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岸「自然」的都市化與資產化:水岸仍是多重價值的爭戰之地,而非親水的祥和天堂

河岸「自然」的都市化與資產化:水岸仍是多重價值的爭戰之地,而非親水的祥和天堂
Photo Credit: Nisa yeh @ Flickr CC By SA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以台北都會區淡水河系為例,我們可以概述河岸自然治理邏輯遞變,體現為水岸都市化與資產化的過程。

文:王志弘(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1990年代晚期以來,台灣主要城市紛紛致力於水岸再開發。過去因為防洪築堤而地處邊緣的水岸,逐漸轉變為具有遊憩、觀光、生態保育等功能的城市休憩的新核心。髒污、惡臭、偏僻的河岸,經過截流淨化、景觀美化,設置運動設施、步道、自行車道與講求造型的人行橋梁、水鳥與紅樹林保育區,以及具備污水處理功效的人工濕地,創造出大量線型開放空間。水岸再造不僅提升城市意象,服膺永續發展潮流,還掀起標榜水岸景觀的高價住宅興建熱潮。

然而,誠如民主體制中形式平等的公民資格,資本主義下的人群差異處境曖昧並存,看似包容而免費近用的堤外公共水岸發展,也有一段排除特定人群與事物的歷史。水岸利用和景觀重塑的過程,不僅透露都市治理模式的轉變,顯示國家與市民社會各種不同力量的協商角力,也反映人水關係的變遷。

在河邊(不)可以做什麼?河岸地景的治理網羅

河濱綠地同市區公園一樣,有許多禁止事項,如不得拋棄垃圾、游泳、捕魚、曬衣、擅自種植蔬果花木、擺放桌椅、塗鴉、攜帶未適當防護的牲畜、販售物品、賭博、妨害風化、毀損設施,以及擅自營火野炊、燃放鞭炮等。不過,露營、烤肉、燃放煙火及釣魚等活動,官方另外規定了開放場地與時段,甚至設置了幾處塗鴉專區。無論民眾是否遵從,這些規定不僅彰顯公共空間充斥著規訓,更透露了特定使用方式,也就是都市中產白領生活風格逐漸佔了上風。

1990年代以前,台北市尚未以自行車道串接,零星分布的社區型河濱公園,多為周邊居民的私房去處,布置著攤棚桌椅。不同於晚近強調視覺效果的高聳鋼骨斜張橋底,幾乎是一片空曠,傳統鋼筋混凝土橋樑下方,往往是民眾跳舞、運動、下棋、擺攤的處所。滿眼翠綠的草地及蜿蜒其間的單車道,過去除了堆置廢土雜物,更是連綿的菜園與簡易農舍,撐持起家戶生計。為了疏導洪氾而闢建的二重疏洪道內,1980年代一度以飆車、夜市及萬善同大家樂明牌聞名,現在則是官方口中嘗試媲美紐約中央公園的大台北都會公園(王志弘、林純秀,2013)。

更早的1960至1970年代,淡水河系各溪流堤防尚未全面築造或改善加高以前,河岸可能遍布竹林、豬舍、菜園和屋舍,水濱是洗衣與取水處;兒童在尚未疏濬深挖的淺灘戲水(而非只能遠觀、不能近水的視覺化親水),追逐青蛙、蜻蜓和螢火蟲,這些景象在水岸轉型中,幾乎消失殆盡。都市水岸的變貌不僅被納入空間治理規範,也是社會發展、生活方式與人水關係重塑的歷程。河岸「自然」治理的演變,範定了水濱活動的可能型態與樣貌(圖1)。

圖1:由上而下,分別是1960年代尚未築堤前的典型水岸地景;1980年代高堤阻隔、高架橋與快速道路橫亙的河濱;以及晚近遊憩與保育導向的理想景觀(蕭瑋珊繪製)。

圖1:由上而下,分別是1960年代尚未築堤前的典型水岸地景;1980年代高堤阻隔、高架橋與快速道路橫亙的河濱;以及晚近遊憩與保育導向的理想景觀(蕭瑋珊繪製)。

從治水到親水:河岸「自然」的都市化與資產化

以台北都會區淡水河系為例,我們可以概述河岸自然治理邏輯遞變,體現為水岸都市化與資產化的過程。

首先,清領漢人拓墾至日治初期,基於商業化農墾需求而設的水岸渡口、灌溉渠道與取水口,以及簡易護堤,構成農耕社會的河岸地景;這時候的水岸是順勢而為的利用下,人水親近的生活場所,也是氾濫成災的威脅源頭。

其次,日治中期至戰後1980年代,隨著城市擴張,現代技術主導的堤防、自來水設施、發電廠、水壩、抽水站與排水溝渠等,以及沿河岸建立的高架公路,構成都市化的水岸;但是,挾著人定勝天信念而控制河岸的同時,也將它塑造為人水疏離的邊緣恐懼地景。

最後,1980年代晚期以降,結合景觀設計和環境主義論述,逐漸展開了水岸的遊憩化與保育化;在以土地開發引導都市發展的再生政策下,水岸成為激勵觀光與房地產開發的綠色景觀。先前因都市化而擠向邊緣的水岸,被賦予遊憩化、保育化與景觀化的三重資產價值(圖2)。

圖2:河岸治理轉型、水岸意義轉變與吸納/排除效果(資料來源:王志弘、黃若慈、李涵茹,2014)

圖2:河岸治理轉型、水岸意義轉變與吸納/排除效果(資料來源:王志弘、黃若慈、李涵茹,2014)

不過,河流和水岸變遷並非純真的自然遭受人類社會破壞,晚近才得以復育的興衰故事。相反,自然與人類相互構成,人類的利用厚生改變自然樣貌與意義,但自然的水流氾濫、沖積和動植物特性,也在各種人類行動與意圖下,發揮了一定引導作用。

例如2004年,一位兒童在五股溼地發現世界自然保育聯盟(IUCN)歸類為近危物種的「四斑細蟌」,全球僅在台灣、日本及香港少數地點分佈(荒野保護協會,2010)。在保育理念盛行,人類日益關注罕見生物的情形下,原本受開發汙染威脅的五股溼地於焉更獲重視,納入國家級重要濕地名單。

國家與市民社會不同力量的差異關係

上述三個水岸治理階段,多少體現了依序開展的三種國家與社會關係。國家的性質,從消極治理的帝國邊省政府,轉變為日本殖民和國民黨威權主義下的強勢國家,以迄1980年代晚期之後多元彈性治理的協商式國家。

農墾社會中,清帝國邊陲治理的粗疏消極,恰與地方社會中,紳商地主積極投入水利建設形成對比;移民集結勞力、資金開鑿埤塘水渠,解決灌溉難題以推進農業,官府僅核可公告和頒發牌照。日治時期到戰後1980年代,總督府殖民體制和國民政府威權政體下的技術官僚,凌駕於退縮順服的民間社會,國家通過強勢作為,徵用水利資源、控制洪氾,社會大致只能消極配合,接受沿岸房舍拆遷等安排,但偶見因拆遷補償而引發的爭議。1980年代隨著環境意識高漲及河岸遊憩化,國家更以環保與美化的正當名義,陸續清除了砂石場、養豬戶和其他違法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