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政治的弔詭,從漢生病看殖民的邊緣治理(上):病患刻意多報或少報的用意

數字政治的弔詭,從漢生病看殖民的邊緣治理(上):病患刻意多報或少報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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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數字」為中心,看看日治台灣怎樣用統計與推估面對這些「看不見」的漢生病人。

相較不甚清楚的官方統計,專家對漢生病患的病患數時有推測。從1900年代第一個做出估計的府立醫院醫師青木大勇,1920年代的醫專教授宮原敦、馬偕醫院院長戴仁壽(George Gushue Taylor)與日本漢生病權威光田健輔,到接近樂生院興建,執行最後一次全島病患調查的警務處長石井保與樂生院首任院長上川豊等,這些醫師與專家對於病患數的推定都遠超於官方統計,數目也有極大差距,從接近3萬人到不到3000人都有。他們對如何推估病患有不同說法,也透出殖民者對漢生病的不同想像。

1901年到1931年之間漢生病醫師與官僚的漢生病患數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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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川豊來說,他1946年離台時回憶台灣漢生病的特殊之處,指出台灣位處亞熱帶,但病患卻意外地少。即使是罹病率最高的澎湖廳,1935年時也不過每萬人有11.04人得病,連沖繩的一半都不到。對此「謎團」,上川豊認為是因為漢生病患集中在都市,而都市裡對漢生病搜捕較嚴,加上患者前往都市求醫的關係。而對於警務局之所以只調查出幾百人,是因為他們對漢生病知識不夠,只有1930年這次是為即將開幕的樂生院做準備,因此人數比較準確。

樂生院配置圖

樂生院配置圖

上述推測看似成理,但細細推敲,會發現上川的解釋呈現奇特的治理圖像。首先,上川認為為台灣的病患不會這樣少,但他不是相信統計,說政府的有效治理讓病患變少,而是歸咎調查不力,找不出更多病患。其次,與其他傳染病不同,上川沒把漢生病和髒亂與鄉村連在一起,反而順著數據,指出漢生病是「都市問題」。最後,即使是上川認為最準確的1930年調查,得出的病患數也與推估大相逕庭。

因此,如果醫學給予殖民地衛生與清潔,那漢生病顯然是例外:它的調查不嚴謹,病患數不確定,而且這些從未集體現身,與落後為伍的患者還集中在都市,與殖民地的進步形象構成強烈對比。

到底上川的「解謎」是台灣漢生病的真正特性?還是上川所賴以推理的病患其實有問題?如醫療史學者劉士永指出的,在「患者即被殖民者」的假設下,衛生官員往往預設統計翔實正確,並據此印證殖民治理的功績,甚至演繹公共衛生的疾病轉型。但事實上不但這些統計未必全然可信,數字後面的社會脈絡更需要認真思考。學者不能率爾將這些數字當成事實,而是從中看到更複雜的制度與社會成因。

其實,要瞭解漢生病的「解謎活動」不是這樣困難。就像選舉前的「封關民調」後,名嘴還是會論說選情,根據自己的推估(或者是政治團體提供的「民調」)來操作論述一樣,這些宣稱要當局面對漢生病的專家與官僚為何提出這些數字,這些數字後面有什麼治理脈絡,是我們關心的。以下本文以「數字」為中心,看看日治台灣怎樣用統計與推估面對這些「看不見」的漢生病人。

三、最多與最少

在這些數字中,將病患估得最多的是1901年發表的論文〈癩院設置の必要を論ず〉,作者是青木大勇。青木1897年長崎醫專畢業,同年來台,先後任職台北醫院與台中醫院,1904年回日本行醫,1914年回母校擔任皮膚科教授,1922年退休。由於當時尚未有官方統計,〈癩院設置の必要を論ず〉的推估也成為漢生病論述的重要參考,為之後的醫師與衛生官員引用。

青木在論文裡開宗明義指出漢生病是「至惡之症」。為了防止它自歐洲播散到東亞,成立隔離機構是國際趨勢,不論是新加坡或者是菲律賓都已建立醫院,更何況是正對傳染之路的臺灣。專責醫院不但可以收容可憐患者,防止疾病蔓延,更可以對病人做徹底調查與分析,一舉兩得。

青木繼續說明病患數推估的重要,指出台灣緊鄰清國,理當有許多傳染機會,但卻僅有傳說與故事,未見翔實的統計,於是他用五所府立醫院(台北醫院、新竹醫院、台南醫院、基隆醫院、澎湖醫院)漢生病患者佔總門診患者的比例,回推全臺約有2萬8800名漢生病患者,其盛行率(0.95%)高過日本八倍。

這個數目十分震撼,但它能否反應漢生病的盛行狀況則有待商榷。比方說,青木使用門診資料固然可以排除誤診,但他預設漢生病跟其他病一樣有病就看,不但忽略漢生病的求診動機,也高估未就診人數。此外,門診呈現的是有設籍,願意去官方醫院求診的患者,與青木宣稱需要處理的流浪病患不同。如果青木關心後者,門診資料其實無法解答這些人的人數,而如果是關心前者,那之後的官方統計已經說明有設籍的漢生病患不太可能像青木推估的2萬餘人這樣多。

如果門診無法正確推估盛行率,那青木為何還用如此高的病患數來訴求?答案就在文章裡。事實上,提出這個數字後青木立刻解釋用如此少的樣本來放大固然大膽,但目的是提醒當局漢生病防制的重要。他直言就算盛行率打到一折(十分之一,即0.096%),還是比德國、北美、南歐等地高出甚多。他認為成立專責醫院,建立漢生病研究已經刻不容緩。它可以隔絕患者,以防傳染,斷其子嗣,以防遺傳,而且患者還可以成為研究對象,提供分析素材,促進醫學瞭解。

因此,這篇論文不只是學術研究,而是建構專責醫院的說帖。也因為如此,這個誇大的病患數也必須配合殖民的衛生邏輯來理解。首先,青木推估的高盛行率凸顯台灣的特殊風土,合理化當局介入的必要。其次,要如何迅速有效地治理不被列強看好的台灣,是殖民的特殊考慮。因此,這個異常數字不但符合漢生病傳布的地緣想像,更強調醫學在解決殖民難題的關鍵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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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台灣近年非常重視網路基礎建設的重要性,像是行政院智慧國家推動小組提出智慧國家方案(2021~2025年),項下規劃數位基盤建設,為邁向智慧國家奠定基礎。

以衛星系統為例,數位基盤計畫就針對低軌衛星及地面設備投入驗證,建立低軌通訊衛星產業鏈。目前台灣積極投入自主研發關鍵技術與元件,籌組兩組低軌衛星旗艦團隊,放眼目標2026年前發射2枚通訊實驗衛星。

確實,目前已經有10家台灣業者組成「低軌衛星國家隊」,先後打進SpaceX、OneWeb及Kymeta國際供應鏈,有望一年賺進9,000億元商機。當低軌道衛星部署完備,擁有自主的衛星避免對外通訊失聯問題,等於一面強化軍事防禦;另一方面加速發展太空機會財。

除了空中衛星,台灣對海底纜線建設也持續加碼。

數位基盤建設針對亞太海纜及5G雲端聯網中心,完善在地光纖通道、強化安全防護,讓台灣成為國際資通中心樞紐。過去就有媒體點出,中美貿易戰之後,國際企業加碼把海底電纜連到台灣,將此視為新一代「護國圍牆」。

像是受到美國政府支持的Google,預計2024年啟用全新海底電纜APRICOT,這條總長約12,000公里的傳輸科技,將連通台灣、日本、關島、菲律賓、印尼多國,中華電信也有參與其中。未來幾年,預計有其他海纜通向台灣,其中一條是東南亞日本二號(SJC2),採用雙點登陸方式,也就是如果海纜被斷線,還能以陸纜方式備援,有效降低單一海纜站的事故風險。

資訊攻防成未來戰事重中之重,國家網路資安防護迫在眉睫

現代戰爭除了攻擊基礎建設,還會以細膩的AI科技進行攻防,對人民進行認知作戰。俄烏戰爭就曾以「Deepfake」仿臉AI技術,假冒烏克蘭總統宣布投降,迫使烏國政府急於闢謠。過去台灣就曾有影片示範如何快速「假冒」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三兩下功夫就能散播假訊息。

資訊烏賊戰,台灣與烏克蘭的處境,如出一轍。

調查指出,台灣連續9年奪得假訊息攻擊冠軍;至於烏克蘭,則是8年來頻繁受到俄羅斯的網路攻擊。身為假訊息最大受害國,台灣如何加以反擊?

民間成立的非營利組織「台灣事實查核中心」主動蒐集與公共事務有關的可能假訊息,啟動訊息事實查核,也加入國際事實查核聯盟(International Fact-Checking Network, IFCN)依循全球共同原則執行查核工作,甚至因應台灣人口超過9成有使用LINE通訊軟體,特別讓民眾能透過LINE訊息查證官方帳號,闢謠各種假訊息。

面對防不勝防的假訊息,被動防守不如主動攻擊!國內法人單位借助文字及影音圖形AI分析技術,針對社群帳號的行為進行鑑識、溯源,分析背後不實訊息的傳播策略。甚至進一步聯手政府部門、非政府組織,繪製「不實資訊生態傳播暨鑑識生態圖」打造不實訊息反擊體系。

從無國界組織的觀察來看,台灣新聞自由毋庸置疑,但仍有利益衝突、假新聞等問題;無國界組織認為台灣政府把脆弱的媒體生態視作國防威脅,「尤其台灣民眾對媒體信心是民主國家最低,導致民眾寧願相信假消息,也不願向專業媒體查核」。如果這情形沒有改善而遇到戰爭時,我們的新聞媒體與閱聽大眾反而是最沒有「韌性」的一環。

因為疫情關係,「超前部署」成為國人耳熟能詳詞彙,面對敵人也應該像打擊病毒一樣,平時就要鍛鍊防禦體系,尤其針對網路基礎建設,更須提前做足準備。

從俄烏戰爭鑑往知來,烏克蘭能抵擋攻擊長達三個多月,關鍵之一,就是未被摧毀的網路,對內持續通報撤退資訊;對外把第一手戰事消息帶向全世界。換言之,台灣更該從俄烏戰爭學習經驗,根據官方施政,台灣未來五年會投入最大心力,將自身蛻變成為智慧國家,綱領之一即是發展「數位基盤」網路體系,從基礎建設到資訊安全,不僅要反脆弱更要強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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