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稱擁有正當統治權的國王,只是「定居的土匪」——但明朝滅亡的原因竟是不夠「土匪」?

宣稱擁有正當統治權的國王,只是「定居的土匪」——但明朝滅亡的原因竟是不夠「土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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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不管明朝時中國統治者的權力受到哪種約束,那些約束都不是建立在法律上。中國皇權真正受到的約束是別種約束,且基本上分成三種。

文: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在某篇具影響力的文章裡,經濟學家曼瑟爾.奧爾森(Mancur Olson)提出一個簡單的政治發展模型。世界最初由「流動的土匪」統治,二十世紀初期割據中國的軍閥,或二十一世紀初盤據阿富汗、索馬利亞境內的軍閥,都屬於這類統治者。

這些土匪掠奪性十足,竭盡所能致力於從居民身上刮取資源,且往往不久就轉到別處,以便找新的獵物下手。一段時間後,會有某個土匪的實力強過其他土匪,稱霸該社會:「這些以暴力為手段的創業家,當然不會叫自己是土匪,反倒還替自己和自己後代封了崇高的稱號,有時甚至聲稱神授予他們統治權利。」

換句話說,宣稱擁有正當統治權的國王,只是個「定居的土匪」,其動機和他所取代的「流動的土匪」沒有兩樣。但定居土匪理解到,如果他揚棄短期的掠奪,代之以提供穩定、秩序等公共財給他的社會,從而使社會更富裕,長遠來看能從社會課到較多的稅,那麼他會更富有。

從被統治者的觀點來看,這代表流動土匪的進步。但「促使流動土匪定下來,提供治理給他子民的那個理性私利考量,同樣也使他從社會抽取到最大量資源,納入自己口袋。他會利用他所獨占的強制性權力,抽取最大量的稅和其他資源。」

奧爾森接著假設,在某個稅率下,定居土匪能抽取到最多的稅,那個稅率相當於微觀經濟裡壟斷者的價格。如果稅率調高到超過這個上限,生產誘因就遭削弱,總稅收隨之下跌。奧爾森主張,獨裁統治者必然將稅率定在那個可獲致最大稅收的水平,但民主政權得拉攏受課稅衝擊最大的「中間選民」,因此稅率定得比獨裁統治者還低。

奧爾森把統治者視為定居的土匪,這些土匪會竭盡所能從社會抽稅,除非受阻於政治因素而無法這麼做。這種對政府運作方式的看法,對人性有所懷疑,卻合某些人的意。經濟學家努力欲將他們的理性掛帥、追求最大效益的行為模型,擴大運用於政治領域,努力欲將政治界定為只是經濟的延伸,而上述的奧爾森觀點正符合經濟學家的需求。奧爾森的觀點也和美國政治文化的反國家主義傳統(始終對政府和課稅深懷疑慮的傳統)相一致,而且這觀點提供了一個簡要明確的政治經濟、政治發展預測模型,這模型已在晚近得到其他社會科學家予以拓展。

奧爾森的理論只有一個缺陷,就是與事實不合。傳統農業社會的統治者,其向人民施加的稅率,往往與奧爾森所假定之最大可能稅率有一段距離。由於收入、稅收方面的歷史資料貧乏,要估算出未完全貨幣化的社會的最大可能稅率,當然極為困難。但我們知道,近代以前的統治者,為支應軍費之類的特定開支,往往大幅調高稅率,而一旦緊急狀態解除,迅即降低稅率。只有在某些時候,統治者才將社會推向會帶來反效果的斷裂點,而通常是在王朝末年情況危急時,才出此下策。在正常時期,統治者所定的稅率想必低於最大可能水平。

欲說明奧爾森模型的缺陷,最好的例子就是中國明朝。今日學界普遍同意,當時中國的稅率低於理論上可定的最大稅率,且還低於提供最基本的公共財(例如國防)以便維持社會順利運行所不可或缺的稅率。中國明朝如此,其他農業社會,例如奧圖曼帝國和歐洲境內諸君主國,也是如此。為何這些傳統政權鮮少以最大可能的稅率向子民課稅?我們可建構一個新理論來說明。

皇帝不只是在稅務上未將其手中的權力發揮到理論上可能的程度,武后之類的專制統治時而發生,但那並非持續不斷的現象。有許多中國統治者對其子民表現出或許可稱之為寬厚或寬容的行為,亦即表現出儒家所謂的「仁」。中國有漫長的抗稅歷史,強而有力的儒家傳統,主張重稅代表國家的失德。《詩經》裡有如下詩句:

碩鼠碩鼠,
無食我黍!
三歲貫女,
莫我肯顧。
逝將去女,
適彼樂土。
樂土樂土,
爰得我所。

不管明朝時中國統治者的權力受到哪種約束,那些約束都不是建立在法律上。如在武后的事蹟裡所看到的,中國的統治者想調高稅率時不必像歐洲的君主那樣得徵求最高法院(sovereign court)或議會的同意。他們不只可以靠一紙行政命令恣意制訂稅率,還可任意沒收財產。近代法國、西班牙的「專制主義」君主,碰到有權有勢的菁英反對時,得小心翼翼行事(見第二十三、 二十四章)。與他們不同的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逕自沒收國內最大地主的土地。據說他清算了「無數」有錢人家,特別是他認為反對他最厲害的江南地區的有錢人家。

中國皇權真正受到的約束是別種約束,且基本上分成三種。第一種是缺乏執行命令的行政能力,特別是抽取重稅的行政能力。明初時中國就已是個大國,一三六八年有人口六千多萬,十七世紀時成長到一億三千八百萬。要在如此遼闊的地域收稅,絕非易事。十四世紀時,流通的金錢非常少,因此,據稱中國每個居民都得繳交的田賦,乃以實物徵收。上繳的實物通常是穀物,但也可以用絲、棉、木材等商品繳納。

當時中國沒有統一的貨幣體系來記錄上繳的實物,或將它們轉為同一種計量單位。有許多上繳的實物在當地消耗掉(也就是「編入預算用掉」);還有些得循著行政體系層層往上運到各級穀倉,最後運到京城(最初是南京,後來是北京)。納稅人得支付將實物運到政府手裡的費用,而這個額外的費用往往超過所運送貨物的價值。地方、中央的稅收、預算編列沒有明確區隔。有位學者將這一體系比擬為老式的電話交換機:電線從不同的孔裡伸出,插進別的孔裡,構成令人眼花撩亂的複雜線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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