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稱擁有正當統治權的國王,只是「定居的土匪」——但明朝滅亡的原因竟是不夠「土匪」?

宣稱擁有正當統治權的國王,只是「定居的土匪」——但明朝滅亡的原因竟是不夠「土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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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不管明朝時中國統治者的權力受到哪種約束,那些約束都不是建立在法律上。中國皇權真正受到的約束是別種約束,且基本上分成三種。

戶部人力嚴重不足,無法控制這體系,甚至弄不清楚這體系。明朝把地籍調查視為土地稅的基礎,但明初時地籍調查不澈底,後來也未隨時代更新,因而隨著人口成長、所有權的更動,乃至地貌改變(例如沒入水中的土地或人造新生地),基本的人口紀錄很快就過時得毫無用處。中國人,一如其他民族,極精於對收稅員隱藏資產,極精於從事形同洗錢的勾當。

皇帝所擁有的課稅、充公大權,往往也是可視情況需要束諸高閣的東西。王朝初期,皇帝鞏固權力,與前敵人算舊帳時,這大權可派上用場。但隨著時日推移,皇帝發覺往往需要那些菁英的配合,於是大幅調降他先前大肆沒收財產的那個領域裡的稅率。

行政能力的付諸闕如,不只在供給面限制了稅收;不同皇帝所要求的稅收數額也受到限制。奧爾森假設,凡是統治者都會想追求稅收的最大化,而這假設反映了現代經濟的一個共同假設,即最大化是人類行為共有的特色。但這是把現代價值套用在未必認同那些價值的社會上,犯了時空錯置的毛病。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是個儉樸自持的獨裁者,裁減中央政府的人事,避免對外用兵;在他治下,穀倉滿溢。

繼承他皇位的明成祖(西元一三六○至一四二四年),則不是這樣的人。他大興土木,開鑿運河,修建宮殿。派三寶太監鄭和(西元一三七一至一四三五年)遠航的皇帝也是成祖。鄭和率領龐大船隊下西洋,最遠及於非洲,且有可能抵達比非洲更遠的地方。明成祖時的開支比明太祖時多了一至兩倍。附加稅和徭役相應提高,導致帝國各地爆發抗稅暴動,民心不滿。

於是,從第三位皇帝起,稅率降到較接近明太祖時的水平,且對不滿的士大夫階層做出其他政治讓步。明朝期間的土地稅,有許多時候定在只有總產量的百分之五,比其他農業社會的土地稅低許多。

中國皇帝,一如其他近代以前之社會的統治者,常表現出經濟學家赫伯特.賽蒙(Herbert Simon)所謂的「追求滿足」(satisficing)而非追求最大化(maximizing)的行為。也就是說,在沒有迫切需要增加稅收的情況下(例如不需為戰爭籌措軍費時),他們往往樂於讓人民休養生息,只徵收足以滿足統治者正常需求的稅收。真正亟思有番作為的皇帝,可能決意追求最大化,且有些皇帝,例如成祖,就這麼做,但認為凡是獨裁政治領袖都自然會追求最大化這看法,顯然並非事實。

中國皇權所受的第三個限制,遠不只侷限於稅務、財政政策,而是授權的需求。凡是大型組織,不管是政府還是私人企業,都得分授權力,而一旦這麼做,位居行階層化級體系最頂端的「領導人」,就失去相當程度對組織的掌控。授權對象可能是編預算官員或軍事後勤人員等功能性專家,也可能是地區,可能是省級、州級、市級、地方級的當局。沒有統治者有足夠的時間或知識來總攬國內所有重要決策,因而這些授權乃是勢所必然。

但授予權威,也就授予權力。獲授予權力的代理人,在知識上享有高於授權者的專精。這知識可能是掌理專門部會或機構所不可少的技術性知識,或嫻熟某地區之特定情況的在地知識。因為這個理由,赫伯特.賽蒙之類組織專家主張,在大型官僚組織裡,權威不只從上而下流動,且還往往由下往上流動。

這問題所帶給中國皇帝的困擾,和現代總統、總理所感受到的差不多,即官僚組織的反應遲鈍和有時公然的反抗。部級大臣反對他們主子所提的政策,或陽奉陰違不予落實。中國統治者的確擁有現代行政首長所沒有的某些工具:他們能令大臣,甚至最資深大臣,褪下褲子,施予廷杖,或恣意將他們下獄或處死。但用這種強制性辦法來解決此一委託人/代理人問題,並未解決隱而未顯的資訊問題。官僚往往因為較了解帝國的真實情況,而不照皇帝的意思行事;且有時背著皇帝搞自己的。

要治理中國般的大國,就得把權威授予地方當局,但這些地方當局會濫權枉法,會貪汙腐化,乃至謀反。正常的行政階層化體系不足以解決這問題,因為命令由上往下傳,資訊未必由下往上回報。再怎麼獨裁的皇帝,若不知道有濫權枉法的事,也無法整飭偏差官員。

在近代以前的中國,有人在比較「封建」、「郡縣」兩種治理制度的利弊時,探討了皇權所受的此一限制。在此,中文的「封建」一詞完全不含歐洲封建制度的複雜意涵,而只意味著權威下放,與把地方官員視為中央政府代理人的郡縣制處於對立面。據明朝學者顧炎武(西元一六一三至一六八二年)的〈郡縣論〉:

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古之聖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國。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內為我郡縣猶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條文簿日多於一日,而又設之監司,設之督撫,以為如此,守令不得以殘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凜凜焉救過之不給,以得代為幸,而無肯為其民興一日之利者,民烏得而不窮,國烏得而不弱?

為解決行政階層化體系反應遲鈍這問題,中國統治者想出的典型辦法,乃是疊床架屋,在這行政體系之上,加上一個與之平行,由完全不受正規政府體系管轄的偵刺者、告密者,構成的網絡型組織。這說明了宦官為何在明朝政局扮演那麼吃重的角色。與正規官員不同的是,宦官可直達天聽,往往比正規官員更受皇帝信任。因此,皇帝派他們出去偵刺不法,整飭正規階層化體系。明末時,與內廷有關的宦官據估計達十萬人。

一四二○年起,皇帝成立名叫東廠的秘密警察組織,由司禮監太監統領,後來東廠成為「極權恐怖主義機關」。但皇帝發覺他管不住宦官。雖然設了內正司來懲治不法宦官,宦官仍掌理朝政,發動政變,陰謀推翻皇帝。明朝政治制度不具備面對百姓的問責機制,也就是說沒有地方選舉或獨立媒體來防止官員腐化。因此,皇帝得在既有的由上而下集權式控制體系上,加上另一個一樣的控制體系。儘管如此,皇帝仍無法牢牢掌控他的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