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的慘痛教訓:不解決真正的問題,一味「相信政府」能「召喚秩序」,國家反而愈來愈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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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的台灣,「暴民」變成一個很好用的詞。許多人拿來指責那些敢於衝撞體制的抗議者。很多人往往舉出「法國大革命」後出現的「民粹主義」(populism)一詞,來攻擊這些暴民的行為會給國家帶來災害。但在討論這些暴民的行為是否恰當前,或許可以先了解一下這些暴民究竟是從哪裡冒出來?何以會越來越多?我們不妨就以讓民粹一詞聞名的法國大革命經驗,來探討一下究竟如何能遏止暴民的出現。

在談法國大革命前,先聽聽馬基維利 (Niccolò Machiavelli)一種有趣的分類法。在《佛羅倫薩史》第三卷第一章中,馬基維利區分了兩種不同的革命衝突。一種是「羅馬式」的,而另一種是「佛羅倫薩式」的。他讚揚羅馬式的革命衝突,認為這種衝突會讓國家在衝突中越趨強盛。而他則抨擊佛羅倫薩式的衝突,認為這種衝突最終只有帶給國家災難與破壞。

這兩種衝突的差異在哪裡呢?馬基維利認為羅馬式的革命圖的是「擴張貴族階級」,也就是促進階級流動,讓下層階級能加入社會的中堅,進而擴張能穩定社會的中產力量。因此這種革命最後能導向理性而有建設性的結局。然而佛羅倫薩式的革命,卻是要把所有人拉入下層階級。用簡單的方式來比喻,就是一種「我吃不到,那就把鍋砸了,大家都沒得吃。」的革命。馬基維利認為正是這兩種目的上的差異,讓每個革命的國家走向不一樣的結果。

那麼若是馬基維利的分類有道理,那法國大革命最後走向「民粹」,是否便是由於這個革命的目的錯了?從結果來看,法國大革命造成的確實是徹底擊垮了當時法國由貴族、資產家、城市中產階級所構築的法國上層社會。但這是法國大革命一開始就設定好的目標嗎?歷史的弔詭往往便在於事態的發展超越當時人們所希望的方向。

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其實法國大革命一開始的目標,便是一個「理性、中道」的改革。甚至連改革都稱不上,因為法國大革命一開始,其實源自於法國貴族與法皇路易十六(Louis XVI)的內鬥。我們不如先來看看是哪些原因刺激了法國大革命的發生:

1. 國家要破產了。1786年8月20日,卡隆(Charles Alexandre de Calonne)向路易十六上奏,1786年的法國歲入將達到大約四億七千五百萬里弗(livre),而開支將達到五億八千七百萬里弗。

2. 法國物價大幅波動。法國先是經歷了1770年代和1780年代連續的穀物歉收,1788則是乾旱與暴雨齊至。唯一豐收的只有葡萄酒,但過度豐收的結果是價格暴跌。法國農民陷入普遍的破產,也造成以糧食為首的物價大幅上漲。

3. 內需消費市場崩盤。物價上漲造成法國的城市平民必須把大部分的收入拿來買日常必需品與儲蓄,造成內需市場崩潰,大規模的不景氣壟罩法國全境。

4. 自由貿易協議帶來的經濟傷害。1786年「英法貿易條約」生效,在法國需求疲弱的時候帶來大量廉價商品供給,給虛弱的法國經濟帶來最後一擊。法國的本地中小產業幾乎全面崩潰。

然而當時法國的「貴族」與「教士」兩階級卻享有大量的「免稅特權」。因此在法國大革命的第一階段,便是法王路易十六試圖擴大徵稅標準,要求特權階級納稅。而一開始對路易十六「首開第一槍」的便是這些特權份子。

路易十六在1787年2月22日試圖召開「顯貴會議」,要求貴族乖乖納稅。而貴族為了反擊,開始了「貴族起義」到處散發鼓吹「反對君主專制」、「反對中央集權」、「制憲」的小冊子與宣傳物。

而皇室為了反擊貴族,便開始透過「巴黎議會」尋求首都巴黎的中下階級支持。這便是法國大革命「三級議會」出現的背景。可以說在革命的一開始,法國的中下階層反而是與皇室緊密合作的。他們共同的敵人則是享有特權的貴族階級,因此訴求只是「體制內的皇權改革」。這點完全能從當時表達政治訴求的「請願書」中表露出來:

「選舉過程本身非常有助於資產階級的政治化,他們準備了第三等級在城市的陳情書。在城鎮,他們的準備工作主要由一些團體如行會、社團和特別關注地方上不滿的市政委員會來組織。另外,他們也贊成定期召開全國三級會議,並且根據人頭投票,廢除貴族的免稅權和任官的特權門路,以及廢除國內關卡以刺激經濟等措施。『在一些問題上,如廢除領主稅、鬻官、貿易行會、廢除什一稅,或沒收教會財產,這些陳情書顯得十分謹慎。他們不願攻擊財產權,甚至說是贊成有限的改革而非進行劇烈的變革。』」來源:《劍橋國別史叢書-法蘭西的榮耀與堅持》

而在鄉村的情況:

「絕大多數的農村陳情書,雖然常常追隨城市模式,但主要關心地方上特有的不滿、領主稅、什一稅,和他們視為額外的稅捐所帶來的負擔。『農村大眾的緊張關係-在富人和窮人之間-在由農村資產階級或富農所準備的陳情書中很少能夠反映出來。雖然反應將公用地圈為私有和否認窮人慣有的權利並非不尋常;然而這表現出農村城市間的敵意,認為城鎮是徵稅官員、商人、依人維生的高級教士和剝削農民之在外地主的居住地。但是,舊政權的主要制度並未受到真正的責問』」來源《劍橋國別史叢書-法蘭西的榮耀與堅持》

而當時法國人對於革命的冷感也反映在三級議會的議員選舉上:

「在盧昂周圍的農村教區,只有23%的人民擁有選舉資格的人參與投票。在城市本身有40%。在阿爾薩斯,50%~60%的選民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和科爾馬(Colmar)參與投票。令人驚奇的是,在巴黎只有大約30%的人參與,這也許意味著在政治覺醒上的發展比歷史學家要我們相信的小的多。」來源:《劍橋國別史叢書-法蘭西的榮耀與堅持》

也因此在革命的開端,根本無人會預料到之後的革命會走向完全不同的激進後果。但若我們將中間的混亂發展加以整理,則會得到幾個誘發革命激進化的軸線:

(1) 特權階級堅持反改革

在「貴族起義」階段,貴族以各種論述來捍衛自身。甚至不惜以激進的言詞攻擊與特權階級為敵的「中、下階層」以及「皇室」。這點從革命初期的各種政治文宣以及1789年5月28日發生的「雷威榮事件」(Réveillon Riots,或譯為「黑維雍暴動」、「通宵騷亂」)的始末中可以看出。

此外從革命初期開始,就一直發生特權階級透過大大小小的陰謀手段來阻撓改革進行。而每當這樣陰謀發生,就更挑起群眾的怒火,使革命越趨激進。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激發「國民議會」成立的「三級議會分裂事件」。1789年5月6日,貴族階級與教士階級的議員,故意把平民階級議員排除單獨開會。而到了5月13日,貴族階級更單方面宣稱成立「貴族議會」要求平民階級只能「派代表列席」。而在平民階級派代表向路易十六發起抗爭後,6月6日教士會議更以要求平民會議派代表去協商「賑濟巴黎貧民」的問題,陰謀以此建立由貴族教士主導會議的正當性。這些手段使得平民階級憤而自行組成「國民議會」。

然而6月20日貴族又透過影響國王,讓路易十六封鎖原本屬於國民議會的會議室。並只以低階禮賓官通知,來暗喻國王並不承認國民議會的地位。此舉便逼出了法國大革命中最重要的「網球場宣誓」。

Photo Credit: Jacques-Louis David

而接著路易十六又輕信保守貴族的建議,將當時提出改革案的財相尼克爾(Jacques Necker)免職,激發了7月12日由笛穆藍(Camille Desmoulins)所帶領的全面暴動(有趣的是,從笛穆藍在革命後期不惜正面對抗羅伯斯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的激進政策而被處死,可以看出他若非被特權階級徹底激怒,他其實並非是一個非常激進的人)。而這場暴動擴張到7月14日,才造成「老兵養老院」與「巴士底監獄」的陷落。

在革命前後。這些特權階級不負責任的發言與攻擊言論,還有頻頻爆發的小手段。不只激起了中下階層的敵對意識;更在革命開始後,成為坐實各種「貴族陰謀」謠言的最佳根據,而這些謠言成為了革命中後期心理上煽動群眾的最佳驅力。

(2) 政權領導者的無能

縱使到了巴士底監獄陷落後,路易十六仍然是法國平民階級所歸心的領袖。這點從9月1日國民會議仍以684對335票通過賦予路易十六對政策具有「否決權」一案中可以看出。而在稍早的7月17日路易十六從凡爾賽巡幸巴黎的遊行中,革命派更在議會外牆寫出頌揚路易十六為「法蘭西國民之父」、「自由民之王」的佈置。

但相對的路易十六卻一直在立場上反覆不定。最早是路易十六希望透過中下階級的支持來收回貴族的財政特權,才開啟了一連串的事端。但在民眾基於貴族打壓而開始以自身力量反抗後,路易十六的立場反而倒向貴族。在6月20日的網球場宣誓與7月12日暴動開始後,路易十六都扮演了支持貴族打擊平民的角色。而在9月18日與10月4日,路易十六也都發表了對國民議會通過的法案反對的聲明。

但是就算如此,到1789年10月前,平民階級仍然始終相信路易十六能夠收拾亂局,將改革導回體制內。但10月2日晚間,在皇后與其他貴族的陰謀下,凡爾賽宮的禁衛軍集體宣示重新效忠國王。因此又逼出了「凡爾賽婦女大遊行」事件。這次的事件讓民眾對國王,乃至對當時法國政權的信任感產生徹底動搖。也逼迫路易十六從凡爾賽宮搬回巴黎。

就在如此惡劣的狀態下,國民議會仍然試圖做出挽回皇權的努力。那就是以國民議會中的多數黨領導人「米拉波」(Honoré Gabriel Riqueti, comte de Mirabeau)所做的組閣嘗試。米拉波持續說服路易

十六與皇后接受國民議會,並在國民議會中為路易十六在新憲法中的權力辯護,試圖在兩者間找到均衡。米拉波在激進派的威脅下,仍是爭取到拉法葉(Gilbert du Motier, Marquis de Lafayette)的支持,讓宣戰與外交等權力留在路易十六手上。

但最終路易十六卻無法信任米拉波,並接受米拉波努力促成的與國民議會和解。而國民議會的激進派也不支持米拉波組閣,因此在內外交逼下,米拉波因而病死。在病死前,米拉波曾向路易十六獻策應該相信法國國民對重建秩序的願望。縱使巴黎激進派較多,只要路易十六願意遷到法國其他地方,便能脫離激進派掌握,重建穩健的君主立憲。

但路易十六卻在米拉波死後選擇背棄法國國民,直接流亡海外。此舉直接徹底摧毀法國全體國民對路易十六僅存的一點信任,路易十六至此被視為叛國者。這不只確定了他自己與王后的死刑,更讓法國大革命最後一絲回歸體制的希望消失,於是法國便陷入了激進革命的階段。

(3) 改革者的急功近利

在路易十六出逃失敗後,法國人民便拋下路易十六,開始尋找新的支持對象,希望能夠收拾亂局,早日回復憲政常軌。這時出來競逐的便是溫和的「吉戎地黨」(Girondist,或譯為「吉倫特派」),與激進的「雅各賓黨」(Jacobin)。而當時圍繞在兩黨間的競爭議題則是「路易十六的處置」與「法國對外關係的政策成敗」。

當時的法國政治陷入一種詭局。一方面吉戎地黨在處置路易十六的問題上處處希望能護衛他的生命。促使法院判決路易十六逃亡無罪。但又為了討好法國國民,壓下雅各賓黨的激進訴求在平民中的支持,便暗中策劃了網球場宣誓三週年紀念式上的「侮辱國王事件」。又試圖營造新政府有力的假象,先是向奧國宣戰,又向比利時、荷蘭輸出革命。此舉激發了週遭君主制國家對法國的不滿而紛紛對法開戰。最後這些自作聰明的政策反而逼的吉戎地政權迅速瓦解。

而雅各賓黨所採用的策略就是利用吉戎地黨的政策來借力使力。先是利用「侮辱國王事件」所爆發的激情來擴大騷動,製造更嚴重的對立。接著更利用法軍戰敗與奧軍「保衛法國皇權」的政治號召,坐實「路易十六通敵」的謠言。在1792年8月10日「攻陷丘勒里宮」,正式讓法國波旁王朝滅亡。而之後雅各賓黨便藉由「打擊反革命陰謀」,開始一步一步增加恐怖統治的支持與正當性,最後終於使得法國大革命變質。

Photo Credit: Jean Duplessis-Bertaux

如果按照史實直接解讀,能夠得到的「法國大革命激進化原因」,就大致如同上面三種。但若是從更深處來看,則另外又能看到三種原因:

一、無論是路易十六還是法國平民,每個人都試圖依賴他人的力量來達成自己的願望

從一開始,路易十六在面對貴族特權時,便妄想依賴法國中產階級與平民的力量來對付貴族。相對的,法國中產階級與平民在革命的前、中期,也是非常依賴路易十六,一直將路易十六的動向當作收拾亂局的關鍵。然而這種自己不想承擔風險,或自認為無法承擔責任的心態,便是造成法國大革命屢次出軌,最終破局的最大原因。因為在每一次事態發生,或是出現圓滿落幕的機會時,都因為各方期待對方有所作為,使得最後誰都不作為。緊接而來的就是互相的失望與不信任,造成更大的混亂與衝突。

這種心態也造成後期無論吉戎地黨或雅各賓黨紛紛走向政治投機的原因。沒有人認真的打算面對當時法國一團混亂的憲政、經濟、政治問題。只打算靠政治表演或表態來衝高政治支持。這背後的心態仍是認為自己無能面對亂局,而把希望寄託在平民的高支持上。

而平民也一直在尋找能讓自己寄託的「強人」,因此當路易十六這個神主牌垮掉後,「恐怖統治者」便成為了平民寄託的最佳對象。而在恐怖統治者也無法壓住亂局時,平民便尋找更強悍的「軍事強人」,乃至「新皇帝」。這也說明了為何最終拿破崙能夠脫穎而出。

二、法國群眾當時依賴的對象均為「個人」、「黨派」,而非「具體政策」

縱貫法國大革命前後,整個政治討論的重點仍在「人」的身上。從路易十六懷疑卡隆或尼克爾能否信任;到群眾懷疑路易十六能否信任,乃至最終吉戎地黨或雅各賓黨為了爭取平民信任而大玩政治表態。每個人在乎的只是對方的「立場」、「忠誠」、「為人」、「態度」,這些無聊又枝微末節的小事。卻沒有一個人思考哪一個「具體政策」能夠真正解決法國的困境。人的討論駕凌政策的討論,也是法國大革命失敗的主因之一。

最關鍵的例子就是在革命中期,米拉波空有圓滿解決國王與議會對立的政策。但礙於米拉波私生活淫亂的情聖形象,使得他在議會與皇室間處處受到質疑。相反的由於幫助美國獨立而聲名遠播的拉法葉,空有名聲卻對當時的亂局毫無對策。因此米拉波必須浪費大筆時間來勸說拉法葉支持他。而等到拉法葉轉向時,米拉波生命已所剩無幾,最後空留遺恨。

反觀美國的《聯邦黨人文集》,反映出的是開國初期「聯邦黨」與「民主共和黨」爭辯的核心始終是「政策」與「制度」。而非傑佛遜漢密爾頓等人的為人是否值得信任之類的蠢事。由此觀之「不以人舉言,不以人廢言」恐怕才是社會改革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

三、法國國民普遍對混亂與衝突欠缺耐心

與一般後世的印象不同,法國人當時並非喜歡騷亂。相反的法國人無論在革命的哪一個階段,都極端的厭惡騷亂。在巴士底監獄剛被攻陷時,以巴黎為首的法國各大城市立即組成「國民衛隊」(National Guard),四處鎮壓暴民與匪徒。而無論前期支持路易十六,或是後期支持雅各賓黨,又或是最終支持拿破崙,其實都反映了法國群眾在心態上對「秩序」的渴望。

然而正是這種「召喚秩序」的心態,令法國大革命「越來越亂」、「越來越激進」。因為法國當時的問題均是「結構問題」,每一個都要花費時間仔細的拆解,並重新建立健康的社會結構。而在這「拆解-建立」的過程中必然會發生動盪、騷亂、衝突。但法國民眾卻對這樣的過程欠缺耐心,均要求每一個階段的主政者務必迅速還給他們正常的秩序生活。因而主政者最後只能訴諸看似又快又有效的「烏托邦主義」(Utopianism)政策,又或是「強力鎮壓」。

但這樣的做法必然是造成某些人直接慘遭犧牲,而問題卻沒有真的被解決。於是又激起更大規模的反撲,又召喚更強大的秩序力量加以鎮壓。於是就在擺盪間,法國大革命由一場簡單的皇權內鬥,成為了讓法國整個社會崩潰的重大災難。

Photo Credit: 中岑 范姜 CC BY SA 2.0

回到台灣當前的狀況。台灣現在最危險的便是社會上有許多人開始對學運以來的社會衝突開始感到不耐,希望能快點「恢復常軌」。但台灣當前所面臨的問題,卻是橫跨「憲政」、「經濟」、「國土規劃」、「環保」、「外交」、「社會結構」、「世代正義」等全面性的「結構問題」。而這些問題反映的便是幾十年來,由於人民對公共事務普遍不積極,放任代議政客與官僚亂搞所形成的危局。

這些問題如果想用簡單的方法混過去,又或是如同以前一樣「相信政府」。那可是會完全犯了如同法國民眾,在開始時輕忽財政改革背後的整體結構問題,最後又盲信路易十六一樣的慘況。這種依賴秩序混日子而不想承擔改革成本的行為,才是真正會害台灣垮台陷入長期動亂的元兇。

反而是趁台灣尚未走到如此凶險的局面之前,趕快撥出一些時間來關心「政策」,討論「政策」與「制度」的缺失。從自己開始參與公共事務,並做好長時間全民共同負擔改革成本的心理準備,才是讓台灣真正能長治久安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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