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那時.此刻》:真情記錄50年庶民文化史,楊力州為台灣電影寫的情書

《我們的那時.此刻》:真情記錄50年庶民文化史,楊力州為台灣電影寫的情書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電影中,不管省籍、藍綠、老兵、老農,在巨大的國家機器與威權下,都是悲涼與弱勢,因此,下一個他想拍的故事,就是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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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洪綾襄|財訊雙週刊 第496期

「婆娑無邊的太平洋 懷抱著自由的土地 溫暖的陽光照耀著 照耀著高山和田園 我們這裡有勇敢的人民 篳路藍縷以啟山林 我們這裡有無窮的生命 水牛 稻米 香蕉 玉蘭花……」

去年10月1個溫熱的午後,二十世紀福斯影片公司台灣分公司的放映室中一片漆黑,螢幕上正播放著紀錄片《我們的那時.此刻》的Demo。

早在2年前的金馬獎五十周年頒獎典禮上,這部片便以《那時.此刻》的版本放映過。導演楊力州跳脫傳統宣傳短片的框架,以金馬獎史貫穿華語電影與台灣經濟社會50年發展的興衰歷程,並從庶民的角度講述電影的時代性,獲得許多佳評。

以金馬獎作品貫穿大時代

金馬五十後,楊力州決定重新編排剪輯,加入更多具時代性的作品如《七匹狼》,以及李師科、苗栗大埔強拆爭議等重要社會事件音像,打算爭取上院線,沒想到讓他碰壁。

當時很多人勸阻他,「只有重度影迷才會對這種講電影的電影有興趣,還是像談無垢劇團編舞家林麗珍的《行者》那樣,鎖定特定族群作小眾就好,」因此這天來到在台灣從未發行過紀錄片的二十世紀福斯,楊力州一開始也是只抱著和同業交流的心情而來。

結果竟大出他意料。當看到《我》片中,一位女工阿雲阿姨靦腆唱出她少女時期最愛的瓊瑤電影主題曲〈我是一片雲〉,三個對《英烈千秋》台詞倒背如流的教官大叔痛哭流涕地唱出〈梅花〉,以及歌手張雨生、王傑、星星月亮太陽等紅極一時的歌手合唱〈永遠不回頭〉時,放映室裡這群大半人生都花在發行外片的福斯幹部,竟然都為之動容,甚至跟著一起唱。

尤其,當溫柔的女聲吟唱出《我們的那時.此刻》片尾曲〈美麗島〉時,二十世紀福斯影片的業務總監盧維君更是顧不得形象,眼淚大顆大顆地奪眶而出,哭到泣不成聲。

燈光亮起後,楊力州才發現,不只盧維君,連台灣董事總經理劉文硯也淚眼婆娑。她們對楊力州說,「我們一直希望有機會為台灣做點什麼,這部紀錄片能讓大家看到這50年台灣人民是怎麼篳路藍縷地走過來的, 就交給我們發行吧!」

福斯一出手,便是大手筆。挾著數場中小型試映會熱烈回響,《我們的那時.此刻》目前排定於3月4日正式上映,預計有50家戲院加入院線陣容,更將提前於2月27日在美麗島事件起源地高雄舉辦萬人特映,劇組還計畫邀請高雄市長陳菊,一起觀看當年美麗島大審中年輕的自己。

楊力州導演|Photo Credit: 財訊
文獻紀錄片的頭痛時間

儘管是第一次操作文獻紀錄片,楊力州仍保持他一貫的由淺入深、又不失幽默地記錄敘事。片中能看到影壇大老李行自爆當年他與瓊瑤在電影上的分合情仇,侯孝賢、小野等台灣電影新浪潮大導,在經營困頓中仍不失理想性的堅持,以及張作驥、陳玉勳在台片票房土崩瓦解時仍創作不輟,到近十年陳國富、魏德聖所引領的國片復甦,「你問我這部片訪問過多少人?我還真數不出來,」楊力州搔搔頭。

他坦言,《我》片製作拍攝成本不高,僅1000多萬元,但大部分都花在版權費上,總共處理了188個影像與歌曲的授權,而且歌曲比電影更貴。

楊力州細數,有些電影和歌曲因為年代久遠,公司遭到清算、拍賣,版權四散,就得漂洋過海地到美國、香港、新加坡找版權商或後人,《梁山伯與祝英台》、《甜蜜蜜》、《搭錯車》就是如此;而有些版權在外商手上,取得3分鐘影像片段的版權費,竟然比整部電影還高,更讓他頭痛不已。

《臥虎藏龍》也是,一開始花了很久的時間才聯繫上香港版權商,但1分鐘就要價數十萬元台幣,他都要付款了,結果是李安從旁得知,主動出面協助,最後讓楊力州完全無償使用。「拍攝1年多,但處理版權也花了1年多,所以要到現在才能播映。」

拍紀錄片出身的楊力州,不把《我》作成一部對金馬獎歌功頌德的簡史片,而是寫給50年來為所有華語電影付出的工作人員及所有影迷們的一封情書。事實上,他也將自己的人生與對電影的熱愛,揉進了這部紀錄片。

把自己捏碎 與大歷史攪和

他指出,50年來,台灣歷經經濟起飛、中美斷交、鄉土文學論戰、解嚴、政權輪替,每個時代,都有一部代表當時社會意義的電影,而每一部電影,其實也反映出每一個如你如我的小人物心境。

例如,六○年代言情電影代表作《彩雲飛》,女主角甄珍天真爛漫地說出,「好美好美的沙、好美好美的天、好美好美的雲,」現在的觀眾總會因過於濫情而忍俊不已,但楊力州指出,言情電影也有其時代意義。

「我本來也很看不起瓊瑤三廳電影,然而這類電影是當年眾多女工的唯一娛樂及心靈支柱,而這些女工犧牲了她們的青春,撐起六○年代的台灣經濟,」楊力州苦笑說,自己的母親曾是裁縫,背景與該時代疊合,但他從未了解母親的喜好,直到現在才知道瓊瑤電影對她們的意義。

此外,《我》片不僅呈現台灣的電影里程,也摻進台灣電影工作人員的發展里程。例如原本是高職老師的楊力州,30歲那年決定轉行拍紀錄片,沒多久台灣獲得美商哥倫比亞影業全資投資拍攝電影《雙瞳》,製片團隊將由台、港、美、澳組成,由於是史上頭一遭,導演陳國富特地請楊力州從旁記錄工作過程,後來改拍成紀錄片《過境》。當時《雙瞳》的成員魏德聖、戴立忍和楊力州自己都表示,這個工作經驗對爾後的事業很有啟發。

不可避免地,楊力州也攪進了自己的歷史觀。新版本中,他刻意將2010年發生的苗栗大埔張藥房被強拆、怪手開進稻田裡的影像,對比1983年出品的《搭錯車》中,眷村遭強拆、鄰居兒子被土石砸死卻求助無門的畫面,儘管間隔30年,但影像幾乎如出一轍,他講得坦白,「我就是要讓縣長劉政鴻的惡行,永遠成為歷史的一部分!」

他說,電影中,不管省籍、藍綠、老兵、老農,在巨大的國家機器與威權下,都是悲涼與弱勢,因此,下一個他想拍的故事,就是老兵。

挺過爭議 憤怒中帶溫柔

很難想像,眼前這位熱情記錄生命的楊力州,既不吝於與商業行銷合作,也如此不掩飾自己對政治、社會不公的怒意。

「其實我很黑暗、悲觀,」楊力州坦言,他常覺得這世界有很多不公的事情,「所以我如果可以找到一些很棒的故事,就可以告訴別人,『好像沒那麼糟』,最重要的是,我可以告訴我自己,好像也沒那麼糟。」

他也知道,只有憤怒,無法產生改變的力量。事實上,為了把故事說得更有張力,發揮更大的影響力,楊力州常先用一些可愛到令人發噱的引子勾引觀眾,但最後卻是要逼觀眾直視那些社會的殘酷,因此他常逾越紀錄片的界線,包括從攝影者的角度去刻意讓事件發生在被攝者身上,也因此常被學界批評「楊力州的紀錄片一點都不客觀!」

2007年他與媒體合作的專題《水蜜桃阿嬤》爭議就曾因此擦槍走火。當時他剛拍完《奇蹟的夏天》,聲勢如日中天,到尖石鄉拍攝一位因兒女相繼自殺、獨力撫養7名孫兒的阿嬤的故事,引發社會關注,媒體也趁此機會發起公益募款,卻被立委指為,與出版社聯手剝削原住民阿嬤,當時他的心情從冤枉、憤怒到畏縮,將近有一整年不再拍任何紀錄片。

在惶惶終日中,他不小心答應了橘子遊戲董事長劉柏園接拍《征服北極》,在廣袤無垠卻也空無一物的極地裡,他與自己對話活著的意義以及當導演的初心,漸漸地對自己的視野重拾信心。他主張,紀錄片不可能只是「純粹觀察」。「我的憤怒一直都在,但可能多了溫柔,」他說。

因此他繼續拍片,到高雄甲仙長住,從孩子的視角拍攝了小鎮災後重新站起的《拔一條河》,遠傳廣告《開口說愛》,重訪台北市社子島《看不見的島》,記錄一群即將離開的高中生、如何看這個停滯發展50年的島中之島。

「我深信紀錄片可以改變世界,前幾部的影響層面也許沒那麼廣,但《我們的那時.此刻》可能可以,」他笑著說。正如《青春啦啦隊》裡的台詞:人生的舞台,除非停止呼吸,否則永遠都有戲碼上演,你怎麼能不趕快記錄下來?

本文經財訊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