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化之前，「法治」就存在於中古歐洲、中東、印度，但為何在西歐發展特別強固？

文：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在印度和伊斯蘭，法治為何未能捱過與西方接觸的衝擊

在這兩個地方，都有一個受宗教權威保護的傳統成文法，和由宗教法官（印度的班智達、穆斯林地區的卡迪）在千百年歲月裡所創造，以判例形式流傳下來的一套複雜判例法。在這兩個地方，宗教法是正義的最根本來源；政治統治者只獲授權去執行該法律，或只是獲委派為負責執行該法律的代理人，至少在理論上是如此。

在這方面，印度、中東兩地與基督教歐洲近似的程度，大於這三地區的其中任何一個近似中國的程度。印度、中東兩地不同於歐洲之處，在於他們的宗教領導集團未從政治秩序抽身。印度從沒有婆羅門教皇之類的角色，而在穆斯林地區，雖有哈里發，但在倭馬亞王朝之後，哈里發大體上已是穆斯林地區最有權勢的政治統治者的俘虜。

兩地的宗教領導集團都未能獨立於政府之外，因而都未能把自己塑造為對內部核心班子，和人員升遷有自主控制權的階層化現代官僚組織。而沒有獨立自主地位，宗教－法律領導集團就很難有力約束國家。宗教領導集團仍與國家犬牙交錯，因此國家本身無法以自成一體的世俗建制形式發展。

不管在印度或是穆斯林世界，傳統的法治都未捱過現代化的衝擊，而在穆斯林世界，它所帶來的結果特別悲慘。在印度，由華倫．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領導的東印度公司管轄區，一七七二年決定對印度教徒施行法論，對穆斯林施行伊斯蘭教法，對其他所有子民施行某種版本的英格蘭「正義、衡平、良心」（Justice, Equity, and Good Conscience）原則。

施行「印度教」法律時，英國人完全誤解了法律在印度社會裡的角色。他們認為法論等同於歐洲的教會法規，也就是認為那是已編為明文法典、一體適用於所有印度教徒、有別於世俗法律的宗教法。在歐洲，如我們先前所提過的，經過一段漫長的發展，教會法規已演變為這樣的法律，但印度法律從未經歷過類似的演變。印度法律比較可能是一套活的、不斷在演變的規則，而非以文本為基礎的法律，且這些規則受班智達監督，視客觀環境運用於印度不同地區。

統治印度的英國人，受阻於梵文能力有限等諸多因素，未能切實了解該地。英國人把班智達當成精研法論的專家來運用，但不信任他們，隨著更多梵文典籍轉譯為英文，英國人開始想辦法繞過他們。一八六四年英國人完全不再運用班智達，改用想自行解釋傳統印度教法律的英國法官（在印度的穆斯林社會，也發生類似的停用伊斯蘭教法的事），作為活傳統的傳統印度教法律隨之瓦解。印度共和國成立後，傳統印度教法律得到復興，但那時候，此傳統的延續性已被打斷。

在穆斯林的法治傳統裡，則發生更為澈底的斷裂。奧圖曼政府於一八六九至一八七六年命人編成民法典《梅塞勒》（Mecelle），想仿照英國人對印度法律的改革方式進行改革。此一改革的目的在將伊斯蘭教法編集成典，將它系統化為條理分明的一套法律，實質上就是和一一四○年格拉提安處理教會法規的目的沒有兩樣。

在這過程中，奧圖曼人削弱了烏里瑪的傳統社會角色，因為法官在澈底法典化的法律體系裡的角色，大不同於在較無組織之法律體系裡的角色，且不如後一角色重要。一八七七年的奧圖曼憲法把伊斯蘭教法貶為數種法律裡的其中一種，拿掉其先前作為賦予整個政治統治正當性的基準架構角色。傳統的學者階層，漸漸被受過西方法律訓練的法官取代。

隨著凱末爾的崛起和一次大戰後土耳其共和國的建立，哈里發一職遭廢，世俗民族主義取代伊斯蘭，成為土耳其國的基礎。阿拉伯人從未認為《梅塞勒》法典具有完全的正當性，隨著奧圖曼運動與青年土耳其運動的展開，阿拉伯人發展出愈來愈不同於土耳其人的認同感。獨立之後，阿拉伯人發覺自己夾處在遭截頭去尾的傳統伊斯蘭教法體系，和殖民強權帶給他們的西方法律體系之間。

在脫離殖民地身分，獨立建國之後，印度人與阿拉伯人走上彼此大不相同的兩條路。印度共和國建立憲政，使行政權威受到法律和議會選舉的雙重限制。獨立後的印度法律一直不怎麼稱頭；那是現代法律與傳統法律拼湊而成，以過度講究程序和拖沓而惡名在外。但那至少是法律，摒除一九七○年代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宣布進入緊急狀態的短暫例外，印度領袖始終願意在其約束範圍內運作。

阿拉伯世界則走上大不相同的另一條路。英、法、義這三個殖民政權，在埃及、利亞比、敘利亞、伊拉克諸國策立的傳統君主，迅即遭世俗民族主義軍官取代，而這些軍官接著將權威集中於不受議會，也不受法院限制的強有力行政部門。在這些政權裡，烏里瑪的傳統角色都遭廢除，代之以完全由行政部門制訂的「現代化」法律。

唯一的例外是沙烏地阿拉伯。該國未遭殖民，維持一個非基本教義派的政權，且有瓦哈比派宗教領袖集團與該政權的行政權威相抗衡。這些行政權掛帥的阿拉伯政權，有許多變成既未能促成經濟成長，也未能讓人民享有個人自由的高壓獨裁政權。

法學者諾亞．費爾德曼（Noah Feldman）主張，伊斯蘭主義在二十一世紀初的興起，和整個阿拉伯世界要求恢復伊斯蘭教法的普遍呼聲，反映了對該地區當今政權無法無天的獨裁統治的嚴重不滿，以及對行政權受到真正尊重法律之心態約束時代的懷念。他認為不該只是把要求恢復伊斯蘭教法的主張，視為欲倒退回中世紀伊斯蘭的反動想法，而應視之為欲建立較平衡政權的希求，而在這種政權裡，政治權力會願意在可預測的規則裡運作。

許多伊斯蘭主義政黨的黨名裡納入「正義」一詞，而一再索求「正義」這現象，反映的與其說要求社會平等，不如說是要求法律下的公平對待。未受到法治或可問責制度制衡的強有力現代國家，只是造就出更為完美的暴政。

現代伊斯蘭主義者能否打造出受法治限制的民主政權，是個得小心處理的問題。一九七九年革命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經驗，讓人無法對此樂觀。自十九世紀起，什葉派伊朗的神職階層化體系，始終比遜尼派世界裡存在的任何神職階層化體系，組織更為完善。這個由何梅尼領導的階層化體系，控制伊朗政府，將伊朗改造為由神職階層化體系控制國家機器的不折不扣神權統治國家。於是國家發展成神職獨裁政權，常常關押、殺害反對者，始終樂於扭曲法律以滿足自身目的。

理論上，伊朗共和國的一九七九年憲法，可以作為建立溫和、民主，受法律指導之國家的基礎。此一憲法允許在一位非民選最高領袖，和憲法監督委員會（Guardian Council）所作決定的限制下，舉行議會選舉、總統選舉，該監督委員會由數位身為真主之人間代表的高級神職人員組成。此一安排本身未必是「中世紀的」，即未必是前現代的（premodern）。

被馬克斯．韋伯認為是現代理性國家之典範的德國統一後憲法，其民選議會權力受到一非民選皇帝的限制。如果最高領袖或憲法監督委員會，把自己的角色單純界定為權力超大的傳統烏里瑪，具有類似最高法院的權力，可定期頒布由民選議會（Majlis）所通過的非伊斯蘭法律，那麼伊朗就可更合理的宣稱它在實行符合時代需求的新版伊斯蘭法治。

但一九七九年的憲法不只賦予最高領袖司法權，還賦予其龐大的行政權。他掌控伊斯蘭革命衛隊和準軍事部隊巴斯基（Basij）；他能主動出手，取消公職候選人的競選資格，且顯然能操縱選舉，以產生他所樂見的結果。就像俾斯麥憲法，或仿俾斯麥憲法制訂的日本明治憲法。這部伊朗憲法特別闢出一個領域，專門供神職階層化體系（而非皇帝），在其中行使行政權。一如在日本、德國所見，這些行政權易腐化，導致知識階層日益遭武裝部隊控制，而非憲法裡所明確主張的由知識階層控制武裝部隊。

國家的建造使政治權力集中，而法治限制政治權力。光是這原因，法治的發展就會受到政治力的掣肘，且會受到早期英格蘭國王或野心勃勃的教皇等人之干擾的政治利益，或受到要求恢復伊斯蘭教法的反對派伊斯蘭主義團體推動。歐洲法治的基礎建立於十二世紀，但靠後來幾百年政治鬥爭的結果，這基礎才終於穩固。接下來的法治發展過程，開始與可問責政府興起的過程合而為一，因為可問責政府的提倡者最初要求的，不是民主選舉，而是會遵守法律的行政部門。這段過程會在第二十七章再度探討。

為何法治在西歐較為強固

在中世紀歐洲、中東、印度等任何一個地區完成往現代化之前許久，法治就存在於這三地。在這三個社會裡，統治者都承認他們生活在非他們本人所創造的法律之下。但這會真正約束他們的行為到何種程度，不只取決於這一理論上的承認，還取決於以法律的制訂和執行為核心的制度性條件。在某些特定條件下，法律會對統治者有較大約束力：如果法律編集成權威性的法典；如果法律的內容由法律專家而非由政治權威來決定；如果法律受到獨立於政治階層體系之外的制度保護，有自己的資源和人事權。

法制在西歐建制化的程度，高於在中東或印度建制化的程度。這大概是歐洲發展史上的偶然條件所造成，而非隱而不顯的宗教觀念所致，因為東正教會從未經歷類似的發展。重要因素之一是歐洲境內權力的極端分散，給了教會反覆不定的極大空間。它導致一罕見的情況：不只在民主與可問責政府問世之前，而且在現代國家建造過程本身展開之前，法治就牢牢根植於歐洲社會。這明顯可見於建制化法律的所有層面。

• 編集成典

在印度，吠陀靠口頭傳述，且在相對較晚時才形諸文字，而與印度相反的是，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這三個一神教，都從很早時就建立在具權威性的聖典上。這三種宗教的教徒全是「有聖典之民族」。但只有在西歐，雜亂無章、令人糊塗的文字典籍、敕令、解釋、評注，才得到系統化的整理，成為條理清楚的整體。在穆斯林、印度教或東正教的傳統裡，沒有相當於《查士丁尼法典》或格拉提安《教會法匯要》的東西。

• 法律專門化

在這點上，基督教基本上和其他宗教沒有兩樣，因為這些宗教都產生一批法律專家來解釋、執行法律。但在西歐，法律教育成為定制的程度，和在先進大學體系裡發展的程度，大概高於其他地方。

• 機構之獨立性

按照杭亭頓的分類，獨立自主是建制發展的特點，而在西方，法律獨立自主的程度，遠高於其他地方。西方曾出現格列高里改革和主教敘任權衝突，而在此一衝突裡，教會統治集團與世俗統治者進行一場漫長的政治衝突，最後將該統治者逼和。在世界其他地方，未經歷這樣的改革和衝突。為這場衝突劃下句點的沃爾姆斯宗教協定，賦予教會獨立自主地位，且大大鼓勵教會發展自己的官僚組織和正式規則。

因此，就近代之前法治抑制世俗統治者權力的程度來說，在西歐，比在中東、印度或東正教會還要強得多。這對後來西歐境內自主建制的發展有重大影響。

在歐洲，在往現代性轉變期間，法治的正當性基礎有所改變，而法治就在該改變發生時倖存下來。這是一內部的、自然漸進發展過程的結果，因為宗教改革削弱了教會的權威，啟蒙運動的世俗觀念腐蝕了對宗教的信仰。以國王的權威、以民族，或以人為基礎的新主權理論，開始取代上帝的最高統治權，成為法律正當性的基礎。如許多觀察家所指出的，在西方，法治的存在比現代民主早了幾百年，因此得以在人民主權原則獲承認之前許久，就出現一個抑制行政權威的十八世紀法治國（Rechtsstaat）普魯士。

但到了十九世紀末期，民主理念已取得正當性，法律愈來愈被視為民主社群的實訂法。法治所產生的習慣，這時已深植於西方社會。就在法治的正當性基礎改變時，認為文明生活與法律密不可分的觀念、一龐大且自主的法律機構的存在、勃興之資本主義經濟的需求，全都起了強化法治的作用。

我一再強調，唯一不存在法治的主要世界性文明是中國。中國皇帝的確有本事實行暴政，例如以嚴酷的法家刑罰為基礎建立大一統國家的秦始皇。但帝制中國並不以統治的嚴酷而著稱。在中國，產權、課稅、國家主動改造傳統社會習慣的意願高低方面，國家遵守某些明確的限制。如果這些限制不是來自法律，那來自何處？作為成熟農業社會的中國，其統治方式是接下來兩章探討的主題。

書籍介紹

《政治秩序的起源（上卷）：從史前到法國大革命》，時報出版

作者： 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政治秩序的起源》是一本探討政治衰敗的過程，與政治建制的歷史起源之書。福山透過人類學、社會生物學、演化心理學、經濟學、政治學與國際關係等跨學科研究，以政治發展三元素：國家建造、法治與可問責政府，從人類的靈長目祖先黑猩猩談起，依次講述人類部落社會的出現，第一個現代國家在中國的形成，法治在印度和中東的開始，直到法國大革命前夕，可問責政府在歐洲的發展，力圖建立一個理解政治制度演化的宏大框架。在紛亂、迷惘的當代台彎政治，此書無疑是一劑強心針！

時報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