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政治的弔詭,從漢生病看殖民的邊緣治理(下):隔離的算計與計算

數字政治的弔詭,從漢生病看殖民的邊緣治理(下):隔離的算計與計算
Photo Credit: James Tissot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數字與現實之間,我們看到的殖民邊緣,是數字,是病患,還是連接兩者,隨時空流轉的生命政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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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郭文華(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

數字政治的弔詭,從漢生病看殖民的邊緣治理(上):病患刻意多報或少報的用意

上一篇文章回顧殖民邊緣的「現身政治」與日治時期一直沒數清楚的漢生病患。相對於官方的保守調查,專家與官僚則不斷估計,推估數字之間的差距也很驚人。

1901年到1931年之間漢生病醫師與官僚的漢生病患數估計

在處理過估計最多與最少的兩個數字後,本文繼續從估計數字的動態,看殖民官僚如何想像與處理漢生病患。

一、愈加愈多

在青木大勇與光田健輔之間是一連串的估算。其中,一貫質疑官方調查,認為漢生病患數遠超過於此者,可以用台北醫專教授,赤十字醫院皮膚科主任宮原敦為代表。他在1919年發表的〈臺灣ノ癩人〉長文不但繼〈癩院設置の必要を論ず〉後開啟另一波漢生病治理的議論,也是公衛官僚,甚至是戴仁壽與官方互動的參考。

〈臺灣ノ癩人〉主打漢生病問題的猖獗,論證上與青木有許多相似之處。不過當時在台日人已多,因此宮原可以將日本人資料分開,得出在臺日本人的漢生病發生率比國內還高的觀察。他也將籍貫納入分析,指出日台患者都是以新竹、桃園兩廳最多,這兩個地區是來自閩粵的移民。

但〈臺灣ノ癩人〉最引人注意的論點還是漢生病的「都市」特質。宮原認為漢生病不但是傳染病,而且是都市病,因此推估不只是門診人數的放大,而要依可能傳染方式與對象來加以修正。這樣推出的病患數雖不如青木大勇多,但也十分驚人——台灣的漢生病患不止1萬6000人,可能超過2萬人;台北更以東京的18倍、京都的ˇ倍、福岡的2.5倍的高盛行率,躍升為盛行率第一的漢生病都市。

宮原的推理有政策效果。以台北來說,1920年代是其脫胎換骨,成為現代都市的關鍵年代。不但總督換上文人的田健治郎,當局也重新規劃台北市,全面採用町制,打造公共建築,逐步從空間與社會生活改造這個都會。在宮原的描述下,漢生病可以如傷寒一樣成為「內地人(日本人)的恥辱」,更是殖民地文明教化的最大諷刺。

在這個想像下宮原鋪陳他的防治策略,指出中國來的短期製茶工因與本地人雜居,是可能的傳染源。而台北人口稠密,即使日本人與當地人沒有住在一起,還是有生活上的接觸,是得病的主因。基於這條「中國疫區-台灣殖民地-日本本土」的傳染路徑,宮原認為當局必須實施防堵,將漢生病列入海港檢疫。

這個說法固然不脫「發現傳染路徑,阻絕疾病傳染」的學理,但其令人驚駭處是都市衛生的邏輯:他竟將「見不得人」的漢生病與日本人連在一起。然而漢生病真得這樣棘手?對當局而言,他們是隱憂,但並非急務;看似「有害」,但似乎不影響社會運作。但也正因為如此,讓宮原敦有操作空間,用數字建構他的「漢生病威脅論」。他不但呼籲建立機構,而且還要強化警察訓練,以便執行篩檢,查察人口,強化海關檢疫。

宮原的論調有市場。〈臺灣ノ癩人〉由於作者的廣泛人脈,得到不少迴響,宮原也受邀去官民聯誼組織「番茶會」報告,引發熱烈討論。名律師中村啟次郎大受感動,台銀副董事長中川小十郎則號召出資20萬圓,請宮原主持療養院興建。之後台北廳參事林熊徵主動捐款,將建院基金加碼為30萬圓。與此同時宮原諮詢台北醫專堀內次雄校長、台北醫院院長倉岡彥助後將經費再上修到50萬圓,並陸續得到日本政府的鼓勵。

這樣一路「愈加愈多」的結果,是每間75萬圓,在台北、台中與台南各設立300床療養院的巨大計畫。對參與的仕紳與官僚來說療養院是公共事業,也可以妝點殖民門面。它凸顯統治成效,也讓首善的台北城更加衛生,方便各行各業生計。

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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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個官民協力的大計畫最後並未奏功。雖然計畫書已經付梓,但卻因1920年的經濟惡化,再加上倉岡彥助奉派赴歐美考察而胎死腹中。對此,中村不羈兒有以下檢討:如果先建小一點的療養院,或者套用管理不良少年的「成德學院」模式,先接管某個機構再慢慢整建都會比較務實,不致於一錯過就延誤十年。

中村的感嘆或有其道理,但實際上不見得會發生;畢竟宮原的方案是用都市病邏輯堆疊出來的,不做可以不說,但要改動時不但要說明原因,而且可能引發政治效應。此後,歷任總督都說要蓋大型療養院,都只止於宣示,如何做則不見下文。

而宮原敦依舊堅持都市治理。1931年他受邀發表〈臺灣對癩策管見〉一文,重申他對漢生病治理的立場。宮原在文章前半重述漢生病的傳布路徑,點出台北的關鍵位置。他特別指出一到某醫院的治療日,人力車就拉著漢生病患在市內到處跑,是與東京截然不同的鬆懈態度,更不用說雇用可能病患對輸出產業的影響。

文章後半宮原回到〈臺灣ノ癩人〉,指出樂生院是他的主張的實現。他不但認為他推估的病患數正確,更指出因故無法興建的多家大型療養院必須推動,好收容沒搜出來的輕症患者。他最後直言台灣不能滿足於一家國際級的樂生院;必須要有第二、第三家樂生院,才能將病患一網打盡,一舉隔離,將此病逐出島外。

二、愈估愈少

當樂生院因為馬偕醫院的戴仁壽的層層進逼即將定案之際,漢生病患數竟愈估愈少。乍看之下這個趨勢很奇怪,因為如果漢生病患數不多,代表問題不大,當局也就沒有介入的必要。因此,要瞭解這個「愈估愈少」邏輯,還是得回到母國與殖民地互動的脈絡來看。

事實上,從日本政府開始漢生病治理,到國家療養院的設置,朝向全面隔離政策,療養機構的收容量與患者數一直存在落差。比方說,1920年保健衛生調査會的「根本的癩予防策要綱」計畫管制1萬人,將「浮浪癩」以外的漢生病患納入收容對象。但實際上內務省提出的第一期增床計畫無法收容全部病患,只期望10年內能增加5000床。

1926年內務省宣示「民族淨化」,但實際上既有床位依舊缺乏,而且直到1930年時內務省宣稱要完成的5000床也只達成2610床,收容率僅23%。即便如此,內務省還是配合隔離政策,再推出「10年內將病床增加到1萬床」的第二期增床計畫。

這些落差反映漢生病治理的根本問題:隔離需要時間,需要經費。政府一方面宣示處理,顯示其效率,但一方面又因為經費限制,無法全面收治。於是,在隔離的大方向下病患數與床位數呈現連動的算計:作為政策對象,病患數估得愈多代表問題愈嚴重。但隨著收容可行度變高,病患數就不能估太多,以免屆時無法處理。同樣的,床位數愈多代表政策執行決心愈大,但或有無法實現的困難。於是,隨著政策可行度床位數也會配合調整,讓實現有所可能。

從這個角度看,在母國打出隔離政策後,台灣與朝鮮這兩個殖民地的執行能力愈差愈遠。之前說到為了防堵教會勢力,朝鮮總督府早已興建官方的小鹿島慈惠醫院,1933年更起用前衛生課長周防正季擔任院長,將原先定員750人的小鹿島擴增為3000人,並強化院長的權限。相較於此,台灣十分被動。不但相關法律遲遲沒有制訂,收容設施也顯然不足。

先不提殖民地比較,在此我們從官僚的角度思考以下狀況:如果不需要像朝鮮這樣跟教會競爭,但又要提醒漢生病的重要時該怎麼做?對此,病患數成為台灣當局在政策論述上的緩衝。誠如上川豊指出的,漢生病初期症狀不明顯,幾年一次的普查常錯過疾病的發病時間。此外,負責調查的警察並非專業醫師,沒有足夠經驗掌握早期漢生病的多樣症狀,這些都會造成漢生病患不易統計。

但這些困難並非台灣所獨有,也不是沒有辦法可以解決。因此,要理解這個「算不清楚」的論述,必須同時考慮「床位數-病患數」的連動。

1936年擴建中的小鹿島療養院

1936年擴建中的小鹿島療養院

以宮原敦的〈臺灣對癩策管見〉來說,他指出1929年總督府採取傳統方式只找出637位病人,但才隔一年就因為有所準備而搜出近兩倍的病患,可知如果準備充分,警察不會錯過這樣多病患。但檢討方法其實不是〈臺灣對癩策管見〉的重點。在這段話後宮原又回到病患數,指出重症病患可被警察搜到,但慢性病患與初期病患則需要醫師鑑定。換句話說,宮原不在乎漢生病患要不要算清楚,而是有了療養院之後,才有「算清楚」的可能。

事實上,這種論調不僅出現在〈臺灣對癩策管見〉,也可以在其他官僚的論述與報導中看到。在統計與估計之間「調查不力」成為一個藉口;不需要這樣多的病患數時則用前者的數字,但如果要爭取重視則使用後者的推測,中間的落差則用「調查不完整」來呼弄。

《社会事業の友》「癩問題號」封面

《社会事業の友》「癩問題號」封面

以統籌1930年全島調查的石井保來說,在《臺灣警察時報》裡他指出樂生院是衛生行政的創新,希望將總數約3000位的漢生病患有散布病菌之虞者納入管理。這裡石井沒有使用前一年調查出來的1084人,也不是青木大勇或宮原敦的高超估計,而是不高不低,但在可處理範圍之內的3000人。

同年石井在《社会事業の友》再度回顧漢生病政策。不同於光田健輔,石井沒有情緒語言,只指出過去因為鼠疫與霍亂猖獗等問題需要經費,漢生病專責機構的拖延是必然結果。此外他提及專家對病患數的各種推測,但重申1930年時只有1084名病患,而且療養院可以解決問題。

在同一特輯裡中村不羈兒則從社會福利角度提供另一種說法。他指出從1918年以降的病患數膠著不前,確定者約有千人上下,同時他也提到樂生院床位不夠,無法全面照顧這些人,因此需要建立法制強制檢查可疑病患,嚴選最需要隔離的病人。有趣的是,雖然這篇文章的開頭以「警察調查不力」做引子,指出當局對漢生病的放任,但最後中村竟認可官方的病患數,還據此統計說臺灣可以在20年內用不到400萬日圓撲滅「不體面」的漢生病。

雖然「調查不力」的藉口方便可用,但母國的隔離政策下來,能否執行還得看樂生院怎樣辦。對此,上川豊以〈台湾には癩病人が果して幾千人あるでしょうか〉與〈癩豫防根絕事業と社會的運動〉兩篇文章,在理念與現實之間找出自圓其說之道。

首先,即便在日本要馬上處理所有病患也有所困難。因此所謂「撲滅」漢生病的計畫是以「隔離後十年內患者會逐漸死亡」為前提,衡量床數規模,分成「20年撲滅方案」、「30年撲滅方案」與「50年撲滅方案」等作法。床數愈多,所需要的時間愈少。作為政策執行者,上川選擇的是自然是所需床數最少的「50年撲滅計畫」。

其次,動輒上萬人的病患估計不能當成治理參考。上川運用專業,結合臨床觀察與門診資料,推估漢生病患約有3098人,稱之為「最正確的數字」。他的推算方式如下:他親自診察台北州某地的所有住民,從6000餘人中搜出7名患者。之後他從這個發生率,根據之前宮原敦所指出漢生病的都市性,加上馬偕醫院門診中台北人與非台北人的比率,將放大後的全島病患數向下修正,得到這個數字。

最後從床位入手,上川論證樂生院何以能處理這些病患。他以5000人當做病患數的基礎,優先收治對象限縮在醫療界認為比較有傳染力的結節癩患者,再加上神經癩中比較有嚴重的三成病人,得出首要隔離對象的2350人,這也是樂生院的發展目標。接下來上川引用內務省統計,指出日本漢生病的盛行有下降趨勢,10年來約少一成。把這個推測加進去,他認為只要在10年內擴建樂生院到2000床,當可收容所有需要隔離的病患,並在50年內讓漢生病在台灣絕跡。

這個符合政策又兼具可行性的論述在1935年由台灣癩予防協會出版的《台湾の癩根絶策に就て》裡更加清楚。針對樂生院人滿為患,這個說帖希望能將樂生院擴充為1000床。主事者知道這不是上川先前要求的2000床,因此他們跟病患分成所謂的「輕症」與「重症」;輕症患者較多,算進去就是專家推估的2萬餘人,但需要隔離治療的「重症」病患其實是警務處搜出的1000餘人。

有趣的是,經過一番推演後這個說帖才表示之所以用警務局的病患數當標準,是因為療養所收容數必須超過病患數,才會讓人相信隔離可行。

對此論述搖擺,戴仁壽在寫給倫敦痲瘋救治會的信中有所批評。他指出當局只會擺弄數字,遠不及他的樂山園具體可行。其中他特別點名上川豊,指出他一下說台灣至少有5000名病患,一下又說接近7000人,只有告誡卻拿不出辦法。而計畫更是天馬行空,一會說拿000人當作目標,但馬上改成只要能將2000多名患者隔離就算撲滅,還煞有介事地拿統計表來推算。戴仁壽因此總結:「漢生病不會隨著這個空談的統計表而根絕。」

戴仁壽的批評固然有道理,但卻罔顧殖民治理的官僚本質。事實上,夾在政策與經費之間,擺弄數字正是他們唯一的選擇,這也是隔離的算計與計算。

三、數字並非遊戲

大選已過,勝負已定。我們當然可以學名嘴作事後諸葛,臧否成王敗寇的是是非非。但看完這兩篇文章後,或許我們該捫心自問:是我們在操弄選舉數字,還是被這些數字所操弄?在數字之間,我們是否與社會脫節,在把玩民調之際誤以為數字代表所有人民?

殖民邊緣的書寫是大問題。在眾多喚起漢生病苦境的研究裡,本文採取科技與社會(STS)的研究取徑,反省在現代化進程中殖民者如何想像與操作這群邊緣者。同時,透過數字論述的分析,本文也反省研究者如何發掘「被殖民者」的聲音。漢生病不是一般的被殖民者;他們的發聲過程需要從更細緻的「現身政治」理解。對此,本文認為抹煞個人的統計是建構均質化生命的第一步,也是殖民現代性的本質。數字不騙人,「騙人」的是自己。

最後讓我們多想一點,看數字後面的血肉之軀與生命故事。保險業務員常說「一張保單終身關懷」,政治人物常說「一張選票一世情」,但交易後有有幾人得能信守承諾?確實。經濟學家常因此懷疑投票是否符合效益,但人類學家卻往往用感性描述,穿透數字看到後面的人與人性。

Photo Credit: 快樂‧樂生

Photo Credit: 快樂‧樂生

在樂生院建立40年後,精神科醫師與人類學者凱博文(Arthur Kleinman)生動描述初次造訪樂生院,實際面對病患的震撼經驗:

我想探訪小木屋裡的患者時,還記得一位年老臉部變形,沒有手指的女人對我掉頭離去。…。她拒絕出院,因為她無處可去。她告訴我,她不為外界所接受。…。其他患者看起來和她一樣殘缺,而她也像他們一樣是漢生病人。這裡是她的歸宿。醫院主任告訴我這類患者不可能重返社會。社會對漢生病的恐懼太大,家屬會因此受苦。患者也瞭解這一點,因此放棄離開的想法。…。他告訴我,這些病人罹患他們認為最可恥的病症。

「邊緣」不見得是空間的遙遠或者是人數的多少,而必須考慮權力關注的範圍與這些人被關注的方式。凱博文的經驗,多少也是同一時期去樂生進行社區服務,或是1990年代關心樂生命運的醫學生與社會運動者初次與漢生病患互動的深刻體會。

這是數字政治的弔詭。是數字將一個個的病患透過專家形成力量,促成樂生院的成立。樂生院固然將病患隔離,但也讓他們以集體而非統計數字的方式出現在論述的地平線上。80年過後,這個機構又因為它的拆除再次喚回這些即將逸散的身影。當然,歷史學家關懷社會,秉筆直書,是「歷史柑仔店」成立的原因。但在數字與現實之間,我們看到的殖民邊緣,是數字,是病患,還是連接兩者,隨時空流轉的生命政治呢?

四、後記

本文史料取自郭文華,〈看見殖民社會:從漢生病看邊緣治理的算計〉(收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從社會排除與底層社會思考日本帝國與殖民地》論文集,即將出版)。雖然本文與這篇文章在論點上不完全相同,在此仍感謝催生此出版計畫的陳姃湲研究員與首爾大學社會系鄭根植教授,並向邀請我關心漢生病患的邊緣史研究群的朋友與論文集審閱者致上謝意。

本文經歷史學柑仔店(kám-á-tiàm)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原標題:看破數字—從漢生病看殖民的邊緣治理(下)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