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國兩制看學術自由(上):不隨便接納權威、與掌權者相悖、懷疑和辯論才是學術常態

從一國兩制看學術自由(上):不隨便接納權威、與掌權者相悖、懷疑和辯論才是學術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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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學者在做學問功夫時, 以客觀分析小心求證為基礎,旨在追尋真理,不隨便信納權威。這種對求真的執著,成為科研學問能不斷創新和突破的動力,但不隨便接納權威亦往往令學術研究與掌權者的意見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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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文敏(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近年隨著香港和內地之間經濟實力的逆轉,總不時聽到一些對香港未來的角色的疑慮。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但香港對中國現代化的角色是否則只限於成為中國的一個金融中心?

1996年,時任教資會主席的梁錦松在一篇演詞中這樣説:「要保存我們的特色和競爭力,我們必須保存香港賴以成功的根基,這些根基包括法治、公平的競爭環境、廉潔和透明的政府和資訊自由。」法治包括法律制度下的核心價值,如司法獨立和受法律保障的各項基本人權和自由,例如人身自由不受非法遞奪。公平的競爭環境則包括執掌權力者在執行職務時須避免角色和利益的衝突,而維持廉潔和透明的政府,則言論和新聞自由皆不可或缺,資訊自由在知識型經濟體系中更為舉足輕重。

「一國兩制」的核心價值

這些根基,不單是香港的優勢所在,亦同時正是內地在高速經濟發展時所缺乏的。法治不倡,為政不廉,人身和言論自由不獲保障,貪污舞弊比比皆是。制度未臻完善,早年的豆腐渣工程和毒奶事件,至今仍是不了了之。近年的超載沉船,在民居附近設置危險倉庫或堆填區,亦無任何監管制度,結果造成大量平民死傷。股市救災紊亂,揭露了不少監管者同時是市埸的參與者種種的利益和角色衝突,這些均是內地目前發展中一些不爭的事實。

高速經濟發展為中國帶來自豪,但為何當中國在國際舞台崛起並強調和平發展時,多個鄰國皆憂心忡忡?經濟富強可以帶來很多東西,卻買不到人家的尊重和信任。香港彈丸之地,卻受到國際社會廣泛的信任,依靠的正是香港的法治、自由、公平有序的制度和廉潔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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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繼續現代化發展時,若要成為受人尊重的強國而非恃財橫行的霸權,便必須發展她的軟實力。這些軟實力,正是香港的強項,香港維持自已的制度和特色才是真正對中國發展的貢獻,類似李波的事件在內地時有所聞,大家甚至習以為常,但在香港卻引起廣泛關注和國際社會的重視,這正是兩制不同的地方。

李波事件觸及的是香港的法治和人權,必須認真正視和堅持處理。淡化甚至為事件護航,或為此而自設審查,不再售賣所謂敏感的書籍甚至不擺放較開明的報章,這些只是自毀長城的回應,將香港推向內地一體化。當香港變成另一個深圳或上海後,香港對中國便更沒價值。這不單背棄前人創立一國兩制的宏願,亦未能真正盡香港的責任為中國發展成為真正大國作出貢獻。

法治、人權、自由、廉政這些核心價值是互相緊扣,沒有言論和新聞自由便難以監督廉潔施政或維護公平競爭,人權自由不張,法治便往往會淪為依法治理的統治工具。沒有資訊自由,市場經濟難以維繫,沒有學術自由,創新或知識型經濟亦無從説起。

人權自由並非絕對嗎?

近年香港有種現象,在討論人權自由時,反對者往往會強調人權自由並非絕對,於是對這些權利和自由作出限制便順理成章。當然,所有權利和自由皆不是絕對的,但這並不等如人權自由便可受到任何限制,單指出權利自由並非絕對根本沒有説明甚麽,重要的問題是怎樣規範這些限制?甚麽限制才是公民社會可以接受?怎樣作出衡量?

舉例來說,調查和檢舉貪污絕對有重大的公眾利益,但這並不表示廉政公署便可以任意拘捕任何人或施以嚴刑拷問。同樣地,言論自由不表示可隨便誹謗他人,但這亦不表示任何辱罵別人的言論皆會構成誹謗,當有關言論涉及公眾利益時,法律便要仔細作出平衡。

幾年前在著名的「鄭經翰訴謝偉俊」一案中,鄭提出其批評乃公平評論社會事件,並以此作答辯,謝則回應說鄭對謝的侮辱言論乃出於個人恩怨。終審法院最後裁定,當評論涉及重大公眾利益時,公平評論的答辯正為保障重要的訊息可以在公眾討論,故即使提出批評的目的是出於私怨,亦不會影響公平評論的答辯。這些例子指出,有些人提出因為有公眾利益或國家安全便可以重新界定或限制言論或學術自由(或任何其他的權利),只屬一知半解,公眾利益或國家安全只是一些合理理由,但這些理由是否足夠支持有關的限制,還需要更仔細的平衡。

對這平衡,當今國際慣用的準則亦是香港法院所採納的原則包括兩方面:(一)有關的限制是否為達致相關公眾利益的理由的合理手段(rational connection test)和(二)有關的手段與保障相關的權利是否對稱(proportionality test),即有關手段是否對權利作出最少的限制,會否矯枉過正?

於是,即使為調查貪污,容許廉署嚴刑拷問已遠超出調查的合理手段,亦與保障人身自由不受任意侵犯不相對稱,因而不能因涉及貪污便可以任意行使警權。同樣地,當學術自由受到限制時,上述原則同樣適用,並應作全面的考慮和平衡,而不是單説因為涉及公帑或社會秩序便可以施加任何限制或重新界定自由的範圍。

甚麼是學術自由?

雖然學術自由並沒有一個權威性的定義,但對學術自由的基本涵義並沒有太大的分歧。2005年首屆環球大學校長高峯會議便採納了一個源自澳洲法院的解說:

學術自由乃指進行研究、教學、演講、和發表研究和追尋真理的結果的自由,這項自由只受到學術探索的一貫標準和要求的規範,而不受任何干預或懲罰。(Academic freedom is “the freedom to conduct research, teach, speak, and publish, subject to the norms and standards of scholarly inquiry, without interference or penalty, wherever the search for truth and understanding may lead.)

聯合國教育科學和文化組織(UNESCO)及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委員會亦有類似的定義。有鑑於內地的大專院校深受政府操控,《基本法》對學術自由作出明確的保障。《基本法》第34條指出,

香港居民有進行學術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

第137條進一步規定,

各類院校均可保留其自主性並享有學術自由,可繼續從香港特區以外招聘教職員和選用教材。

這裡可以看到,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並非空洞的口號而是受到《基本法》保障的憲制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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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正民法官在「教育學院案」中指出,學術自由不單是個別學者追求和探索知識而毋須畏懼會因而受到懲處的權利,它亦同時是學術機構的權利。大學是創造知識的地方,而創新乃建基於對固有或傳統觀念的懷疑之上,就如哈佛大學校長最近在清華大學的演説中指出,「知識來自辯論,來自不同意見,來自質問,來自懷疑,來自廣納百川,有容為大的胸襟。」學者在做學問功夫時, 以客觀分析小心求證為基礎,旨在追尋真理,不隨便信納權威。

這種對求真的執著,成為科研學問能不斷創新和突破的動力,但不隨便接納權威亦往往令學術研究與掌權者的意見相悖。懷疑和辯論是學術的常態,也是大學的特點,學術自由作為機構的權利,大學的責任就是提供追求學問的環境,使學者可以在自由活潑,無須考慮是否政治正確的環境下從事學術研究。因此,院校自主成為學術自由的先決條件。

從一國兩制看學術自由(下)︰回歸後3次干預學術自由事件 特首出任大學校監的角色衝突

本文節錄自作者於2016年1月23日由公民實踐培育基金舉辦的《大學之道:自由自主》論壇上的發言稿,承蒙基金會授權刊登,講者文本全文在此

責任編輯:梁逸風
核稿編輯:鄭家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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