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化之前，「法治」就存在於中古歐洲、中東、印度，但為何在西歐發展特別強固？

文：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在印度和伊斯蘭，法治為何未能捱過與西方接觸的衝擊

在這兩個地方，都有一個受宗教權威保護的傳統成文法，和由宗教法官（印度的班智達、穆斯林地區的卡迪）在千百年歲月裡所創造，以判例形式流傳下來的一套複雜判例法。在這兩個地方，宗教法是正義的最根本來源；政治統治者只獲授權去執行該法律，或只是獲委派為負責執行該法律的代理人，至少在理論上是如此。

在這方面，印度、中東兩地與基督教歐洲近似的程度，大於這三地區的其中任何一個近似中國的程度。印度、中東兩地不同於歐洲之處，在於他們的宗教領導集團未從政治秩序抽身。印度從沒有婆羅門教皇之類的角色，而在穆斯林地區，雖有哈里發，但在倭馬亞王朝之後，哈里發大體上已是穆斯林地區最有權勢的政治統治者的俘虜。

兩地的宗教領導集團都未能獨立於政府之外，因而都未能把自己塑造為對內部核心班子，和人員升遷有自主控制權的階層化現代官僚組織。而沒有獨立自主地位，宗教－法律領導集團就很難有力約束國家。宗教領導集團仍與國家犬牙交錯，因此國家本身無法以自成一體的世俗建制形式發展。

不管在印度或是穆斯林世界，傳統的法治都未捱過現代化的衝擊，而在穆斯林世界，它所帶來的結果特別悲慘。在印度，由華倫．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領導的東印度公司管轄區，一七七二年決定對印度教徒施行法論，對穆斯林施行伊斯蘭教法，對其他所有子民施行某種版本的英格蘭「正義、衡平、良心」（Justice, Equity, and Good Conscience）原則。

施行「印度教」法律時，英國人完全誤解了法律在印度社會裡的角色。他們認為法論等同於歐洲的教會法規，也就是認為那是已編為明文法典、一體適用於所有印度教徒、有別於世俗法律的宗教法。在歐洲，如我們先前所提過的，經過一段漫長的發展，教會法規已演變為這樣的法律，但印度法律從未經歷過類似的演變。印度法律比較可能是一套活的、不斷在演變的規則，而非以文本為基礎的法律，且這些規則受班智達監督，視客觀環境運用於印度不同地區。

統治印度的英國人，受阻於梵文能力有限等諸多因素，未能切實了解該地。英國人把班智達當成精研法論的專家來運用，但不信任他們，隨著更多梵文典籍轉譯為英文，英國人開始想辦法繞過他們。一八六四年英國人完全不再運用班智達，改用想自行解釋傳統印度教法律的英國法官（在印度的穆斯林社會，也發生類似的停用伊斯蘭教法的事），作為活傳統的傳統印度教法律隨之瓦解。印度共和國成立後，傳統印度教法律得到復興，但那時候，此傳統的延續性已被打斷。

在穆斯林的法治傳統裡，則發生更為澈底的斷裂。奧圖曼政府於一八六九至一八七六年命人編成民法典《梅塞勒》（Mecelle），想仿照英國人對印度法律的改革方式進行改革。此一改革的目的在將伊斯蘭教法編集成典，將它系統化為條理分明的一套法律，實質上就是和一一四○年格拉提安處理教會法規的目的沒有兩樣。

在這過程中，奧圖曼人削弱了烏里瑪的傳統社會角色，因為法官在澈底法典化的法律體系裡的角色，大不同於在較無組織之法律體系裡的角色，且不如後一角色重要。一八七七年的奧圖曼憲法把伊斯蘭教法貶為數種法律裡的其中一種，拿掉其先前作為賦予整個政治統治正當性的基準架構角色。傳統的學者階層，漸漸被受過西方法律訓練的法官取代。

隨著凱末爾的崛起和一次大戰後土耳其共和國的建立，哈里發一職遭廢，世俗民族主義取代伊斯蘭，成為土耳其國的基礎。阿拉伯人從未認為《梅塞勒》法典具有完全的正當性，隨著奧圖曼運動與青年土耳其運動的展開，阿拉伯人發展出愈來愈不同於土耳其人的認同感。獨立之後，阿拉伯人發覺自己夾處在遭截頭去尾的傳統伊斯蘭教法體系，和殖民強權帶給他們的西方法律體系之間。

在脫離殖民地身分，獨立建國之後，印度人與阿拉伯人走上彼此大不相同的兩條路。印度共和國建立憲政，使行政權威受到法律和議會選舉的雙重限制。獨立後的印度法律一直不怎麼稱頭；那是現代法律與傳統法律拼湊而成，以過度講究程序和拖沓而惡名在外。但那至少是法律，摒除一九七○年代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宣布進入緊急狀態的短暫例外，印度領袖始終願意在其約束範圍內運作。

阿拉伯世界則走上大不相同的另一條路。英、法、義這三個殖民政權，在埃及、利亞比、敘利亞、伊拉克諸國策立的傳統君主，迅即遭世俗民族主義軍官取代，而這些軍官接著將權威集中於不受議會，也不受法院限制的強有力行政部門。在這些政權裡，烏里瑪的傳統角色都遭廢除，代之以完全由行政部門制訂的「現代化」法律。

唯一的例外是沙烏地阿拉伯。該國未遭殖民，維持一個非基本教義派的政權，且有瓦哈比派宗教領袖集團與該政權的行政權威相抗衡。這些行政權掛帥的阿拉伯政權，有許多變成既未能促成經濟成長，也未能讓人民享有個人自由的高壓獨裁政權。

法學者諾亞．費爾德曼（Noah Feldman）主張，伊斯蘭主義在二十一世紀初的興起，和整個阿拉伯世界要求恢復伊斯蘭教法的普遍呼聲，反映了對該地區當今政權無法無天的獨裁統治的嚴重不滿，以及對行政權受到真正尊重法律之心態約束時代的懷念。他認為不該只是把要求恢復伊斯蘭教法的主張，視為欲倒退回中世紀伊斯蘭的反動想法，而應視之為欲建立較平衡政權的希求，而在這種政權裡，政治權力會願意在可預測的規則裡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