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化之前,「法治」就存在於中古歐洲、中東、印度,但為何在西歐發展特別強固?

在現代化之前,「法治」就存在於中古歐洲、中東、印度,但為何在西歐發展特別強固?
Photo Credit: James William Edmund Doyle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國家的建造使政治權力集中,而法治限制政治權力。光是這原因,法治的發展就會受到政治力的掣肘。

文: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在印度和伊斯蘭,法治為何未能捱過與西方接觸的衝擊

在這兩個地方,都有一個受宗教權威保護的傳統成文法,和由宗教法官(印度的班智達、穆斯林地區的卡迪)在千百年歲月裡所創造,以判例形式流傳下來的一套複雜判例法。在這兩個地方,宗教法是正義的最根本來源;政治統治者只獲授權去執行該法律,或只是獲委派為負責執行該法律的代理人,至少在理論上是如此。

在這方面,印度、中東兩地與基督教歐洲近似的程度,大於這三地區的其中任何一個近似中國的程度。印度、中東兩地不同於歐洲之處,在於他們的宗教領導集團未從政治秩序抽身。印度從沒有婆羅門教皇之類的角色,而在穆斯林地區,雖有哈里發,但在倭馬亞王朝之後,哈里發大體上已是穆斯林地區最有權勢的政治統治者的俘虜。

兩地的宗教領導集團都未能獨立於政府之外,因而都未能把自己塑造為對內部核心班子,和人員升遷有自主控制權的階層化現代官僚組織。而沒有獨立自主地位,宗教-法律領導集團就很難有力約束國家。宗教領導集團仍與國家犬牙交錯,因此國家本身無法以自成一體的世俗建制形式發展。

不管在印度或是穆斯林世界,傳統的法治都未捱過現代化的衝擊,而在穆斯林世界,它所帶來的結果特別悲慘。在印度,由華倫.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領導的東印度公司管轄區,一七七二年決定對印度教徒施行法論,對穆斯林施行伊斯蘭教法,對其他所有子民施行某種版本的英格蘭「正義、衡平、良心」(Justice, Equity, and Good Conscience)原則。

施行「印度教」法律時,英國人完全誤解了法律在印度社會裡的角色。他們認為法論等同於歐洲的教會法規,也就是認為那是已編為明文法典、一體適用於所有印度教徒、有別於世俗法律的宗教法。在歐洲,如我們先前所提過的,經過一段漫長的發展,教會法規已演變為這樣的法律,但印度法律從未經歷過類似的演變。印度法律比較可能是一套活的、不斷在演變的規則,而非以文本為基礎的法律,且這些規則受班智達監督,視客觀環境運用於印度不同地區。

統治印度的英國人,受阻於梵文能力有限等諸多因素,未能切實了解該地。英國人把班智達當成精研法論的專家來運用,但不信任他們,隨著更多梵文典籍轉譯為英文,英國人開始想辦法繞過他們。一八六四年英國人完全不再運用班智達,改用想自行解釋傳統印度教法律的英國法官(在印度的穆斯林社會,也發生類似的停用伊斯蘭教法的事),作為活傳統的傳統印度教法律隨之瓦解。印度共和國成立後,傳統印度教法律得到復興,但那時候,此傳統的延續性已被打斷。

在穆斯林的法治傳統裡,則發生更為澈底的斷裂。奧圖曼政府於一八六九至一八七六年命人編成民法典《梅塞勒》(Mecelle),想仿照英國人對印度法律的改革方式進行改革。此一改革的目的在將伊斯蘭教法編集成典,將它系統化為條理分明的一套法律,實質上就是和一一四○年格拉提安處理教會法規的目的沒有兩樣。

在這過程中,奧圖曼人削弱了烏里瑪的傳統社會角色,因為法官在澈底法典化的法律體系裡的角色,大不同於在較無組織之法律體系裡的角色,且不如後一角色重要。一八七七年的奧圖曼憲法把伊斯蘭教法貶為數種法律裡的其中一種,拿掉其先前作為賦予整個政治統治正當性的基準架構角色。傳統的學者階層,漸漸被受過西方法律訓練的法官取代。

隨著凱末爾的崛起和一次大戰後土耳其共和國的建立,哈里發一職遭廢,世俗民族主義取代伊斯蘭,成為土耳其國的基礎。阿拉伯人從未認為《梅塞勒》法典具有完全的正當性,隨著奧圖曼運動與青年土耳其運動的展開,阿拉伯人發展出愈來愈不同於土耳其人的認同感。獨立之後,阿拉伯人發覺自己夾處在遭截頭去尾的傳統伊斯蘭教法體系,和殖民強權帶給他們的西方法律體系之間。

在脫離殖民地身分,獨立建國之後,印度人與阿拉伯人走上彼此大不相同的兩條路。印度共和國建立憲政,使行政權威受到法律和議會選舉的雙重限制。獨立後的印度法律一直不怎麼稱頭;那是現代法律與傳統法律拼湊而成,以過度講究程序和拖沓而惡名在外。但那至少是法律,摒除一九七○年代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宣布進入緊急狀態的短暫例外,印度領袖始終願意在其約束範圍內運作。

阿拉伯世界則走上大不相同的另一條路。英、法、義這三個殖民政權,在埃及、利亞比、敘利亞、伊拉克諸國策立的傳統君主,迅即遭世俗民族主義軍官取代,而這些軍官接著將權威集中於不受議會,也不受法院限制的強有力行政部門。在這些政權裡,烏里瑪的傳統角色都遭廢除,代之以完全由行政部門制訂的「現代化」法律。

唯一的例外是沙烏地阿拉伯。該國未遭殖民,維持一個非基本教義派的政權,且有瓦哈比派宗教領袖集團與該政權的行政權威相抗衡。這些行政權掛帥的阿拉伯政權,有許多變成既未能促成經濟成長,也未能讓人民享有個人自由的高壓獨裁政權。

法學者諾亞.費爾德曼(Noah Feldman)主張,伊斯蘭主義在二十一世紀初的興起,和整個阿拉伯世界要求恢復伊斯蘭教法的普遍呼聲,反映了對該地區當今政權無法無天的獨裁統治的嚴重不滿,以及對行政權受到真正尊重法律之心態約束時代的懷念。他認為不該只是把要求恢復伊斯蘭教法的主張,視為欲倒退回中世紀伊斯蘭的反動想法,而應視之為欲建立較平衡政權的希求,而在這種政權裡,政治權力會願意在可預測的規則裡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