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亡後三百年直到隋又重歸一統,中國為何不像羅馬帝國覆滅後的歐洲,一路分裂到底?

漢亡後三百年直到隋又重歸一統,中國為何不像羅馬帝國覆滅後的歐洲,一路分裂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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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重歸一統,乃是因為秦、漢兩朝確立了如下先例:統治全中國比統治中國的任何一個組成部分,還要具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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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有一短暫時期天下一統,中國處於群雄割據局面。從西漢末年到西元二八○年短命晉朝建立這段期間,是中國偉大歷史小說《三國演義》鋪陳的主題。這部小說據認出自羅貫中之手,寫於明初(可能是十四世紀晚期,但確切年代不詳),也就是明朝推翻蒙元,使中國再度一統於漢人政權之後不久。這部小說的基本主題之一,乃是中國的內亂如何招來混亂和外患;它闡明了國家可在什麼條件下恢復一統。

有人認為《三國演義》在形塑現代中國人歷史意識上的重要性,和莎士比亞的歷史劇相當,這部小說也已被改編成多款電玩和無數電影。北京欲收復台灣的主張背後,潛伏著不堪回首的內亂歷史記憶,而這些記憶最遠可溯至此一時期。

從中國政治發展的觀點來看,從漢朝覆滅到西元五八一年隋朝建立,使中國恢復一統這段變動劇烈的過渡期,其值得注意的地方,乃是親屬關係和家產制如何重新確立為中國政治的組織原則。中央集權國家的力量和家產制群體的力量,彼此具有逆相關的關係。即使已創立現代國家,部落制仍以多種形態存在,仍是一種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政治組織方式。

漢滅後那段歷史極為錯綜複雜,但從更大的發展史觀點來看,細節並不重要。漢亡後,中國最初分裂為魏蜀吳三國。把持魏國朝政的司馬氏篡魏建立西晉,一統中國,但不久後帝國再度四分五裂,陷入內戰。西元三一一年,晉朝都城洛陽遭匈奴人洗劫、占領。匈奴王劉淵建立華北諸多外族王朝裡的第一個王朝,西晉倖存者則逃到南方,建立華南數個王朝裡的第一個王朝東晉,定都建康(今南京)。華南、華北各自發展,都動亂未休。

在華北,洛陽遭洗劫促成一段混亂的部落戰爭時期問世,史稱五胡十六國時期。接著又有兩次蠻族入侵,先是屬於原始藏族的氐、羌部落,然後是屬於突厥鮮卑人一支的拓跋氏。拓跋氏建立北魏(西元三八六年至五三四年),而北魏愈來愈漢化,部落民取漢姓,與漢人通婚。但拓跋氏內部失和引發內戰,致使北魏於西元六世紀初期分裂為東魏、西魏。在南方,南遷的晉朝王室重新站穩腳跟,史稱東晉,並有大量世族和他們的隨從投奔過來。四世紀中葉,東晉於軍事政變中遭推翻,此後陸續由軍人創建的其他弱勢王朝支配南方。

東漢末年,中國政治出現家產制傾向,而漢朝軍閥曹操和其兒子曹丕於二二○年所創立的魏國施行九品中正制,更加速這一傾向。在此制度下,政府指派一名「中正」到每個州郡,根據性格和能力評比當地人才高下,作為政府授官依據。與先前漢朝的察舉制不同的,「中正」不是由中央政府挑選,而是從各州郡裡挑選官員出任,由於地緣關係,他們顯然更易受當地菁英影響。

這一新的取才制度以一套正式體系將所有菁英家族分等級,然後以等級作為授官依據。在漢朝,不是官員,仍有可能擁有高地位,但在九品中正制下,官職成為取得高地位的唯一途徑。在這同時,家譜愈來愈受重視,因為這時候,兒子遠比以前更有可能承繼父親的官職。

中央政府強有力時,施行九品中正制或許可削弱強勢貴族階層,將貴族牢牢拴在國家上。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初期,法蘭西王室向貴族推銷一複雜精細的頭銜、階級等級制,結果削弱整個貴族階層集體行動的能力。每個貴族家庭都把心思擺在自己底下的人民,因而無法彼此合作捍衛他們更廣大的階層利益。但在三世紀的中國,九品中正制似乎成為可讓貴族階層賴以掌控國家的工具。

有能力的平民透過察舉或考試當上高官之事已成絕響;只有目前當官者的子弟有幸當上高官。這時期的皇帝即使自己有中意的人選,也往往因為該人缺乏符合要求的家世而無法出任要職,由此可見實權掌握在世族手裡而非國家手上。

西晉滅亡後,家產制在華北、華南朝不同的方向發展。在南方,東晉朝廷由當地豪族和從洛陽南遷來的世族支配。南遷世族帶來九品中正制和由王、陸、張這些世家大族支配的政府。

大莊園的持續成長,強化了貴族支配地位。西元三世紀晚期,西晉已通過一土地法,明令所有農戶都有權擁有某一最低面積的土地,農戶則繳稅、服徭役作為回報。該法還限制世家大族持有土地的面積,限制他們可豁免國家課稅義務的佃戶、隨從數目。但這道法律和東晉時頒布的一道類似法律,從未落實;它的未能落實,就和王莽失敗的土改一樣,說明了大莊園主的勢力逐日增強,和他們對國家控制能力與資源的威脅程度。

在華北,入主的藏人、突厥人屬於部落社會,官職都由各自的領導家系成員擔任。在爭鬥和部落間戰爭持續不斷的初期,這些外族家庭構成整個地區的領導菁英階層。漢朝時已躋身高位的漢人世族,若非南逃,投奔東晉朝廷,就是退回到自己的莊園。他們在地方當老大,但不碰朝廷政治。西元五世紀下半葉北魏建立中央集權政權時,特別是四九○年代北魏遷都古城洛陽之後,情況開始改變。

北魏孝文帝禁止於朝中說鮮卑語、穿鮮卑服,鼓勵鮮卑人、漢人通婚,邀世家大族入朝為官。他成功創造出統一的貴族階層,且以和南方九品中正制差不多的方式,將世家大族分級。結果造成有許多高級官員出自同一個家系,使貴族等級成為出任政府最高階官員的必要條件。土地合併為大莊園和隨之而來貴族權力的擴張,也是北方所面臨的問題。西元四八五年,朝廷下詔限制大莊園、保障農民持有土地的最低面積,就是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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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

西元六世紀中葉,華北東魏、西魏兩國分別遭北齊、北周取代。西元五七七年,北周攻打、消滅北齊時,鮮卑裔楊堅以軍事指揮官的身分嶄露頭角,他的妻子則出身某個強大的匈奴氏族。經過一番內鬥,楊堅擊敗諸對手,於西元五八一年建立隋朝。他的軍隊接著又於五八七、 五八九年分別消滅南方的梁國、陳國。自西元二二○年漢朝覆滅以來,中國首度再次統一於一中央政府下(雖然隋朝的疆域與秦或漢朝的疆域未完全一致)。史稱隋文帝的新皇帝將京城遷回舊都長安,且仿漢朝制度重建一強有力的中央政府。

繼承他大位的兒子隋煬帝好大喜功,開鑿運河,輕啟戰端攻打高句麗王國,無功而返;六一八年他去世後,隋朝滅亡。但這一次,過渡期很短:另一個北方貴族名叫李淵者,六一七年組成一支叛軍,隔年拿下長安,宣告建立新王朝。唐朝是中國最輝煌的朝代之一,國祚持續將近三百年,十世紀初覆滅。

隋、唐重新建立了中央集權國家,但在漢滅隋興這中間幾百年裡掌控各國政府的世族勢力並未隨之消失。如第二十、 二十一章會提到的,對家產制的鬥爭又繼續了三百年,直到十一世紀的宋朝,公共行政才回到它在漢朝時堪稱享有的較「現代」基礎上。中國的再度中央集權化最終有助於使考試取才制度、以事功為基礎的官僚制(在過去幾百年裡漸漸被世家大族攻陷的制度)重現活力。

漢滅隋興這中間三百年裡的動盪混亂,引生諸多極有意思的問題,其中之一不是為何中國四分五裂,而是為何中國再度一統。要如何在如此廣大土地上維持政治大一統的局面,絕不是個小問題。古羅馬帝國覆滅後,儘管有查理曼大帝和幾位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努力欲重現該帝國,但它終究一去不復返。漢亡後數國並立的體系,為何未像歐洲最後的發展那樣,固定為由彼此競爭的諸國組成的準常態性體系?

這問題的答案之一,我們前面已經提到。中國國家體制的過早現代化,使國家成為社會裡最有力的有組織性社會單元。即使中央集權國家瓦解,接下來都有諸多有意建立王朝者,竭盡所能欲在自己所管轄的領土上重現漢朝的中央集權建制,竭盡所能欲在自己領導下重新統一中國。歸根究柢,正當性來自繼承了天命,而非來自統治一地方小國。此外,藉由在自己疆域裡重現漢朝建制,大一統瓦解後分立的諸國防止了自己國家進一步解體為更小的單元。發生於歐洲的那種領地分封過程,未在中國出現。

中國為何重歸一統的第二個原因,且可能是較重要的原因,頗值得當今發展中國家深思。秦、漢時,中國除創造一強有力國家,還發展出共同的文化。這一文化不是任何可被界定為現代民族主義之東西的基礎,因為它只為構成中國統治階級的那少數菁英分子而存在,而非為廣大的人民群眾存在。但有一強烈的看法存在,這看法認為共同的文字、古代典籍、官僚組織傳統、共同的歷史、通行全帝國的教育建制、在政治、社會兩個層次支配菁英行為的價值體系,使中國有別於世上其他國家。國家消失後,這一文化一致感仍然存在。

碰到有著不同傳統的外來蠻族時,這一共同文化的力量最為鮮明外露。所有征服了中國部分地區的入侵者:匈奴人、鮮卑人、拓跋氏或更晚時的女真人(滿人)、蒙古人、党項人、契丹人,幾乎個個都在最初時想保住自己的部落傳統、文化、語言。但他們很快就發覺,不採用中國較先進的政治建制,他們無法治理中國。此外,由於中國文化地位崇高,他們若非漢化,就是得退回他們世居的乾草原或森林,才能保住他們的本土文化認同。

中國重歸一統,乃是因為秦、漢兩朝確立了如下先例:統治全中國比統治中國的任何一個組成部分,還要具正當性。但誰有權統治全中國,卻是個棘手的問題,而且除非更仔細檢視中國人有關政治正當性的概念,我們不可能完全解開這個問題。

中國歷史分分合合,分的時期,特別有助於我們看透這問題,因為在這期間,任何人都可以逐鹿中原,十足的政治權力局外人:農民之子、出身可疑的外族、未受過儒家教育的大老粗軍人,有機會爬上最高位,君臨天下。中國人願意將正當性和絕對權力授予他們和他們的後代,而這麼做的理由,在許多方面都令人困惑。後面檢視其他的改朝換代過程時,我會再談這問題。

中國是第一個創建現代國家的世界文明。但它所創建的現代國家,未受法治約束,或未受可問責的建制約束,因而最高統治者的權力未受到限制。在中國制度裡,唯一的可問責機制訴諸道德。沒有法治或可問責的強大國家無異於獨裁國家,這樣的國家愈現代、愈建制化,其獨裁就會愈有效。

一統中國的秦國雄心勃勃欲改造中國的社會秩序,其做法無異於某種原始極權主義。這一計畫以失敗告終,因為秦朝政府欠缺實現其雄心的工具或技術。秦朝政府沒有激勵大眾追隨它的意識形態來合理化它自身的作為,也未組織政黨來實現其希望。當時的通信技術無法讓它的觸角非常深入中國社會。而在它權力能及的地方,它的獨裁統治太嚴酷,引發叛亂,導致它迅即覆滅。

後來的中國政府懂得節制這些雄心,懂得和既有的社會勢力共存。在這方面,這些政府是威權主義者,而非極權主義者。與其他世界文明相比,中國人集中政治權力的本事很高超。

在這方面,中國政治發展所走的路,全然不同於印度所走的路。這兩個社會常被統稱為「亞洲」文明或「東方」文明。但它們在初期表現出某些相似之處,後來的發展路子卻大相逕庭。

過去兩千年間,中國政治的理所當然模式,乃是以中央集權官僚制國家為主軸,中間穿插著內戰、腐敗時期;印度的理所當然模式,則是一連串愛爭吵的小王國、小公國,中間穿插著短暫的政治一統期。如果檢視過印度漫長歷史,印度是民主國家這事實或許就不會那麼令人感到意外。並不是說民主觀念在印度歷史初期就興起,建立了先例,而應該說在印度,始終難以建立獨裁統治。如後面幾章會探明的,原因存在於宗教和觀念領域。

書籍介紹

政治秩序的起源(上卷):從史前到法國大革命》,時報出版

作者: 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政治秩序的起源》是一本探討政治衰敗的過程,與政治建制的歷史起源之書。福山透過人類學、社會生物學、演化心理學、經濟學、政治學與國際關係等跨學科研究,以政治發展三元素:國家建造、法治與可問責政府,從人類的靈長目祖先黑猩猩談起,依次講述人類部落社會的出現,第一個現代國家在中國的形成,法治在印度和中東的開始,直到法國大革命前夕,可問責政府在歐洲的發展,力圖建立一個理解政治制度演化的宏大框架。在紛亂、迷惘的當代台彎政治,此書無疑是一劑強心針!

時報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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