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恐懼扼殺我們的開放社會和政治自由,捍衛公共空間的最佳方式就是「佔領它」

當恐懼扼殺我們的開放社會和政治自由,捍衛公共空間的最佳方式就是「佔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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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恐怖主義和全球化時代,監管公共空間或捍衛和平政治異見沒有簡單的套路可循。但兩個基本原則是明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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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Chris Stone(開放社會基金會主席)

11月巴黎恐怖襲擊發生前,在巴黎公共廣場舉行示威是合法的。現在是非法的。在烏干達,從前即使公民發起反對腐敗或支持同性戀權利的運動常常面臨懷有敵意的群眾,也不會因為示威而面臨監禁。但根據模糊得令人恐懼的新法規下,現在他們會面臨監禁。在埃及,政府當局最近突襲並關閉了一些藝術家和活動家以往常常聚會的重要的文化機構——一間畫廊、一所劇院和一家出版社。

放眼世界,看起來人民集會、結社、自由言論和表明異議所需要的空間正在關閉。即便網路和通訊技術在技術上讓公開喊話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容易,但無處不在的國家和商業監控確保了言論、結社和遊行仍然受到約束。簡言之,發聲從未需要如此多的勇氣。

對我來說,這一轉變可謂就發生在眼前。11月,開放社會基金會(Open Society Foundations,喬治索羅斯的慈善機構,由我負責管理)成為5月生效的一部俄羅斯法律的第二家黑名單上榜組織。該法律允許俄羅斯檢察長禁止外國組織併中止它們對本地活動家的財務支持。只要和我們有合作的人都有可能受到起訴和監禁,因此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切斷我們與數十位俄羅斯公民的關係。此前我們支持他們努力保護俄羅斯支離破碎的民主。

當然,監管公共空間以及使用公共空間的組織沒有什麼錯誤。20世紀90年代初,一些東歐、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新政府低估了活躍公民和公民社會的力量,沒有充分監管宣傳組織及其營運空間。但在過去二十年中,隨著活躍公民成功顛覆了幾十個國家,政府開始矯枉過正,對這些組織和空間實施了過度監管。在此過程中,它們將最基本的民主實踐形式列為犯罪行為。

在一些例子中,政府甚至懶得為它們的所作所為樹立法律先例。去年春天,蒲隆地總統恩庫倫齊扎(Pierre Nkurunziza)第二次連任,絲毫不顧憲法規定的只能擔任兩個任期的限制。走上街頭示威的公民遭到了暴力鎮壓。

就連一些世界上民主傳統最強大的國家也紛紛淪陷。巴黎襲擊發生後,法國和比利時(恐怖襲擊預謀和組織的地方)無限期中止公民自由,一夜之間搖身一變成為(至少是法律意義上的)警察國家。兩國都禁止示威遊行,關閉了宗教場所,數百人因為觀點特立獨行而被逮捕或審問。

這一方針正在造成沉重代價。成千上萬人原本計劃在上個月的聯合國氣候談判期間舉行示威,結果只能扔鞋表示不滿。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景象,說明了恐懼是如何扼殺保持開放社會和政治自由所需要的承諾的,即便是現代文明誕生之地歐洲也不能免俗。

在恐怖主義和全球化時代,監管公共空間或捍衛和平政治異見沒有簡單的套路可循。但兩個基本原則是明確的。

首先,世界需要更強的人員和資金流動國際監管,並減少對言論、結社和異見的限制。最近,各國政府正在倒行逆施。但2016年在從貿易到移民的諸多領域提供了大量糾正機會。

其次,致力於改善公共政策的非營利組織需要與營利企業尋求提供商品和服務一樣的確保國際資金的權利。外國直接投資應該得到鼓勵而不是遏制,不管它是為了支持商品生產和就業創造,還是更強的公共政策和更活躍的公民。

改變局面的責任並不只限於政府。我們珍視開放公共空間的所有人應該肩並肩支持捍衛它的政策框架和製度。現在,各項運動、各個目標、各​​個國家應該團結起來。

當心繫天下的公民僅僅因為行動活躍就會被送入監獄時,當對監控的擔憂導致群體消極時,單一問題政治就不是製勝策略。捍衛公共空間的最佳方式是佔領它,哪怕你所支持的目標不同於你的左右。2016年,我們必須共同佔據——從而保護——這一空間。

本文經Project Syndicate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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