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政治的弔詭,從漢生病看殖民的邊緣治理(下):隔離的算計與計算

數字政治的弔詭,從漢生病看殖民的邊緣治理(下):隔離的算計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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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數字與現實之間,我們看到的殖民邊緣,是數字,是病患,還是連接兩者,隨時空流轉的生命政治呢?

文:郭文華(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

數字政治的弔詭,從漢生病看殖民的邊緣治理(上):病患刻意多報或少報的用意

上一篇文章回顧殖民邊緣的「現身政治」與日治時期一直沒數清楚的漢生病患。相對於官方的保守調查,專家與官僚則不斷估計,推估數字之間的差距也很驚人。

1901年到1931年之間漢生病醫師與官僚的漢生病患數估計

在處理過估計最多與最少的兩個數字後,本文繼續從估計數字的動態,看殖民官僚如何想像與處理漢生病患。

一、愈加愈多

在青木大勇與光田健輔之間是一連串的估算。其中,一貫質疑官方調查,認為漢生病患數遠超過於此者,可以用台北醫專教授,赤十字醫院皮膚科主任宮原敦為代表。他在1919年發表的〈臺灣ノ癩人〉長文不但繼〈癩院設置の必要を論ず〉後開啟另一波漢生病治理的議論,也是公衛官僚,甚至是戴仁壽與官方互動的參考。

〈臺灣ノ癩人〉主打漢生病問題的猖獗,論證上與青木有許多相似之處。不過當時在台日人已多,因此宮原可以將日本人資料分開,得出在臺日本人的漢生病發生率比國內還高的觀察。他也將籍貫納入分析,指出日台患者都是以新竹、桃園兩廳最多,這兩個地區是來自閩粵的移民。

但〈臺灣ノ癩人〉最引人注意的論點還是漢生病的「都市」特質。宮原認為漢生病不但是傳染病,而且是都市病,因此推估不只是門診人數的放大,而要依可能傳染方式與對象來加以修正。這樣推出的病患數雖不如青木大勇多,但也十分驚人——台灣的漢生病患不止1萬6000人,可能超過2萬人;台北更以東京的18倍、京都的ˇ倍、福岡的2.5倍的高盛行率,躍升為盛行率第一的漢生病都市。

宮原的推理有政策效果。以台北來說,1920年代是其脫胎換骨,成為現代都市的關鍵年代。不但總督換上文人的田健治郎,當局也重新規劃台北市,全面採用町制,打造公共建築,逐步從空間與社會生活改造這個都會。在宮原的描述下,漢生病可以如傷寒一樣成為「內地人(日本人)的恥辱」,更是殖民地文明教化的最大諷刺。

在這個想像下宮原鋪陳他的防治策略,指出中國來的短期製茶工因與本地人雜居,是可能的傳染源。而台北人口稠密,即使日本人與當地人沒有住在一起,還是有生活上的接觸,是得病的主因。基於這條「中國疫區-台灣殖民地-日本本土」的傳染路徑,宮原認為當局必須實施防堵,將漢生病列入海港檢疫。

這個說法固然不脫「發現傳染路徑,阻絕疾病傳染」的學理,但其令人驚駭處是都市衛生的邏輯:他竟將「見不得人」的漢生病與日本人連在一起。然而漢生病真得這樣棘手?對當局而言,他們是隱憂,但並非急務;看似「有害」,但似乎不影響社會運作。但也正因為如此,讓宮原敦有操作空間,用數字建構他的「漢生病威脅論」。他不但呼籲建立機構,而且還要強化警察訓練,以便執行篩檢,查察人口,強化海關檢疫。

宮原的論調有市場。〈臺灣ノ癩人〉由於作者的廣泛人脈,得到不少迴響,宮原也受邀去官民聯誼組織「番茶會」報告,引發熱烈討論。名律師中村啟次郎大受感動,台銀副董事長中川小十郎則號召出資20萬圓,請宮原主持療養院興建。之後台北廳參事林熊徵主動捐款,將建院基金加碼為30萬圓。與此同時宮原諮詢台北醫專堀內次雄校長、台北醫院院長倉岡彥助後將經費再上修到50萬圓,並陸續得到日本政府的鼓勵。

這樣一路「愈加愈多」的結果,是每間75萬圓,在台北、台中與台南各設立300床療養院的巨大計畫。對參與的仕紳與官僚來說療養院是公共事業,也可以妝點殖民門面。它凸顯統治成效,也讓首善的台北城更加衛生,方便各行各業生計。

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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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個官民協力的大計畫最後並未奏功。雖然計畫書已經付梓,但卻因1920年的經濟惡化,再加上倉岡彥助奉派赴歐美考察而胎死腹中。對此,中村不羈兒有以下檢討:如果先建小一點的療養院,或者套用管理不良少年的「成德學院」模式,先接管某個機構再慢慢整建都會比較務實,不致於一錯過就延誤十年。

中村的感嘆或有其道理,但實際上不見得會發生;畢竟宮原的方案是用都市病邏輯堆疊出來的,不做可以不說,但要改動時不但要說明原因,而且可能引發政治效應。此後,歷任總督都說要蓋大型療養院,都只止於宣示,如何做則不見下文。

而宮原敦依舊堅持都市治理。1931年他受邀發表〈臺灣對癩策管見〉一文,重申他對漢生病治理的立場。宮原在文章前半重述漢生病的傳布路徑,點出台北的關鍵位置。他特別指出一到某醫院的治療日,人力車就拉著漢生病患在市內到處跑,是與東京截然不同的鬆懈態度,更不用說雇用可能病患對輸出產業的影響。

文章後半宮原回到〈臺灣ノ癩人〉,指出樂生院是他的主張的實現。他不但認為他推估的病患數正確,更指出因故無法興建的多家大型療養院必須推動,好收容沒搜出來的輕症患者。他最後直言台灣不能滿足於一家國際級的樂生院;必須要有第二、第三家樂生院,才能將病患一網打盡,一舉隔離,將此病逐出島外。

二、愈估愈少

當樂生院因為馬偕醫院的戴仁壽的層層進逼即將定案之際,漢生病患數竟愈估愈少。乍看之下這個趨勢很奇怪,因為如果漢生病患數不多,代表問題不大,當局也就沒有介入的必要。因此,要瞭解這個「愈估愈少」邏輯,還是得回到母國與殖民地互動的脈絡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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