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美國教授只有9.2%自稱「保守派」——英美大學人文社會學系遭「左派」把持的危機

當美國教授只有9.2%自稱「保守派」——英美大學人文社會學系遭「左派」把持的危機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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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年時,美國大學裡的保守派學者是28%,當時就被認為太少,現在更是每下愈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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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Alistair Heath《每日電訊報》
翻譯:觀念座標

曾經有一度,不是那麼久以前,西方大學代表著西方文明的精華。西方大學掙脫過去狹窄的神學取向,在二十世紀大步前進,一心致力於研究、辯論、與學問。當西方大學最傑出的時候,它們是多元文化的燈塔,世界觀往往比整個社會都開明進步,最偉大的思想家也以大學為家。

然而好景不常,除了少數依然傑出卓越的大學以外,現在絕大多數的學府慢慢地回歸到它們在十九世紀以前的角色,傳播著單一、限制個人思想自由的世界觀,不再讓年輕學子接觸到不同的理念、不同的爭論,藉以開啟他們的心靈,而是膽小失志,一味討好具有破壞力的積極人士,後者認為大學的教學內容應受到嚴格的控制、不應該挑戰既有的觀念。大學不再探索新知,反而生產出重覆、了無新意、沒人想讀的研究論文。

當然,科學、科技、工程、數學、醫學等學系還是有出類拔萃的研究出現,真正的危機出現在人文與社會科學部門。整體而言,英國與美國大學的校園氣氛,變得愈來愈專制、不理性,非科學領域的研究,陳腐到令人震驚。

德瑞克‧包克(Derek Bok)的《美國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in America)一書,引起諸多爭議。書裡談到許多令人吃驚的事實,不只適用於美國,也適用於英國的高等學府。例如:98%的藝術與人文領域論文,從來沒有被後來的研究所引用。社會科學也好不到哪裡去:75%的論文不再被後來的研究者顧盼。

這些論文顯然不是包含可疑的統計數字、就是採用的典範有問題、或者一味執著於無關緊要的枝節問題。全世界的學術期刊,現在多達十萬種——「不出版就滅亡」(”publish or perish”)顯然早就失去了控制。這麼多聰明人的時間、這麼多學生的金錢,這麼可怕的浪費。

這麼多研究論文石沉大海、消失無蹤的其中一個理由,是因為它們在意識形態上具有高度的統一性。大專院校在政治上幾乎完全與社會脫節。絕大多數的教授講師都是左派,其學術上的迴聲室效應(echo chamber:一個封閉的環境裡,一些意見相近的聲音不斷重複擴大,使其他人認為那樣的觀點就是事實的全部)比推特(Twitter)更加令人窒息。

根據格羅斯(Neil Gross)與席門思(Solon Simmons)的統計,只有 9.2%的美國教授是保守派,44%則自稱自己是左派,46%自稱是溫和派。在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的領域裡,他們發現民主黨與共和黨之比是 19:1。這個數字之所以沒有更往左的光譜移動,是因為絕大多數的商學與醫學教授都傾向保守,才把它平衡掉。假如作一個歷史性的比較,1972 年時,美國大學裡的保守派學者是28%,當時就被認為太少,現在更是每下愈況。

英國的情況也沒有好到哪裡。學院變成(左派)傑若米‧寇賓(Jeremy Corbyn)的工黨的主要地盤,少數保守傾向的講師往往只能隱瞞他們的看法,以免他們的升遷機會遭到破壞。

自然地,校園整齊劃一的意識形態,早就向教室外面移動。美國大學現在被另一波極端的政治正確浪潮包圍,我們自己的學府也染上同樣的病。有些大學甘受霸凌,企圖禁止想法不同的學者前來發表演講,不顧大學經驗本來就是要讓學生接受不同觀點的刺激。它們的目標是不准任何可能讓某些群體感到不快的演講者上講台(non-platforming)(然而宣講共產主義,可能讓年輕資本家感到不快者,不在此限)。

校園裡面目前最危險的新觀念是所謂的「觸發警告」(trigger warnings):大學的老師們必須先警告18歲、20歲的學生,教材裡面可能含有觸發他們焦慮或恐慌的意見與看法,他們最好前往「安全空間」(safe spaces),以免接觸到這些教材。其目標當然是把世界消毒。

例如,白金漢大學的格利斯教授(Anthony Glees)在倫敦大學的研討會上企圖討論反恐策略時,遭到極左學生嗆聲威脅。對於不同的觀點,一整代的學子連聽都不想聽,遑論思辯。尤有甚者,在校園裡成為學生攻擊目標的,不只是中間偏右的學者而已,新左派霸道到連自己人也都不放過:(以《女太監》(The Female Eunuch)一書聞名的)吉曼‧基爾(Germaine Greer)因為她對於跨性別女人的觀點與左派主流不同,卡地夫大學學生就發起抵制運動,企圖禁止她來學校演講。

Germaine Greer|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學院怎麼可能指望社會把他們當成一回事?過去有一度,大學校園影響政治的走向;今日,校園成為憤怒的旁觀者、巨型的左派內容製作工廠,與現實脫節。

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經濟辯論是在大學的殿堂裡面發生的。凱因斯(John Keynes)寫作《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是在劍橋的校園裡。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在倫敦政經學院寫出他著名的《邁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芝加哥大學在 1970 年代、1980 年代所發展出的觀點,乃是柴契爾式反革命的基礎。

然而,今日的大學對於金融海嘯幾乎無話可說。事實上,自從2010年以來,每一個領域裡面的每一個新政策,都與大學校園無關,而是要歸功(或歸罪)於政策顧問、公務員、智庫研究員、遊說團體、軍隊、甚至記者。

前(英國)教育大臣高文浩(Michael Gove)的團隊曾主張:過去五年裡面,寫作部落格的老師對於政策的貢獻,比全部大學教育系加起來都來得多。社會福利制度的改革理念,是在大學之外的地方發展出來的。財政部的賦稅與支出的更動,也是一樣。英國是否應該離開歐盟的辯論,沒有學者的貢獻;對敍利亞與恐怖主義的策略,也是一樣。這樣很令人遺憾,各級政府如果都能夠得到第一流學術頭腦的幫助,他們所犯下的錯誤自然會減少。

為了國家與學生,我們的高等學府有義務振作起來。它們必須把焦點再度轉回教學與真正的研究。它們也必須在思想上更加多元,聘僱擁有不同政治觀點的學者。允許自由思考、自由發言,才是促成進步的最佳道路。但我們的大學居然會忘記這樣根本的真理,真是令人不敢相信。

英美校園新流行語
  • 微侵犯(Micro-aggression):沒有惡意的用字遣詞,說者雖無意,聽者卻有心,後者可能把該詞彚解釋為暴力行為。
  • 觸發警告(Trigger warning):如果教材中含有可能讓學生不快的內容(trigger upset,觸發學生不快),老師或教授必須事先做出警告。 一些大學現在已經把一些書列入觸發警告的名單:羅馬詩人奧維德的《變形記》(觸發學生不快之處:性侵害);費茲傑羅《大亨小傳》(觸發學生不快:自殺、家暴、暴力描寫太直白)
  • 安全空間(safe space):一個提供學生避難的房間,他們可以在裡面自由發言,不怕遭到「微侵犯」。另外一種解釋是,藉著禁止異見學者上台演講,由此創造出學生感到安全的空間。

文章來源:A refusal to think freely is making universities increasingly irrelevant(The Telegraph)

本文經觀念座標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羊正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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