而付出更加高昂的代價。

原本支持「反腐」的我，在柴靜事件之後，變得觀望而謹慎。改革的習近平，在14億普通中國人面前封殺柴靜的習近平，那些相互矛盾的習近平，究竟哪一個才是真正的習近平？我想，這不僅是我這個普通中國人的疑惑，也是一些中產階級、知識分子、企業家的疑惑。

灰色資本外流可以理解，但清白資本同樣外流則不在反腐的預期中，至少不在我的預期中。對中國經濟的信心不是媒體喊出來的。如果中國的改革是正向的（至少在人們的眼中），世界資本、特別是世界華人資本，本應該流向中國支撐產業升級才對，而不是剛好相反。在新聞自由倒退的情況下，在公眾搞不清楚司法正義是進是退的情況下，在改革缺乏有效的權力監督的情況下，社會又怎能消除普通中國人的那種始終揮之不去的歷史輪迴的不安全感？

消除中國人心中的霧霾，不是簡單的單雙號限行就可以做到的。

最近天太冷，我偶爾會坐在窗前曬曬太陽，感覺比空調暖氣還要溫暖舒服許多；改革如果缺少陽光，缺少普通中國人的堅定支持，又怎能抵擋住利益團體的壓力，又怎能和不合理的貧富差距對抗？僅僅靠國家機器與手中的權力可以做到這些嗎？

是時候讓國家重大議題的決策過程走出中南海；是時候讓權力與人民的互動，走出北京這個六百年來中國最高的權力中心；是時候讓公民知的權利，走出普通中國人那五千年來漫長而黑暗的歷史等待。

人類如何解決為了共同的目標所產生的意見分歧，決定了文明的高下。

基本的人權高於主權，國家機器即使在理想信仰的支持下也不能逾越這條紅線；但政治權利與公民的匹配必須精確、客觀、動態，一開始就把決定社會秩序的政治權利下放到每個人的身上，不僅是低效率，而且是不負責任的。

而一開始的遙遠而神秘的「錯覺」，這種權力與人心的距離，正在讓越來越多的普通中國人，淪為僅僅把當下的反腐簡單地視作一場權力鬥爭的看客，而這恰恰是一個正在脫離普遍腐敗陰影的社會主義中國所最不願意看到的。

中國人不能再一次做魯迅筆下的看客，再一次在人類歷史的關鍵時刻。

結語

大時代背景下小人物的悲歌。敘利亞3歲男童是這樣的小人物，雅茲迪少女是這樣的小人物，用不起原研藥又用不到仿制藥的患有癌症的婦女兒童是這樣的小人物。在文明的跑道上一路狂奔的人類，聽不到小人物生命最後時刻的吶喊，看不到建立在歷史繼承的舊有國界基礎上的全球權力與資源的分配不均，感受不到處於極端貧困與戰火的2億兒童，那每個瘦小的身上所承受的這個世界巨大的不公平。

遙望1848年那個工業革命與貧富差距相互激蕩的年代，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向全世界無產者發出「聯合起來」的吶喊；167年後，在不合理的貧富差距的陰雲下進行科技革命的今天，全世界的中產者，全世界的知識分子，全世界只能默默承受的善良的人們，聯合起來了嗎？

聽不到回聲的吶喊，我們離雅茲迪少女與敘利亞3歲男童有多遠？

「團結就是力量」，這句話永遠不會過時，除非人類真正付諸行動，否則下一代沒有未來。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