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民談「翻牆後的這一年」:在生平第一次遇見《正晶限時批》後,我被徹底震撼了

中國網民談「翻牆後的這一年」:在生平第一次遇見《正晶限時批》後,我被徹底震撼了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人民的多數決與「菁英」的多數決之間,我選擇相信後者,只要「菁英」的基數大到可以忽略領袖的個人意志。

文:李輝

寫在最前面。顯然大陸媒體不可能發表這篇文章,但我還是希望其可以接受人民的監督並真實傳遞人民的心聲,因為這是公民知的權利中相當重要的一環,請新聞工作者不要辜負普通市民的期待。

引言

翻牆之後,大陸人首先接受的是一系列的震撼教育,我也不例外。

沒有出過國,也沒有去過港澳台,可能是沒有和外國人說過一句話的緣由吧,我的英文也不好,雖然從小到大足足學了八年。

作為一名生活在體制外的中國底層市民,去年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在網上訂購了電視盒子(本以為從此要離開廣電,至少當時的輿論氛圍是這樣),竟意外收到了大陸以外的電視台。在生平第一次遇見《正晶限時批》後,我被徹底震撼了——原來政論節目還可以這樣做。自此,我開始了一年多,頻繁的翻牆之旅。

若不是《正晶限時批》,我不會知道周玉蔻、胡忠信;若不是周玉蔻,我不會上臉書,即便過去曾經不只一次聽到過祖克柏(Mark Zuckerberg)的大名;若不是胡忠信,我不會看《新聞追追追》。那段時間,每天晚上八點到十點的振奮,讓人直呼過癮。

在《正晶限時批》面前,我曾經的最愛《鏘鏘三人行》瞬間變成了可愛的小女生。把竇文濤和彭文正相比較,把馬家輝、梁文道、許子東與汪潔民、周玉蔻、胡忠信相比較,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想起今年方才看到的一部NHK拍攝於北京奧運會前的紀錄片——片中《市民》雜誌被政府強制停刊後,NHK記者與《南風窗》社長陳中的一段對話。

NHK:「《市民》雜誌,說心裡話,它能辦下去嗎?」

沈默良久,陳無奈地搖了搖頭:「辦不下去。首先,《市民》雜誌如果不改名字,就很難在中國辦下去,但現在要改名字也已經晚了。理由是這樣的,一間房子,那裡的空間只允許跳交際舞,你就跳不了芭蕾;同樣的道理,即使想在更寬敞的舞台上跳舞,但今天中國的構造,還沒有能讓你自由舞蹈的空間。」

一部遲到了八年的記錄片,當我看到這一段時整個人像是被電擊中一般。八年了,「自由舞蹈」離我們仍舊遙不可及,甚至越行越遠,而人的一生又能有幾個八年呢?

第一部分 翻牆這一年之「民主印象」篇

我對民主社會的印象,主要來自台灣,誰叫我的英文不好。台灣值得肯定的地方,現在恐怕只剩下部分的新聞自由,以及以胡忠信、周玉蔻為代表的以公共利益為第一優先的台灣社會菁英(拋開兩岸議題不談)。

關注台灣的轉型正義,我從起初的振奮期待到後來失望歸於平靜,只用了不到一年。看到台灣人的努力,也看到民主政治最醜陋最無奈的一面。從民進黨與國民黨共同選出的議長李全教,到為「做好做滿」執意辯護的李新,從一審被判無罪的魏應充,到講不清楚炒過幾間軍宅的人權律師王如玄——真是「二十年目睹怪現狀,官場現形記,拍案驚奇」。

顯然,台灣民主二十年,只是兜了個圈子,讓轉型正義重新回到了原點。

我無法理解蔡英文的副手為什麼不是黃國昌(拋開兩岸關係不談)?司法轉型正義不正需要黃國昌這種充滿理想性而又不向現實妥協的學者型政治人物嗎?看到蔡英文的保守,雖然在反課綱時(程序正義)已經看到過一次。

我無法理解民進黨為什麼不提名高嘉瑜?雖然欣賞黃珊珊的優雅和理性,但民主選舉的本意是讓最優秀的政治人物脫穎而出,而非優秀的政治人物;如果一場選舉,優秀的政治人物連選舉的門票都拿不到,該反省的應該是不完善的選舉制度而非高嘉瑜。當高嘉瑜隻身在民進黨中常會前舉著抗議的標語,蔡英文卻只是像路人甲一樣飄然而過,我心裡在想「怎麼可以這樣?」

高嘉瑜不是花瓶,至少我沒見過敢這樣直面慈濟與漂流木重擊的花瓶。如果需要出賣靈魂的交易而不是理念相投才能拉攏關鍵少數,這樣的關鍵少數不要也罷;如果為了淘汰對手,自己不惜棄權,這和那些借國家之名,利用不合理的賽制打默契球,故意放水輸給安哥拉的澳大利亞們又有什麼區別?

民進黨明明已經勝券在握遙遙領先,明明只是國民黨做得太爛,為了所謂的大比分勝利,告訴高嘉瑜「成功不必在我」,告訴時代力量「成功必須在我」。如果高嘉瑜的參選權利可以犧牲,那麼不能犧牲的又是誰的參選權利?這種對民主選舉精神的另類解讀,實在令我無法接受。

要求每一張選票都理性、客觀,都以公共利益為重,是不現實的,也是選舉制度不能承受之重;但掌控好飼料油與食用油的勾兌比例,卻是應該從一開始的頂層制度的設計上就需要認真考慮的問題。台式民主顯然在這個勾兌比例上嚴重失衡,並且這種失衡的比例維持了一段不短的時間。我很難想像一個守法普通市民的選票與魏董趙董的選票的重量是相等的,我也很難想像選舉的地下賭盤可以如此大喇喇地走進公眾的視野。

不管是選票、食品,還是軍公教,如果在一開始的源頭上沒有把好關,程序制度又不能在中下游把握好勾兌的比例,利益分配失衡引發的社會對立導致民主決策效率低下,進而影響社會進步與經濟發展便是水到渠成。制度建立在人性惡的基礎之上,民主政治也不能夠例外,不能排除顯而易見的無效樣本等於變相提高有效樣本的數量,一味相信人民的多數決,有時候未免太過樂觀了點。

同時,一旦階級流動僵化,民主選舉制度被相關利益團體深入介入,舊有的合法但不合理的利益,或是過去合法合理但現在不合時宜需要觸動的利益就很難撼動。因為每個人都高舉人權、自由、法治、普世價值,包括魏應充、王如玄、趙藤雄。這一點,在台灣是如此,西方社會也不例外。

不管是煙草石油醫藥華爾街,還是全美步槍協會,巨頭們每一點利益的退讓除了彰顯公平與正義,更多的是折射出這種不對稱較量背後的辛酸與無奈,甚至連巴菲特要求美國政府為自己加稅,都不會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真不知道是應該為民主制度的嚴謹叫好,還是應該為壓在中產階級頭上相對不合理的稅收政策而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