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府不應該過度專制地強迫人民接受政策」— 前核安會委員陳慧慈教授談核四

「民主政府不應該過度專制地強迫人民接受政策」— 前核安會委員陳慧慈教授談核四

作者:TEDxNCU團隊

關於核四的問題,相信民眾們都亟欲再次釐清。TEDxNCU專欄團隊近期採訪中大土木系的陳慧慈教授,其曾任核能安全監督委員會委員,有親查核廠區的經歷;另外,教授以地震工程見長,相信能為民眾在專業上提供一些建言。

陳慧慈 教授

本篇採訪皆為陳教授的談話內容,教授先由「工程面」切入,釐清一些社會迷思與盲點,並點出核四廠的問題;再以多年來的經驗,對於人們與政府應該如何面對政策議題,提出建議。

(以下為第一人稱撰寫)

其實,核安會只是進行觀察、分析和給予建議的單位,真正做「監督決策」的是原子能委員會;真正執行的單位是台灣電力公司。另外,我研究的是地震工程,被邀請進入核安會也是以地震工程的專業,所以在「台灣真的缺不缺電」、「台灣到底該不該使用核電」這方面只能提供淺薄地想法,無法給予專業的回答。(老師於2012年辭退核安會委員)

核四廠復工後的歷程

2001~2005 準備期
2006~2008 再啟動期
2009~2013 工程高峰期

復工後的前大半段,雖有在動工,但陳水扁總統執政時期,對於核四的態度是消極的,要錢沒錢、要人沒人,因此建造上非常緩慢,就連我也會為當時建造的施工方抱屈。馬英九總統執政後,由於政策的改變,要趕工的就工期展延、要預算的就撥預算、人手不夠的就加派,整個工程開始積極進行。

造飛機

其實核四廠問題可以用飛機來比喻:核一、核二、核三就像是華航和波音公司買飛機,整架飛機由設計、採購、構裝、測試……都由波音公司負責;核四廠的情況則像華航自己買零件、自己設計、監造,重點是華航本身並沒有製造飛機的經驗。從這個比喻可以看出核四廠與其他三廠的不同。

核一、核二、核三由美國核能公司及工程顧問公司負責;核四則是由台電結合經驗薄弱的石威顧問公司共同設計。奇異公司(GE)與日立負責反應爐的設計與建造;儀控系統數位化也未有其他國家試驗過,其中最讓人詬病的是,儀控系統又分給三家廠商,導致在進度、系統搭配、安全設定……常有出入和拖延。儀控系統不只進行運轉指令,當有任何危險發生時,系統是否有能力反應,相信也是一般民眾擔心的。好比人的中樞神經系統,若出了任何錯誤,整個身體都會不對勁、甚至無法行動。而整個系統裡,當初購置的電腦、幫浦、閥件……等設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你們覺得這在銜接上是不是有疑慮?若開始運轉後需要維修,是不是有零件已絕版、市面上找不到了?電腦的作業系統是否能和新的設備契合?這些都是很明顯的問題。

停工的代價

停工的時候,政府要擔負違約金,這絕不是一兩百萬可以解決的。當要復工的時候,重新勘驗、採購、設計要花上不少人力、時間和金錢,這也是為什麼停工對於財務和資源上會有很大的影響。

停工、復工、誰設計?

再來,我們來談設計與建造的問題。核四在建造的過程中停工、復工幾次,停工則必須和廠商解約、付違約金等,當復工的時候,台電卻不找原本設計的廠商,而由另一家廠商接續。這就好像我原本找A設計廠房,但解約再復工後,卻找B來接續進行到一半的工程,那B不懂A原本的設計怎麼辦呢?這中間整個過程又花費許多的資源。

核四廠反應爐是由GE設計,但監造、安全判定卻是由台電負責,甚而還交由毫無核電廠運轉和監督經驗的新手,這令當時身為核安會委員的我們很不滿。而一個機關自己營建、自己監造,是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整個把關的精細度難以令人放心,但不幸的是,這卻真實發生在核四廠的建造上。

廠房的施工面

剛剛講完先天不良和設計的問題,接下來講施工的層面。關於這部分,大家或許比較瞭解,像是用錯焊條、管線無法接合、電纜被老鼠啃破、水泥覆蓋工程粗糙……這是由於台電身為主辦單位,在品管的部分卻是讓「廠商自主品管」。那問題顯而易見了,不是嗎?(我自己做品管,怎麼可能會否定自己做的東西?)

有一次的會議,核能管制處處長報告時,居然宣布:一號機運轉時所發生的問題(而後陸續解決),二號機運轉時又全部出現!這非常令人憤怒,表示台電在品管上完全不用心,不然怎麼可能前面發生的問題、後面再度發生?當主導單位以這樣的心態面對具有高度風險的設施,人們又如何安心?

不能引用不對等的例子來談核四

有一點必須做澄清,很多人會拿車諾比事件或三哩島事件對照核四,其實是不正確的,因為三者的防護設計完全不同,舊技術也不能和進步的技術做同樣的討論。

最危險的問題

核電廠在運轉時,都會有一個《試運轉程序書》,這個《程序書》就像是「檢查說明書」一樣,哪一個係數要怎麼調、第幾個步驟要按哪個按鈕、哪一個步驟需要的工程上的參數是多少……等,每一個步驟都不能夠省略,等於是核電廠正式運轉前的最重要把關手續,試運轉時才知道那裡出問題,再針對問題去解決。

而以電腦為例,今天你買了一部電腦,使用說明書應該是由製造電腦的廠商撰寫、提供,製造的人才知道哪一個步驟會遇到甚麼樣的狀況。但核四的《程序書》不是原設計廠商編寫,卻由台電人員負責(還是無經驗的新手),若我原本不了解這個系統,又如何編寫程序書?縱使台電認為他們有人員已在核一、核二、核三運轉多年的經驗,但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這兩大系統截然不同,舊有經驗實際上難以在核四複製。

我會拜託林宗堯委員務必撰寫並公布《核四論》,是由於當時收到一個消息:「試運轉程序書被修改了,但沒有人簽字!」好比這個東西(拿起一個轉軸),我應該要轉五次才正確,但實際測試卻怎麼樣都只能轉四次,這樣就不能過安檢,於是就把程序書改成「四次即可」,就可以通過了嘛!但是誰負責這個調整?卻沒人知道!這就令人緊張了,我們如果每一個步驟都發現過不了,就修改程序書,到最後,實際運轉還是會出問題!這也是我對於政府機構在核四廠的態度感到非常失望的部分。

核四廠房分區(來源:經濟部)

福島電廠的承受g力大於核四,所以核四比福島電廠更不安全?

所謂的g,其實就是重力加速度。而經過縝密的計算(mx”+cx’+kx = -mu”g),包含擷取過去建築物當地的地震資料,演算出適合某一地區建築物的地震承受值。這樣的承受值,可能是這個核能電廠未來100年都不會遇到的震度(遠超過核電廠本身的使用年限),所以,我們不能單以福島核電廠的標準值就指責核四廠的不安全,因為每個地區的地震紀錄和地質、地層、板塊特性皆不盡相同(更深層的探討可以搜尋:地震危害度分析)。

另外說明,核電廠皆須建造在「岩盤」之上,一方面避免土壤液化造成傾塌的可能,一方面岩盤承受的地震震動較小(不像一般的土壤會有放大效應),等於是天然的第一道防線。

再者,住在5樓和20樓的住戶,對於地震的感受程度是不同的,核電廠的反應爐、圍阻體、冷卻系統、管線等,皆須用「Floor Response Spectrum」模擬分析,若建物的測得g值未能小於模擬的安全範圍,那這樣的一個建物是不合格的。若是一個核電廠要延役,也應該進行「再評估」,用新的檢測標準做模擬和規範,而不是擷取舊的標準做測試。

Floor response spectrum 示意圖

政府的問題?

我認為,政府出現的問題可從三個方面描述。

1. 資訊的不公開與不透明

每當一個議題出現時,大家都想知道真相,也只有理解真相才能幫助我們認定孰是孰非,然而政府常在這部分隱瞞,不願意告訴人民數據。當人民有疑慮,即便專家、學者也無法取得不涉及國安問題的資訊(核安會委員亦如此),最終都只得仰賴立委,或者一些迂迴的手段才得以取得,政府的作為是否有擁護自己意見而拒將資訊告知大眾,趁機影響大眾的嫌疑呢?若民眾無法取得全盤資訊,自然會對上位者的決策產生懷疑與不信任。

2. 政府的一意孤行

前面有提及核安會只能提供意見,但是當核安會(這個以學者組成的組織)於現場觀察並發現問題點時,台電與政府主管機關完全不予接受。核四蓋了這麼久(李登輝總統任期內開始動工)自然會有許多因為時間而產生的問題與變化,但是政府為了迅速完工、商轉,選擇性忽略學者提出的隱憂與擔心,甚至為了加速進行而私自更改專家的計畫書,不禁令人擔憂一意孤行下建造的安全性。

3. 台灣首長的心態與決心

攤開歷史,台灣的領導者大多是「政客或政治人物」(politician)而鮮少看見坐上大位的「政治家」(Statesman),對於這些人而言,政治生涯如同一場登高比賽,唯有爬上最高點才算是心滿意足。即便登上總統最高位,也只想著連任、想著是否還有影響黨內影響政府的能力,因此,逃避責任與尋找揹黑鍋成為他們的專長,只求能全身而退,其他都是其次。可怕的是這些首長們更像過客一般,挑便宜的事情做,複雜的難題總是「留給下一任解決」,核四歷年來的停工就是一個案例,毫無解決之道、又將問題擱置。

另一方面,當政治人物只將自己視為過客,只挑能在任期內完成的事情,卻不願意將視野放在20年、30年後的國家走向,這樣的國家過了多年仍然不會有競爭力。以德國為例,當其喊出「2020零核電」的政策,是奠基於多年培養的永續能源實力與智慧電網等建設,確定自身在不使用核電的情況下,仍有足夠的電力供應。而不是隨著時代風向而信口胡謅。

該怎麼做會更好?

政府才是唯一握有解決問題能力的一方,以我的看法,解決的方法也分為幾個面向:

1. 主導「未來」方向,同時進行風險評估以及主導產業轉型

與歐美國家相比,台灣有一點是很不足的,如同上方說首長如過客一樣,早在20、30年前,德國便在北海沿岸發展風力發電,近幾年更打算發展離岸風力發電並將電運送至慕尼黑(含工業區)使用。台灣只會模仿表面,一點點皮毛的改造很容易導致失敗與錯誤,所以政府需要主導未來台灣產業與民生等各面向,經過妥當的風險評估之後,做出足以改善未來的決策。

2. 資訊的公開化

我們或許可以透過立法,強制政府機關不可「不給予」民眾或幕僚機構必要資訊;當政府不同意時,則透過法院加以審判事實,強制公開所有非涉及國安或國家主權的資訊。

3. 政府機關應認真考慮幕僚團體(例如:核安會為原能會的幕僚團體)意見,不為了既有政策推行而犧牲安全

這句話看似老生常談,但這才是治本的方法,也是身為政府人員應有的態度。不管最後核四興建與否,都應該再度分析、檢討、評估,同時像是核一、核二的延役也都應該重新分析討論。

4. 正反方進行資訊蒐集與陳述公開

這是最迫切、近期內最可行、也最實際的一點。面對當前局勢,先通過核四公投特別條例應有其必要,但我會認為,公投日期不應該訂於近期,而是再約一年後。

為何要有一年的時間呢?這一年時間內,應由政府機構為主辦單位,撥予等量經費給正反兩方,並且保證在一年內不會干擾正反雙方,讓兩者都有能力蒐集資訊,盡自己所能向民眾宣導各自理念,或是公開、公正的進行討論(類似公聽會的概念),經過一年後,人們對於議題有充分了解和想法後,再來公投。

現在的情況,比較像是正方有資訊、且政府給予支持,但反方只能從學界、民間辛苦獲得資訊並宣傳,兩者之間並不對等。

5. 縱使政府認為人民的選擇錯誤,也應該給予尊重並且支持

基於第四點之下,若人民的選擇真的是錯誤的,一段時間後,人民自然會發現、並且再次選擇,民主政府不應該過度專制地強迫人民接受政策。

補充資料:

《核四論》提出的改善方法

20130227有話好說:核四安全總體檢!林宗堯專訪!

核四工程之我見

本文獲TEDxNCU授權刊登,原文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