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八九年的屠殺後，鄧小平的意思是我們不會停止「經濟改革」；我們停止「政治改革」

文：娜歐蜜‧克萊恩（Naomi Klein）

天安門廣場震撼

但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厚顏的宣言卻在一個地方很快就被推翻，那就是中國。福山的演說發生在一九八九年二月；兩個月後，一場民主運動在北京爆發，天安門廣場上發生大規模示威與靜坐。

福山宣稱民主與「自由市場改革」是相依相存的過程，兩者不可分割。但在中國，政府硬是這麼做：中國政府全力推動解除薪資與價格的管制，並擴大市場的範圍──卻堅決抗拒選舉和公民權的呼聲。另一方面，示威者要求民主，但許多人反對政府移向不加管制的資本主義，而西方媒體在報導這股運動時大多未曾提及。在中國，民主與芝加哥學派經濟學並未攜手並進；它們站在天安門廣場四周路障的不同側。

在一九八○年代初，由鄧小平領導的中國政府極力想避免發生在波蘭的狀況，因為波蘭的工人獲准組織工會運動後，很快就推翻共黨的一黨專政。這不是因為中國領導人決心保護構成共黨國家基石的國營工廠和農業公社，事實上，鄧小平熱切地想轉變成企業式的經濟體──熱切到在一九八○年他的政府邀請傅利曼到中國訪問，並教導數百名高階公務員、教授和黨經濟學家有關自由市場理論的基本概念。

「所有出席者都是應邀參加，必須有邀請卡才能進場。」傅利曼回憶他在北京和上海的聽眾時說。他的中心訊息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一般人民，生活比在共產主義國家好得多」。他舉的例子是香港，這個純資本主義的地區長期以來被傅利曼稱讚為「充滿由個人自由、自由貿易、低稅率和最少的政府干預所帶來的創新性格」。他宣稱雖然香港沒有民主政治，卻比美國更自由，因為其政府較少參與經濟活動。

傅利曼認為，與完全放任的商業自由比較起來，政治自由是偶然的，甚至沒有必要，這種定義與中共政治局逐漸形成的看法完全契合。中國共產黨希望開放經濟以發展私人所有權和消費主義，同時維持對權力的掌控──這套計畫可以確保國家資產一旦被拍賣後，黨官員和他們的親戚可以搶到最好的交易，最先獲得最大的利益。根據這種「轉型」的版本，在共產主義下控制國家的同一批人，在資本主義下也能繼續掌控，同時得以享受生活水準的大躍進。中國政府想效法的模式不是美國的，而是某種較接近皮諾契統治下的智利模式：自由市場結合獨裁政治掌控，藉由無情的鎮壓來推行。

鄧小平從一開始就明白鎮壓是不可或缺的。毛澤東統治時，中國政府對人民加諸殘暴的統治，下放反對者和異議分子接受再教育。但毛澤東的鎮壓出自勞工之名和反資產階級；現在黨準備要自己推行反革命，並要求工人放棄許多福利與安全，以便少數人可以獲得龐大利益。這不會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因此，當鄧小平在一九八三年開放外國投資和減少對勞工的保護時，他也下令成立人數四十萬人的人民武裝警察，這是一支新的機動鎮暴部隊，負責撲滅所有「經濟犯罪」的跡象（例如罷工和示威抗議）。

中國史專家邁斯納（Maurice Meisner）說：「人民武裝警察的配備包括美國製直升機和電擊棒。」此外，「有幾支部隊曾被派往波蘭接受反暴動訓練」──他們在那裡學習波蘭戒嚴期間曾被用來對付團結工聯的戰術。

鄧小平的許多改革很成功並受到歡迎──農民的生活比以前自由，商業也重回城市。但在八○年代末期，鄧小平開始引進極不受歡迎的措施，都市勞工尤其反對──解除價格管制導致物價飛漲；就業安全被取消，創造一波波的失業潮；新中國的贏家與輸家間的不平等愈來愈大。到一九八八年，黨面對勢力龐大的反抗，不得不改變部分解除物價管制的措施。黨的貪腐不斷和任用親信也招致人民憤怒。許多中國人民希望市場更自由，但「改革」愈來愈像黨官轉變成企業大亨的代名詞，因為許多人非法占有他們擔任官僚時管理的國家資產。

眼看自由市場實驗岌岌可危，傅利曼再度受邀訪問中國──很像一九七五年芝加哥男孩與食人魚們在智利推行的計畫引發動亂時，要求他協助那樣。中國的「改革者」迫切需要的，是一位世界知名的資本主義大師大張旗鼓地訪問。

傅利曼和妻子羅絲一九八八年九月抵達上海時，他們對中國大陸的外表和感覺這麼快就很像香港大感驚喜。雖然社會底層的憤怒鼎沸，他們看到的一切都證實「我們對自由市場力量的信心」。傅利曼形容那時候是「中國實驗最充滿希望的時期」。

在國營媒體的注視下，傅利曼與共黨總書記趙紫陽，以及當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日後出任國家主席的江澤民會面兩個小時。傅利曼給江澤民的訊息，與他在智利的計畫走下坡時給皮諾契的訊息相呼應：別向壓力屈服，而且要面不改色。「我強調私有化、自由市場和解除管制齊頭並進的重要性。」傅利曼回憶說。在給共黨總書記的備忘錄中，傅利曼強調需要採取更多震撼治療，而非更少。「中國改革初期的步驟已獲致戲劇性的成功。中國可以藉由進一步依賴自由民間市場，獲致更多的重大進步。」

傅利曼返回美國後不久，想起他提供皮諾契建議所引發的爭議，於是「出於惡作劇」地寫了一封信給一份學生報紙的編輯，譴責他的批評者有雙重標準。他解釋說，他剛在中國訪問十二天，在那裡「我主要是當政府機構的貴賓」，並與最高階層的共黨官員會面，傅利曼指出，但這些會面並未在美國的大學校園引發人權抗議。「附帶一提，我給智利和中國的建議正好完全相同。」他語帶譏諷地問：「我是不是該為提供建議給一個如此邪惡的政府，面對像雪崩般的抗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