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布狄倫之前的美國民歌：工人運動為什麼總要唱歌

文：陳信行

用鄉土反擊普世，爲何纏綿？

比較 IWW（世界産業工人聯合會，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IWW）的歌與新民歌運動，我們可以看到明顯的風格差異。Woody Guthrie 與 Pete Seeger 的歌聲、樂聲有著濃濃的鄉土味，Guthrie 棉軟的奧克拉荷瑪腔甚至出名到他的私塾弟子 Bob Dylan（一個北方城市佬）不模仿他就唱不出歌來。

黑人音樂（透過 Almanac 的黑人成員 Paul Robeson 和 Leadbelly 的影響）、山區農村小調、和其他的本土影響充滿了新民歌運動。前一個世代則不然，絕大多數 IWW 的著名歌曲都是借用救世軍聖詩和其他基督教宗派的詩歌的曲調，如 Joe Hill 地一首出名的歌〈The Preacher and the Slave〉即是借用聖詩〈Sweet By and By〉的調子。

甚至連 IWW 的非正式會歌〈There is Power in the Union〉也是借用聖詩〈There is Power in the Blood〉。在這些聖詩曲調中，我們聽不到一絲專屬於美國的味道，反而是所有歐美基督教文化下成長的人都熟悉的普世訊息。

關於前後兩代的普世與鄉土氣味的差異一直是個有趣的議題。一個解釋是來自兩代工人社會生活形態的不同。IWW 的新移民工人們－尤其是散居在大西部的鐵路、礦場與林場逐工資而居的移民工人－生活中唯一的音樂來自救世軍的傳道人。在每個工人小區的破宿舍、爛酒館和泥巴路旁邊，是上流人捐助的靈恩派牧師拯救靈魂的最佳場域。他們用激情的證道詞和歌曲不斷地傳第一個訊息：福報在天上，不要爭工資、勞動條件，不要參加工會，要認命。

Joe Hill 爲此「劫用」了一首聖詩來諷刺這種宿命觀：

Long-haired preachers come out every night （長頭髮牧師每晚都出來）

Try to tell you what’s wrong and what’s right （要教你分辨是非）

But when asked about something to eat （但是當你跟他們要點東西吃）

They answer with voices so sweet （他們會甜蜜地回答）

You will eat, by and by （總有一天你會吃到）

In the glorious land above the sky （在天上的榮耀之處）

Work and pray, live on hay （工作、祈禱、吃草度日）

You’ll get pie in the sky when you die. （你死後可以吃天上的派）

If you work hard for children and wife （如果你爲妻兒奮鬥)

Try to get something good in this life （想在今世得點好東西）

You’re a sinner and a bad one they tell （你是罪人、大罪人，他們說）

When you die you will surely go to hell （你死了一定下地獄）

這首歌最後是「各國的工人弟兄團結起來，當我們奪回我們創造的財富那天，我們可以告訴那些寄生蟲，你得學會怎麽勞動才能吃飯。」有趣的是，現在幾乎沒什麽人記得這首歌原來是什麽，只記得「長頭髮牧師」。工人「不勞動者不得食」的普世價值與僞善的普世價值拔河後，把這首歌搶過來了。

這種從諷刺性的模仿到劫用的手法，是Joe Hill 的標準戰略。事實上，這也是之後新民歌運動非常有意識地從事的工作。古典音樂和所謂知識産權盛行的今天的音樂界習慣用全然的創新來作爲音樂工作的評價標準，然而，新民歌運動卻非如此。

Pete Seeger 曾說過：「民歌的傳統像一條川流不息的小溪，每一首歌都是其中的一瓢水。有時候一條陳腐的老調配上了新詞、副歌變成了主歌、小調變成了大調、其中一句發展成另一首歌，一首新歌就又出現了。」

Woody Guthrie 爲工運女性創作的〈Union Maid〉是最典型的例子，一首小學音樂課本上的老歌，配上順溜的新詞、長出一段副歌，就是一首人人會唱的新歌。「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從人們熟悉的素材創作，讓人們容易傳唱，這是新民歌的理想。也因而它必須適應當下人們所熟悉的音樂脈絡，要向流行歌（不管是怎麽流行的）搶素材。

在這點上三十年代的歌手們比 Joe Hill 的自由度大得多了。有了唱片和收音機，街頭宣道師不再是工人生命中唯一的音樂。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藍調能讓芝加哥貧民窟中的孩子聽到，阿帕拉契山老農的山歌也能讓加州的漁民聽到。很吊詭地，科技的發展反而在某個層面上讓「鄉土文化」得以成爲運動。

另一個關於普世與鄉土的解釋來自兩代工運的不同政治路線，而這也顯示了歌曲的形式、內容各個方面，在爲運動服務的前提下，不只反映了大社會的時代精神，也會反應運動圈內小社會的社會氣氛。

1910 年代的美國工運圈內，主要的矛盾存在於掌握 AFL（勞聯）、與政權有一定妥協性的土生白人男性技術工人和工人階級的其他組成部分之間，而這也反映爲舊産業與新的大量生産工業中的員工的不同。「美國」、「鄉土」在反移民、排外、甚至支持美國對外擴張的種種民族主義中是個必要成分。

「移民問題」（即如何同化、「美國化」新移民）更是二十世紀初二十年（在今日的美國史中稱爲「進步年代」the Progressive Era）的資産階級社會改良的論述的主軸。亨利•福特等「新派」壟斷資本家在風氣之下無不以「美國化」員工爲其社會良心的表現。高舉「美國文化」這個符號因而變成一種反動的象徵。

而在運動圈中，「工人無祖國」不是一句空泛的口號，而是忠實反應當代美國工人階級的組成和社會矛盾的曆史構成。用嘲諷等手法從基督教奪取來的這些曲調完全不反映那個民族的特色（雖然仍脫不出西歐的範圍），是（至少對歐裔人而言）「普世」的。

1930 年代的氣氛則大大不同。在歐洲，義大利的法西斯和德國的納粹已經奪權、血腥鎮壓共産黨、社民黨和一切民主勢力，而西班牙內戰於1936年開打，交戰雙方也是如此劃分的。在亞洲，中國對抗日本的奮鬥和印度獨立運動對抗英國殖民的鬥爭屢屢成爲世界頭條新聞。

「民族」、「民主」、「人民」等概念在樣的情勢中不再只是欺騙被統治者的虛假口號，而是全球範圍內正義與邪惡的分界線。當時的第三國際檢討 1920 年代的錯誤打出了「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的口號與策略，力求在各個可能的地方結合工農運動中的其他傾向和統治階級中的民主派、自由派以對抗法西斯。落實在美國的脈絡中（當時第三國際的成員美國共産黨在 CIO 和其他許多社會運動中起著領導作用），就是在羅斯福的「新政」（New Deal）時代左派與民主黨政權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