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政治的弔詭，從漢生病看殖民的邊緣治理（上）：病患刻意多報或少報的用意

文：郭文華（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

一、政治的數字，數字的政治

如果本文準時出刊，那應該是2016總統大選前夕。我不是名嘴也不算命，看不清屆時誰輸誰贏。但清楚的是，在這個關鍵時刻選情的數字分析將會是討論重點，徹夜不休。

確實。不只是政治，數字是現代生活的基底，天天使用，無處不在，但很少人留意它們如何產生，意義為何。以2014年3月《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爭議來說。當時學生進入立法院，號召大眾於3月30日站出來，讓政府「看見人民的力量」，而這場遊行的人數成為爭論焦點。維持秩序的警政署發布當天僅有11萬6千餘人，但主辦單位卻認為現場超過50萬人，是政府低估影響力。許多媒體也在現場，但對總人數沒有定論，網路也有以各種公式，或比較過去幾場號稱「百萬」的遊行活動，推估參加的合理人數。

本文不討論那場遊行的確實人數，而在意公眾如何以數字來「現身」。相較過去用投票反映民意，現在的民意不但即時，而且與數字習習相關。這些民意不限於遊行，也不見得是簽名連署，而也可以是按「讚」人數或粉絲數。雖然它們形式不同，但重點都是集體的數字呈現。

「現身政治」的另一面是數字操弄。在政治論述裡數字既是人氣，也是可以操作的對象。記得太陽花運動中中正一分局局長方仰寧下令驅離引起眾怒，不但警局遭到包圍，方局長也因此辭職。與此同時，網路出現一個「無限期支持方仰寧、支持警察」臉書專頁，3小時內就有3萬人按讚，之後更迅速累積到24萬人。對此，粉絲團在受訪時表示「短時間爆量，只能說這與多數民眾看法相同，是大家的努力」。短短一天後，網友便踢爆這個專頁的粉絲數有問題。

有三分之一的按讚者是所謂的「僵屍帳號」，不活動也不貼文，註冊國與臺灣也沒有關連，似乎只是為支持這個專頁而來。一些網友檢查粉絲的增加趨勢，發現按讚數無時不刻都以穩定速度成長，不合網民生活作息。對此質疑臉書管理者回擊「買讚說」沒有根據，網友也隨即設立「因為支持警察，所以我反對方仰寧」的專頁，有3500位粉絲湧入。

到底方局長受不受支持？就數字而論，「因為支持警察，所以我反對方仰寧」專頁最後累積到近3萬人，貼文停在2014年的5月份，以支持警察組織工會的遊行報導作收。而「無限期支持方仰寧、支持警察」專頁雖然幾天內衝出20餘萬人，6月馬英九總統赴中央警察大學致詞時還據此稱「社會還有公平正義」。

但不到3天該粉絲團便宣布「完成階段性的任務，決定讓這個粉絲專頁名稱走入歷史」，以及「很感謝這段時間給予我們幫助的網友、媒體，因為有你們，我們才能走到現在，也很感謝馬總統對於我們的肯定與支持」。改名後該專頁支持度急速趨緩，內容也時有時無，聚焦一般警務與宣導。

以上顯示政治與數字的微妙關係。不管是遊覽車動員或者是網路買讚或者是滾動式民調，這兩者相互關連：政治需要數字建立群眾效應，數字則需要政治論述來深化重要性。於是我們有「萬人造勢大會」的動員號召，也有「千人響應，一人到場」的尷尬。

但回歸政治的本質，到底這些數字只是「數字」，只是論政的背景，還是它們反映一個個的個人，有自己的想法與考慮？我不是政治學者，但要用日治時期漢生病患的例子，指出在主流社會的「現身政治」下，對邊緣人物的想像與操弄。

Photo Credit: Eddy Huang @ Flickr CC BY SA 2.0

二、數清楚漢生病人

毋庸置疑，在1895年到1945年台灣被日本統治。但是，統治者如何經略台灣，讓台灣成為現代化的殖民地，學界有不同看法，其中「數清楚」是關鍵。迥異於一般人認為殖民治理講求精確與正確，社會學者姚人多以土地調查與人口普查為例，指出追求數字不止是滿足好奇，也要付出代價。事實上這些調查的手續十分繁雜，不管是執行者或是受調查者都需要適應，而調查本身也產生預期外的政策影響。

衛生統計更細緻展現這個治理特性。台灣總督府從1897年開始全島調查，兩年後出版第一本統計書。其中衛生部分涵蓋衛生機關、患者疾病類別、傳染病、性病、海港檢疫、水道等項目。但平平都是統計病患，資料的嚴密度並不相同。

接收時造成日軍困擾的瘧疾與腳氣病在領台後立即列為統計項目，之後從未缺席。同樣的，鴉片作為台灣最嚴重的治理惡害之一也得到關注，在《第一統計書》裡有「取鴉片膏與有鴉片特許者」統計，並從1905年「臨時台灣戶口調查」起全面統計吸食者。

相較這些傳染病，漢生病患卻一直都沒數清楚。雖然1905年的臨時戶口調查中便有漢生病統計，與花柳病、甲狀腺腫併稱為「地方性傳染病」，不過病患數從未獨立呈現，而且一直到《第十九統計書》（1915年調查）才列出「官立醫院門診漢生病治療患者數」與「公醫治療漢生病患者數」，每年大約是數十人。

從統計上看，漢生病與其說是威脅，還不如說是當局控制傳染病的業績。此外，警務局分別在1910年、1918年、1926年與1930年針對漢生病舉行四次全島調查。總患者數都在幾百人，集中在都會區的台北、台南，還有後來居上的高雄，只有最後一次時總人數才突破一千人。

相較不甚清楚的官方統計，專家對漢生病患的病患數時有推測。從1900年代第一個做出估計的府立醫院醫師青木大勇，1920年代的醫專教授宮原敦、馬偕醫院院長戴仁壽（George Gushue Taylor）與日本漢生病權威光田健輔，到接近樂生院興建，執行最後一次全島病患調查的警務處長石井保與樂生院首任院長上川豊等，這些醫師與專家對於病患數的推定都遠超於官方統計，數目也有極大差距，從接近3萬人到不到3000人都有。他們對如何推估病患有不同說法，也透出殖民者對漢生病的不同想像。

1901年到1931年之間漢生病醫師與官僚的漢生病患數估計

以上川豊來說，他1946年離台時回憶台灣漢生病的特殊之處，指出台灣位處亞熱帶，但病患卻意外地少。即使是罹病率最高的澎湖廳，1935年時也不過每萬人有11.04人得病，連沖繩的一半都不到。對此「謎團」，上川豊認為是因為漢生病患集中在都市，而都市裡對漢生病搜捕較嚴，加上患者前往都市求醫的關係。而對於警務局之所以只調查出幾百人，是因為他們對漢生病知識不夠，只有1930年這次是為即將開幕的樂生院做準備，因此人數比較準確。

樂生院配置圖

上述推測看似成理，但細細推敲，會發現上川的解釋呈現奇特的治理圖像。首先，上川認為為台灣的病患不會這樣少，但他不是相信統計，說政府的有效治理讓病患變少，而是歸咎調查不力，找不出更多病患。其次，與其他傳染病不同，上川沒把漢生病和髒亂與鄉村連在一起，反而順著數據，指出漢生病是「都市問題」。最後，即使是上川認為最準確的1930年調查，得出的病患數也與推估大相逕庭。

因此，如果醫學給予殖民地衛生與清潔，那漢生病顯然是例外：它的調查不嚴謹，病患數不確定，而且這些從未集體現身，與落後為伍的患者還集中在都市，與殖民地的進步形象構成強烈對比。

到底上川的「解謎」是台灣漢生病的真正特性？還是上川所賴以推理的病患其實有問題？如醫療史學者劉士永指出的，在「患者即被殖民者」的假設下，衛生官員往往預設統計翔實正確，並據此印證殖民治理的功績，甚至演繹公共衛生的疾病轉型。但事實上不但這些統計未必全然可信，數字後面的社會脈絡更需要認真思考。學者不能率爾將這些數字當成事實，而是從中看到更複雜的制度與社會成因。

其實，要瞭解漢生病的「解謎活動」不是這樣困難。就像選舉前的「封關民調」後，名嘴還是會論說選情，根據自己的推估（或者是政治團體提供的「民調」）來操作論述一樣，這些宣稱要當局面對漢生病的專家與官僚為何提出這些數字，這些數字後面有什麼治理脈絡，是我們關心的。以下本文以「數字」為中心，看看日治台灣怎樣用統計與推估面對這些「看不見」的漢生病人。

三、最多與最少

在這些數字中，將病患估得最多的是1901年發表的論文〈癩院設置の必要を論ず〉，作者是青木大勇。青木1897年長崎醫專畢業，同年來台，先後任職台北醫院與台中醫院，1904年回日本行醫，1914年回母校擔任皮膚科教授，1922年退休。由於當時尚未有官方統計，〈癩院設置の必要を論ず〉的推估也成為漢生病論述的重要參考，為之後的醫師與衛生官員引用。

青木在論文裡開宗明義指出漢生病是「至惡之症」。為了防止它自歐洲播散到東亞，成立隔離機構是國際趨勢，不論是新加坡或者是菲律賓都已建立醫院，更何況是正對傳染之路的臺灣。專責醫院不但可以收容可憐患者，防止疾病蔓延，更可以對病人做徹底調查與分析，一舉兩得。

青木繼續說明病患數推估的重要，指出台灣緊鄰清國，理當有許多傳染機會，但卻僅有傳說與故事，未見翔實的統計，於是他用五所府立醫院（台北醫院、新竹醫院、台南醫院、基隆醫院、澎湖醫院）漢生病患者佔總門診患者的比例，回推全臺約有2萬8800名漢生病患者，其盛行率（0.95％）高過日本八倍。

這個數目十分震撼，但它能否反應漢生病的盛行狀況則有待商榷。比方說，青木使用門診資料固然可以排除誤診，但他預設漢生病跟其他病一樣有病就看，不但忽略漢生病的求診動機，也高估未就診人數。此外，門診呈現的是有設籍，願意去官方醫院求診的患者，與青木宣稱需要處理的流浪病患不同。如果青木關心後者，門診資料其實無法解答這些人的人數，而如果是關心前者，那之後的官方統計已經說明有設籍的漢生病患不太可能像青木推估的2萬餘人這樣多。

如果門診無法正確推估盛行率，那青木為何還用如此高的病患數來訴求？答案就在文章裡。事實上，提出這個數字後青木立刻解釋用如此少的樣本來放大固然大膽，但目的是提醒當局漢生病防制的重要。他直言就算盛行率打到一折（十分之一，即0.096％），還是比德國、北美、南歐等地高出甚多。他認為成立專責醫院，建立漢生病研究已經刻不容緩。它可以隔絕患者，以防傳染，斷其子嗣，以防遺傳，而且患者還可以成為研究對象，提供分析素材，促進醫學瞭解。

因此，這篇論文不只是學術研究，而是建構專責醫院的說帖。也因為如此，這個誇大的病患數也必須配合殖民的衛生邏輯來理解。首先，青木推估的高盛行率凸顯台灣的特殊風土，合理化當局介入的必要。其次，要如何迅速有效地治理不被列強看好的台灣，是殖民的特殊考慮。因此，這個異常數字不但符合漢生病傳布的地緣想像，更強調醫學在解決殖民難題的關鍵位置。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邏輯是醫院醫學的訴求。醫療史家Barbara Bates以結核病為例，以「交換條件」（quid pro quo）模型解釋在醫療機構在疾病治理的主導角色。雖然教會早有結核病的收容單位，以慈善為主軸落實醫療救貧。但隨著結核病知識的增進，有志醫師鼓吹專責醫院，以便集中病患，吸引後進，將療養院轉型成具備治療功能的醫療研究機構。作為皮膚花柳科的專門醫師，青木的關心與其說是殖民威脅，不如說是為自己建立研究據點。

雖然如此，這不意味青木的「恐嚇」必然奏效。〈癩院設置の必要を論ず〉發表後官方沒有回應，社會沒有迴響，而青木在離台前也未再對此公開發言。不過，他沒有忘記他的願景。返回日本27年後，他以長崎皮膚科病院長身份發表〈癩の豫防撲滅法に関する改善意見〉長文，再度提起漢生病研究機構的必要。

此時青木已非生澀的殖民地醫師，而是老練的漢生病專家。因此這篇文章雖然以病患數開場，但重點已經不在患者多寡，而是早期診斷與發現病例的困難。他以印度的漢生病宣傳治療中心為例，呼籲政府成立可以協助判定早期案例，追蹤治癒病患的漢生病研究機構。在結論裡青木疾呼日本是東洋學術權威，究明漢生病是責無旁貸的使命。雖然這次青木加上維繫帝國名譽，洗卻「癩國」恥辱的口號，但解答漢生病的關鍵還是跟〈癩院設置の必要を論ず〉一樣，都在醫院中。

Photo Credit: Edward Reeves Public Domain

相較青木的理性論調，將病患數估得最少的是遠在中心母國，口氣最激烈的光田健輔。事實上，雖然1907年日本宣布「癩予防ニ関スル件」，將居無定所的患者收入院，而後陸續也開設公立療養院，但時值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民生凋敝，因此這些設施收容病患不多。對此，作為漢生病研究代表性人物的光田不能接受。

他公開批評，呼籲政府投入經費提升療養院品質，不能全權仰賴教會的療養院。他更與耶穌之友會創立日本痲瘋救治會（Japan Mission to Leper，日本MTL），與官方的隔離政策相唱和。

光田的批評對象還擴及殖民地。在1926年的〈臺灣癩預防法制定に關する意見書〉說帖裡，他以朝鮮為例，指出教會對漢生病的經營遠超過總督府。光田甚至指出政府若不出手干預，長此以往殖民地恐會民心轉向，對救濟國產生好感。

上山滿之進接任台灣總督時光田還透過私人關係送上〈救癩の急務〉說帖，嚴詞指稱「在日本通過亞洲侵略戰爭首先取得的殖民地台灣上，歐美列強早已從事得民心的漢生病治療。而從衛生政策考量，此時期殖民地安定的必要性也更加重要」，他甚至指出讓教會設立療養院就像眼睛上化膿一樣礙目。

有趣的是，在犀利言詞下光田對病患數沒有太多著墨。他沒有假設台灣瘴癘橫行，也沒有認定殖民地衛生必然很糟，而是直接用日本漢生病的盛行率每千人0.5，用總人口400萬推出臺灣有2000名病患。相對於青木用超高病患數要求當局重視漢生病，光田在意的是殖民帝國的治理。

事實上，如內務省衛生局長村田正太指出的，朝鮮總督府的漢生病政策一直以「防堵外國教會勢力」為考慮。因此，官方的小鹿島慈惠醫院起用軍醫的蟻川亨擔任院長，繼任院長花井善吉則擴建院區。相較於此，台灣的漢生病固然有戴仁壽的關心，但衝突狀況遠較朝鮮為輕。於是，光田的論述與其說是單純用數字施壓，不如說是配合台灣與朝鮮的競爭，用合理病患數誘使當局儘早介入。

作為母國的意見領袖，光田的發言有其分量。因此，上山總督宣示將療養院放進施政計畫，而光田推估的病患數也在修正後在《臺灣日日新報》上披露。根據任職台北州社會事業處的中村不羈兒描述，他1925年赴東京參加社會事業講習會，利用休假拜訪光田主宰的全生病院，受到熱烈接待。

光田不但展示全生病院的設備與規劃，告訴他台灣與沖繩相像，估計是漢生病的高流行區域。於是中村援用光田的推估方式，但使用發生率較高的沖繩當參照，得到「4000人」的病患數，開始被其他人士引用，包括極力爭取興建教會療養機構「樂山園」的戴仁壽。

在年輕有野心的青木醫師與國際權威的光田之間，還有哪些專家與官僚，為了什麼目的，用怎樣的操弄方式，用數字想像殖民邊緣的漢生病患呢？且在此賣個關子，選後再見分曉。

►數字政治的弔詭，從漢生病看殖民的邊緣治理（下）：隔離的算計與計算

本文經歷史學柑仔店（kám-á-tiàm）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原標題：看破數字—從漢生病看殖民的邊緣治理（上）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