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家這份職業】董成瑜：小說讓我們看見人的光芒

人物專訪就像寫小說

Ｑ：請談談小說閱讀對你寫作的影響？
Ａ：九〇年代初，我算是受台灣電影新浪潮影響，最後一波出國讀電影的人，唸完回來，台灣電影已經跌到谷底，當時我覺得從事電影工作會很辛苦，所以轉換方向，去做記者，做記者仍能保有我對文字的愛好。我做中國時報開卷版的記者，這個工作需要讀很多書，但讀書真正對我人生有較大的影響，是到了《壹週刊》以後。

《壹週刊》的人物組成立時，全台灣大概沒有一個雜誌或報紙有一個專門的人物組。《壹週刊》是香港的雜誌，有著不同於台灣的思考，我們的老闆黎智英，他認為寫人物，不應該由線上的記者來寫。線上記者寫人物，會受制於背後那些人脈關係，寫起來就會綁手綁腳，擔心得罪人，這樣不容易寫得好。所以我們人物組跟任何線都不太有關係，而且很用功，每專訪一個人物都要事先做很多研究、讀書還有側訪，所以我們寫出來的東西會比較大膽，也比較不一樣。

讀小說這件事對我寫人物的幫助非常大，我常常跟我的同事說：我們寫人物其實和寫小說一樣，除了寫作資料必須真實之外，其他的部分就是小說。當我們在寫一個人、看一個人的時候，蒐集許多資料也訪談完之後，開始寫的時候就像寫小說，要先抓住一個語調，一個敘述的口氣、口吻，然後就有點像起乩，接下來就會比較順暢，好像你變成他肚子裡的蛔蟲，或好像你活在他的精神裡，這樣寫出來的專訪會和一般的新聞不同。每一篇人物專訪大概三千多字，我們有時會模仿短篇小說，把這個人真正有趣的地方，或是這整個故事可以扭轉的地方，就埋在文章三分之二的位置。

為何而寫？小說家的苦與樂

Ｑ：能不能談談寫小說這件事？
Ａ：我高中時代就寫過小說，是那種校內的比賽，有得過名次。但之後忙著交男朋友啊之類的事，就把小說暫時擱下，認為反正自己還年輕，以後還可以寫，先忙著生活吧。

很多人喜歡讀小說，也會想自己寫，但是寫小說，先不管它困難的部分，其實很大的部份真的是靠耐力。我今年離開原來的工作，想寫一部長篇小說，花了三個多月每天寫，非常焦慮，寫得半死不活的，後來我的朋友問：「到底你的劇本怎麼樣了？」，我感受到寫小說的困難，就說：「好好好，那我就去寫劇本好了」，就暫時先把小說放下了，所以才知道小說最難的是你必須先完成它。

其實很多小說家都說過，在你沒有寫完之前，或者當你寫完的那一刻，你都是完全沒有把握的，你不知道這是不是小說，有些小說家就算寫完了，也會把它收到抽屜裡面。我採訪莫言時，他也這樣說。他說他常常寫完之後也完全沒有信心它是不是一篇好的小說。

Ｑ：採訪過這麼多人，能否分享採訪小說家時的觀察與發現？
Ａ：我以前採訪過舞鶴。舞鶴那時候避居淡水十幾年，每天寫稿、吃飯、寫稿。我那天看到他的時候，我就想：他怎麼了？頭髮一邊長一邊短。我問他，他說：「喔，沒有，我自己剪頭髮，然後剪一剪我覺得太短了，就不剪了。」那時候我覺得，他是不是已經寫到不行了？但後來，我可以理解，這些小說家一心一意地專注在他的故事上，其他東西都不重要，頭髮也不重要。平路也說過，她寫小說的時候，曾經開貓罐頭吃都不知道，就是因為一直在想她的故事。

我相信小說家寫作時是把所有的感官和每一個細胞都打開的，雖然他身體在那段時期好像關閉起來，不和外面世界往來。我那時候採訪莫言，我們有個攝影記者一起去，他長得很瘦，那時候莫言正在寫一部小說，這部《生死疲勞》出版了，我讀到其中一段，提到有一個記者長得很瘦。我就想：「啊！莫言注意到了」。當然對很多人來說，這是很小的事情，但你可以知道他的某種心路歷程，寫作的時候就像壓路機，把當時經歷的一些東西壓進去，當然那還是一個經過藝術化的東西。

其實諾貝爾獎對莫言，只是一個里程碑。它肯定你的過去是對的，你沒有做錯事情。當莫言談到寫作時，他非常坦誠，沒有任何遮掩。他說自己沒有放假，也沒有週休，每天就是不斷地寫。白天寫、晚上做很多夢，有時候覺得夢境非常精采，醒來以後趕快把它寫下來，但一寫就覺得很無趣，於是他每天糾結、痛苦、憂鬱。

我們讀者其實很殘酷，有時候我們會說：他的這部小說家沒有超過他上一部啊！但我想不只是讀者，小說家他們自己都會知道。這是非常痛苦、煎熬的事，對於能不能拿得出滿意的作品。但是他們為什麼要一直這樣做下去？為什麼不轉行呢？其實我認為還是在於寫出來的時候，當他對作品有一點滿意的時候，那個快樂真的是超過一切的。

即使是最卑微的小人物，也有他的價值

Ｑ：從小說中學到的事？
Ａ：如果說，我從小說裡面學到一點什麼的話，就是小說會讓我們覺得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即便是再卑微的小人物，也有他的價值，小說讓我們看到這樣的人的生命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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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曾傑
合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