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搖滾上太空:大衛鮑伊的「Major Tom」電影漫遊三部曲

一首搖滾上太空:大衛鮑伊的「Major Tom」電影漫遊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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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這三部電影分別從各自迥異的視角切入解讀歌曲,間接賦予了湯姆少校多重多音的含義,更讓這首看似只是一個太空任務的故事,蘊藏著數以千計的情感寄託。

1968 年,大衛鮑曼博士(Dr. David Bowman)彷彿荷馬史詩裡頭迷航十載的奧德賽,在史丹利庫柏力克(Stanley Kubrick)的電影中隻身飄蕩於茫茫無垠的未知。就在隔年7月11日,有首歌曲因為這部電影誕生了,一名叫作湯姆的少校(Major Tom)也隨著博士墜入這片沒有回聲也沒有重力的浩瀚。而當少校失去音訊後的第9天,阿波羅11號載著即將踏出「人類一大步」的阿姆斯壯(Neil Armstrong),成功登陸月球。

只是,阿姆斯壯的宇宙旅程雖然已經結束了,湯姆少校的太空漫遊卻仍在繼續著。他先是從菸草裊繞中升起,掙扎於性向與親情;接著躍入辦公大樓,轉念之間又已坐上一架格陵蘭的直升機;隨後,他自茶餐廳的雜訊漸漸顯形,終至飛車追撞間來回飄蕩…。而賦予湯姆少校生命,又使其能夠橫亙時空的,就是這首由大衛鮑伊(David Bowie)寫下的〈Space Oddity〉。

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
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
Take your protein pills and put your helmet on

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
Commencing countdown, engines on
Check ignition and may God’s love be with you

(spoken)
Ten, Nine, Eight, Seven, Six,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Liftoff

This is 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
You’ve really made the grade
And the papers want to know whose shirts you wear
Now it’s time to leave the capsule if you dare

‘This is Major Tom to Ground Control
I’m stepping through the door
And I’m floating in a most peculiar way
And the stars look very different today

For here
Am I sitting in a tin can
Far above the world
Planet Earth is blue
And there’s nothing I can do

Though I’m past one hundred thousand miles
I’m feeling very scare
And I think my spaceship knows which way to go
Tell my wife I love her very much she knows’

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
Your circuit’s dead, there’s something wrong
Can you hear me, Major Tom?
Can you hear me, Major Tom?
Can you hear me, Major Tom?
Can you….

‘Here am I sitting round my tin can
Far above the Moon
Planet Earth is blue
And there’s nothing I can do.’

〈Space Oddity〉似乎跟電影有著註定的緣分。當美國導演史丹利庫柏力克推出他改編自亞瑟克拉克(Arthur Clarke)同名小說的科幻電影作品《2001太空漫遊》(2001: A Space Odyssey)後,從被批評成晦澀難懂到被譽為史詩級的巨作,此部電影在當時吸引了無數嬉皮世代的青年進影院觀賞,其中就包括將叱咤搖滾樂壇、引領藝術時尚圈的英國音樂人大衛鮑伊。

雖然許多人都以為〈Space Oddity〉與其歌詞中的湯姆少校(Major Tom)是因為當時登陸月球的太空熱潮而產生,大衛鮑伊卻表明他是被電影《2001太空漫遊》深深震懾才有了這首音樂創作。

2001太空漫遊 2001: A Space Odyssey

於是,這首受電影之賜發行於1969年的歌曲,反過來開始影響著後世的電影。拍攝過《花神咖啡館》(Café de Flore,2011)、《藥命俱樂部》(Dallas Buyers Club,2013)的加拿大導演尚馬克瓦列(Jean-Marc Vallée)在他2005年上映的第四部劇情長片《愛瘋狂》(C.R.A.Z.Y.)中,就以將近兩分種的片段將〈Space Oddity〉嵌入了電影。

有看過《花神咖啡館》的人應該都知道這位導演選用音樂的品味,也在該片中見識了他視覺聽覺處理的完美交融,事實上,《花神咖啡館》更有著《愛瘋狂》部分的音樂殘響,彼此藉由Pink FloydThe Cure相互輝映。

《愛瘋狂》的背景主要發生在 70 年代的魁北克,伴隨著如武打電影明星李小龍、The Rolling Stones的〈Sympathy for the Devil〉、Jefferson Airplane的〈White Rabbit〉等搖滾音樂以及尚未褪去的嬉皮色彩,將當時盛行的流行文化穿插於電影敘事,以主角Zac Beaulieu(Marc-André Grondin飾)成長過程中,面對本身性向與父親期許背道而馳所衍生的痛苦糾結為主軸,將親情各色各樣的羈絆與同性戀複雜的自我認同細膩地描摹呈現。

正是這樣的時空設定,讓〈Space Oddity〉的出現一點也不意外。當Zac的黑膠蔓延出詭譎迷幻的前奏,配合著電吉他的游離與鼓點的煽動,他點起了大麻,在世俗壓力的夾縫間稍作喘息、在自我抗拒的迷惘中暫時釋放,藉著樂音與煙霧迷濛勾勒出情慾之所向。

如果你還記得湯姆少校,他後來還有再現身於大衛鮑伊另外兩首歌曲〈Ashes to Ashes〉 與〈Hallo Spaceboy〉當中,而就在鮑伊帶著半自傳口吻於〈Ashes to Ashes〉寫道「Ashes to ashes and funk to funky/We know Major Tom’s a junkie」,嗑藥的湯姆少校與呼麻的Zac彷彿交疊為一體,呼應著“Sex, Drugs and Rock’n Roll”的口號。

當主歌轉換到副歌時,幻想也遁入現實,我們看到站在房間鏡子前的Zac將臉部彩繪成大衛鮑伊於1973發行《Aladdin Sane》時的造型,舞動著身軀盡情放聲高唱,表情也隨著歌詞情境從漫遊宇宙看盡奇觀美景的愉悅,漸至失去聯繫的惶懼悲愁,而後被兄長用力一推,推入了現實中的現實。

尚馬克瓦列於眾多音樂中選擇〈Space Oddity〉讓主角發揮是有目地的,由於大衛鮑伊常常以雌雄同體的形象現身,Zac對他也就有了理想層面的投射。當我們凝視Zac放縱投入地喊唱宣洩,先是看到一名男同性戀者透過扮演鮑伊似乎達成了心中的渴望,能夠於縹緲彌留間恣意而為,隨後,電影又依據歌詞轉折讓Zac的展演落於哀傷焦慮,反照出他真實生活中難解的痛苦與迷惘。

於是,〈Space Oddity〉的太空意外事故被導演挪用而成慾望的寄託以及內心的彷徨,創造了《愛瘋狂》裡頭令人回味再三的經典片段。

愛瘋狂 C.R.A.Z.Y.

時間來到了2013年,〈Space Oddity〉的YouTube點閱率突然急遽狂增,湯姆少校也重新被大眾所熟知,而這都是因為班史提勒(Ben Stiller) 自導自演的喜劇電影《白日夢冒險王》(The Secret Life of Walter Mitty)。Walter Mitty(班史提勒飾)在電影裡面原本是個一成不變又枯燥乏味的《生活雜誌》(LIFE)員工,只有在他發呆出神的「白日夢」中,才有各種創意驚喜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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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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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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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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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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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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