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G遭反彈映照出的現況:台灣醫療預算不足、財務責任轉嫁醫師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DRG作為一項政策工具,映照出台灣醫療預算不足和財務責任轉嫁醫師的現況,而DRG如果沒有好的設計確實問題重重...
衛福部公告3月將全面實施「住院診斷關聯群支付制度(Tw-DRGs)」後,立刻引起醫界很大反應,有的不認同衛福部態度反覆,有人認為「醫療人球」將會增加,造成醫病雙輸,更有人質疑台灣的總醫療支出與同樣醫療水準的國家相比已經是「令人稱羨」地少了,為何還要繼續引進控制支出的「撙節」政策。以下我們將一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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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G真的是撙節政策嗎?
DRG,全名為診斷關聯群(diagnosis-related group),此種支付制度在美國發明之後,跨過大西洋逐漸傳入歐洲各國,當今已成歐美各國醫院支付制的主流。不過,每一個國家引進的目的各不相同,運作後的結果也並不一致。
其實在「總體」醫療支出上,台灣早已有了總額支付制度搭配浮動點值,我們無意在此深入討論總額支付制度與浮動點值的功過,此處要提的重點是,在引進DRG之後,已協訂的總額並不會因此增加或減少,將DRG貼上標籤,說是健保署一路走來的「省錢」政策,似乎有些武斷。
從「總體」來看,台灣引進DRG的目的是什麼呢?先暫且「天真無邪」地從理論上來看,DRG希望能利用財務的誘因,引導醫療服務提供者去發展臨床路徑、加強管理機制,進而提升醫療照護品質及效率。
對於病人而言,減少接受不必要檢驗和處置、減少住院天數,進而減少急需住院者的等待時間。對於醫護而言,藉由更有效率的服務提供模式,工作負擔下降,改善人力吃緊之現象⋯⋯可惜現實並非如此。
在台灣市場導向的醫療服務體系下,一旦財務的考量介入之後,DRG各式各樣的漏洞就無所遁形。其中,最令醫界痛心疾首的無非兩大問題 : 第一是「人球」——因精算後的醫療成本大於DRG的訂價,令困難病人不得收治;第二是「品質」——為了最大化每一個收治病人的利潤盡可能節省成本,不幸省到了不該省的檢查或處置,而減損醫療品質。
誰的財務考量? 誰的專業堅持?
我們希望指出這兩大問題產生的前提,是醫療服務提供者的財務考量。原本這理論上純粹是醫院經營管理部門的考量,畢竟無論這些DRG訂價多少、實際耗用成本又是多少,跟第一線工作的醫護都不直接相關 ─ 畢竟領的是醫院「薪水」,不是健保署給的「支付」——然而在部分醫院,當醫護領的薪水與它對醫院的財務貢獻(或傷害)產生連動時(包含獎勵或懲罰),每一個醫護就儼然成了半個經營管理者,不自覺地、身不由己地內化了經營管理者的財務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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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問題出在哪裡?一直以來,我們都使用「醫界」這麼一個概括性的方式來指涉醫療服務提供者,卻忽略了其內部的身分角色的異質性。
當第一線的醫護人員撻伐DRG粗糙的支付制度讓財務考量介入專業自主而殘害病人權益時,究竟應該討論的是健保署、還是指向讓我們將財務考量內化於日常工作的經營管理階層?
試想,如果醫院的支薪制度能承諾旗下的醫護人員,即便遇到的虧錢的個案也不需獨自承擔虧損的風險,盡管遵循專業倫理做該做的事,我們是否還有「人球」、「品質」問題?只要同一個部門裡,賺錢個案的盈餘可以用來貼補賠錢個案的虧損;同一家醫院裡,賺錢部門的盈餘可以用來貼補賠錢部門的虧損;而當協訂的健保總額支出沒有下降,比起以往,DRG並沒有製造出額外的財務風險。所以,DRG實際上成為醫院的工具,映射出醫院將財務責任往一線醫護人員身上推的景況,才是我們需要關注的背後結構。
人球怎麼辦?
不過,拒絕討論一切與合理報酬相關的問題,不僅對「醫界」不公平,而且無疑是與現實脫節、與人性悖離。藉由改善支付制度的設計,利用健康的財務誘因去引導所欲的行為,讓有限的資源達到更好的分配,無疑是醫療體系改革必須且值得關注的議題。
的確,人球隱憂有可能發生,儘管各項的轉院率、再急診和再住院率都下降(註一),但在醫院財政因素驅使下,加上地區醫院的支付加成較少,病況複雜、多重疾病的老年人可能會更常被轉診至大醫院,本已明顯的人球問題可能會更加嚴重。
然而真正的解方並不在於停止實施DRG,反而在修正它。
DRG制度簡單來說就是:一個與支付方式掛鉤的臨床醫療狀況分類。換言之,它既是一套分類系統,也是一套支付的準則。不過,目前社群網論上多數專業醫事人員在討論的主要是後者的準則,此制度更前端的「分類系統」就較少人在討論了。
多數的討論將DRG「分類系統」視為圭臬,認為無法撼動,但實際上「分類系統」不斷在變動,為的是回應和解釋現實世界的現象,例如天文學上冥王星是否為九大行星的爭議,或者是解決生活實踐的需求,像是癌症分期就跟治療方式和預後有關。
也就是說,當我們將DRG的「分類系統」視為一套知識與技術的時候,就可以將討論深化為:此「分類系統」是如何訂定?「分類系統」如何因應實際情況做校正?臨床意見反映的管道及功能是否健全?誰有資格代表各專科來反映實際臨床的需要?
回到具體的DRG規範,目前主要問題是:
- 一、診斷碼不夠精細:同樣的診斷碼,常見到支付上下限差距達5倍、甚至將近10倍。
- 二、無法反映照顧多重疾病患者的成本差異:如糖尿病患者若併有其他疾病發作,無論是腸胃炎或嚴重肺炎都是同一種支付範圍。
這些都非常需要第一線醫療工作者的第一手回應,以讓診斷碼制定更精細完整。而在DRG之外,醫療人員若認為支付價格過低、或者被醫院轉嫁過多的財務責任,該尋求的方式是團結組織、形成夠強的力量以和政府及醫院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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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力歐陪你喝一杯】看見身障老後的照顧困境,讓照顧悲劇不再發生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伊甸基金會期待家有身心障礙者的朋友,能夠知道自己並不孤單,只要願意求助,不需自己一肩扛起所有的照顧重擔。
高齡社會是醫療技術進步、養生觀念提升的反映,但這樣的發展,也伴隨著許多問題,比方勞動力下降、經濟問題、醫療需求改變等。與此同時,我們可能較少關注到的身心障礙族群以及他們的照顧者,同樣也呈現逐年高齡化的發展,而且背負著更多挑戰與考驗,包括家庭、社會資源、公眾意識等。
根據衛福部統計,近七成生活需要他人協助的身心障礙者,是由家人照顧。老人福利法定義老人為年滿65歲,而身心障礙者往往比一般人提早退化20年,表示身心障礙者45歲即邁入老年期。在家人依舊承擔最多照顧勞動的現況,身心障礙者與照顧者雙雙老化的現象加速,照顧需求更顯迫切與複雜。
關於身心障礙者,你所不知道的是⋯⋯
「自從2000年以來,台灣的社會福利發生了很多變化,不管是在食衣住行各方面,當然,也包括政府開始推動長照2.0的制度。這些改變的立意都是良善的,但是我們的社會觀念卻可能還沒有追上。」伊甸基金會副執行長何天元談起關於身心障礙者的福利,有感而發地表示。

在台灣,大眾對身心障礙者還是普遍存在著排斥的心態。何副執行長提到,這樣的排斥,可能不僅僅存在於一般身心健康的民眾,甚至是身心障礙者的家屬,都有可能抗拒接受現實,選擇封閉自己和身心障礙者,停止與外界接觸。「在推動照顧身心障礙者相關的服務上,真的是困難重重,比方我們要辦活動,或者要尋找合適的機構場地,常常遭到民眾抗議。」何副執行長表示。不過,即使如此,伊甸基金會想要持續為身心障礙者倡議、改善現況的決心,並沒有絲毫改變。「因為照顧身心障礙者,真的是非常重要,同時也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沒有人應該被孤立,或者獨自承擔這一切。」
目前伊甸基金會提供日間照顧、居家照顧、社區服務、住宿機構等不同形式的服務,希望可以讓更多有需要的家庭,找到一個最適合自己和家人的方式來照顧身心障礙者。「除此之外,因為科技不斷地進步,很多觀念也都在改變,伊甸希望可以永遠多想一步,替大家先做好準備,所以我們提供的各種課程、教材,還有對我們工作人員的培訓等,也都持續在更新。」為了打破傳統觀念上對於身心障礙者的排斥感,伊甸基金會更是持續舉辦活動,透過各種媒體、平台的宣導,希望能夠改變社會普遍的觀感。更重要的是,讓所有的身心障礙者和他們的家屬知道——你不需要孤軍奮戰,伊甸願意提供各種你需要的支援和資源。
當我老了,你也老了
提到伊甸所能提供的支援和資源,家有多重障礙者的恩蓉媽媽對此感受最深。「我們恩蓉是多重障礙的孩子,她還在我肚子裡的時候我就知道了。既然我們選擇迎接她的到來,就必須要為她做好最周全的準備,所以我跟恩蓉爸爸一直都很積極地去找各種課程、復健來上,希望恩蓉在人生的這路上,可以走得更順一點。」恩蓉自從八個月大左右就開始接受復健,在醫療上,恩蓉的爸爸媽媽也非常重視她的黃金治療期。除此之外,各種相關的課程、活動,恩蓉爸爸和媽媽也都盡可能去學習、接觸。在恩蓉一家搬到台北之後,恩蓉更是直接開始使用伊甸的日間照顧服務。「這個決定真的是最好的決定,因為伊甸的照顧服務,改變了我們一家相處的氣氛。」恩蓉媽媽真誠地說。

恩蓉是個喜歡學習的孩子,在享有義務教育的十二年期間,她白天到學校接受教育,傍晚放學回家休息,行程和一般的學生幾乎一樣。但是在高中畢業之後,恩蓉就面臨了大學裡面沒有這樣的服務的問題,換句話說,她白天沒有地方可以去,只能待在家裡,由爸爸媽媽照顧。
「那時候我們想了很多方法、討論過各種可能性,但是因為恩蓉是多重障礙,能夠幫助她的機構真的不多,後來我們只能選擇看護,讓她待在家裡。」但這樣的做法引起了恩蓉很大的反彈,因為她喜歡接觸新事物和具有學習的熱情,和被困在家裡的現實,起了巨大的衝突。恩蓉常常鬧起脾氣,爸爸媽媽也被迫在日常的工作之外,還要處理更多事情、更多情緒,一家人都感到喘不過氣來。
「搬到台北之後,我們進入了伊甸的民生日照中心,在這裡恩蓉可以參加課程,可以復健,有很多她沒有接觸過的新鮮事,讓她非常開心;甚至我常常很驚喜地發現,她持續在進步、在成長。」不只如此,一家人因為伊甸照顧服務的幫助,都各自獲得了喘息的機會,在體力上、心情上都更加有餘裕與彼此相處。
你的辛苦有伊甸懂,請放心好好休息
「絕對要尋求協助,一定要給自己一點休息的空間。」恩蓉媽媽談到過去認識的朋友中,也有一位家有身心障礙兒的媽媽。「那位媽媽的先生沒有辦法接受有障礙的孩子,在孩子出生沒多久之後就選擇消失,把孩子丟給媽媽。唯一值得慶幸的是,他們家家境還不錯,不需要為經濟問題太費心。」即使如此,這位媽媽朋友還是在某一天傳訊給恩蓉媽媽,說自己真的很累,想要結束一切。「我收到訊息真的嚇到了,立刻找里長、找社工過去那位媽媽家,還好沒有發生遺憾的事情。但這也讓我思索到,人是沒有辦法獨自存在的,特別是有身心障礙者的家庭,了解各種支援系統可以怎樣隨時幫到你,隨時給你一個出口、一個喘息的機會,真的很重要。」
把成為身心障礙者家庭的後盾,當成一生目標的何副執行長,也提到他在第一線上,觀察到一些家庭的狀況。「很多家庭把自己封閉起來的原因,是不想讓別人知道自己家裡有這樣的問題,覺得很羞恥;有些則是對外尋求協助,就會產生愧疚感。這樣的觀念,其實直到今天還一直困擾著非常多的家庭。」除此之外,經濟上的壓力,也是讓許多身心障礙者家庭不敢求援的主要原因之一。何副執行長提到,曾經遇到過一位身心障礙者,他的一天四餐就是一片厚片吐司,切成四塊,早餐、午餐、晚餐、宵夜各一塊。「而且你可以看到那片吐司已經是幾乎要腐敗的狀態,真的很令人揪心。」

目前政府已經開始在很多地方設立日間照顧機構,就是希望讓身心障礙者可以就近在社區裡也接受到不同需求的照顧服務。何副執行長強調,現在政府有補助,伊甸基金會也很願意提供急難救助,給所有有需要的家庭,一個暫時緩解現況的機會。「只要願意尋求援助,我們一定會想辦法幫到你。我們只希望能夠傳達一個觀念:讓身心障礙者獲得更好的照顧,其實是讓整個家庭過得更好。」
這是一段讓力量凝聚的旅程
除了縱向的提供幫助之外,橫向的新知教育、心得分享也一樣重要,伊甸透過許多方式,讓資訊透明,讓不管是不是身心障礙者和其家庭,都能對身心障礙者的能力和需求更有概念。
何副執行長邀請大家收聽伊甸的Podcast——「先來一杯,我們再聊」,希望能透過照顧者的分享,讓彼此都有傾訴、傾聽的機會,更讓未來都可能是照顧者的你我,有越來越多的參考樣本。與此同時,讓照顧者們知道自己並不孤單,自己也有權力追求快樂與自我人生。
談到分享,恩蓉媽媽也非常同意「吐苦水」的重要性。「因為我先生是牧師,我身為師母,其實也常常扮演著傾聽者、照顧者的角色,所以我都很鼓勵有同樣狀況的家庭,把感受說出來、把問題說出來,我們一起來解決。」恩蓉媽媽希望讓更多身障家庭知道他們並不孤單:勇於求助、適時喘息、讓專業介入。
伊甸基金會從身心障礙者的角度出發,提供個案管理、心智障礙者雙老家庭支持、支持性就業、日間作業設施、日間照顧服務、社區居住等服務,另外還有居家修繕、交通接送、輔具服務等。不僅為身心障礙者提供了實際的幫助,更重要的是給予了他們和家庭一份深深的愛和希望。就像恩蓉和恩蓉媽媽,透過這些協助,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意義和價值,並成為社區中傳播正能量的重要角色。我們期待更多家有身心障礙者的朋友,能夠知道自己並不孤單,只要願意求助,身心障礙者的照顧重擔,真的不用自己一肩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