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已容不下宗教、哲學與藝術,我們「疏離」的就是我們自己

現代社會已容不下宗教、哲學與藝術,我們「疏離」的就是我們自己
Charlie Chaplin “Modern Times“|Photo Credit: Breve Storia del Cinema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現代社會深信不已的科學理性與技術理性,其主要原則容不下宗教、哲學與藝術,甚至是任何具有高度理想性的政治理念容身。

遽聞,造化之初,生命之流只有某種原始的湧現,一切都沒有形態,經驗的大河唯有異質的流動,逕直奔去,無有回返。唯當理念開始介入,區分範疇,共通擇取模式被建立起來,社會共同體的經驗渠道才被匯流、編制。

我們並不知道是否存在那種造化之初的莽莽蒼蒼,因為自有人以來便有文化,經驗中的所思、所想與一個人所置身的文化情境相依相繫、交相纏繞。現代社會亦如古往今來的人類文明,有其不言自明的文化前提以構結界域、匯流經驗,而任何的文化前提既是一種經驗的擇取,那麼在有所見、有所不見下,同時也就是一個文化格局的基石與盲點所在。

哲學之務,在於觀局,而觀局之要,在於解析那些使得我們眼前世界運作起來的文化前提。在今天,現代文化的成就與難關源自於特殊理性經驗的鋒利化與窄化。

現代世界的主要運作模式是過去人類文明超過五世紀以上的發展結果,在這種歷史發展下,科學、技術與經濟思維在今日成為了理性的唯一標準,並擠壓了哲學、藝術與宗教等泛稱人文活動的經驗空間。

科學理性追求實證、技術理性追求實效、經濟理性則追求價格。這些追求都是人類發展文明必要的追求,但問題還在於當我們生活的運作模式以這些東西為依歸時,我們很快就會發現原先的生活世界被裁切變形到一個意義過於貧瘠的平面上去,而成為一個逐漸喪失追求深度經驗的當代文化。

舉例而言,宗教追求生命奧義,而宗教對於神秘的追求無法輕易化約成任何得以實證、實效或得以估價的價值,然而在現代世界的文化條件下,宗教活動容易扭曲變形成為一種隨意引用科學成果向信徒證明教義真實預言的偽科學、或是成為欺騙善男信女宗教對生活有實效受用的活動,而在更多的時候,我們非常遺憾的發現今天宗教團體的運作模式,從吸收會員、打開市場能見度、教團內部財源開發的方式基本上與商業社會許多企業發展的模式如出一轍。這時候我們會問:我們所期待的宗教精神在哪裡?

從理性與合理性的用語發展看出文化問題

從字詞含意來看「理性」(reason)這個概念,‘reason’在英文的意涵是「理由」或「理據」,因此不採取狹隘標準的話,凡能依據情境條件而提出行動理由的便是理性。這個定義可以廣泛的應用在生活週遭的任何人事物,但現代理性的標準既然以科學、技術與經濟理性為依歸,那麼代價就是忽視不同情境條件考量而採取單一制式標準。

舉例而言,以文化創意產業為例,今天為所詬病的地方就在於政府對於人文藝術領域的關注方式,沒有充分意識到自己的介入,不知不覺的助長主流社會對於人文與藝術領域的抑制:認定人文與藝術活動終究必須能成為一種掙錢的商業經營模式才具備意義,偏見所至,人文與藝術活動自身存在的意義被擱置,也圈限了人文與藝術工作的發展。

再從字源學的考據來看「合理性」(rationality)這個概念,這個字的字根‘ratio’在今天就是數學的「比例」(ratio)概念,而在羅馬時代‘ratio’則是「理性」、「尺度」的意思;最後也最重要的是,在西方文化根源的古希臘,古羅馬的「理性」(ratio)就是翻譯希臘的「道」(Logos)而來。在古希臘,「道」(Logos)這個字眼有「言說」、「理則」、「道路」的意涵,意思是通過語言開闢一條意義秩序的道路,現代思想推崇的「邏輯」(Logic)思想便源自於古希臘的「道」(Logos),然而道向邏輯的進展,卻是一種文化經驗愈趨鋒利卻同時更加窄化的發展過程。

也正是從「合理性」(rationality)這個字眼使用方式與語意演變的軌跡來看,從古代世界到現代世界的變化就會很明顯,對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來說,能通過語言開闢一條意義秩序的道路的主要是宗教的神諭、哲學的論辯、藝術的建造以及政治的主張,對古代社會而言,這些都是能讓人可眼前為之一亮,而打開一條共同實踐道路的活動;而在今天,從「道」(Logos)到「邏輯」(Logic)、從「尺度」(ratio)到數學「比例」(ratio),建構一個社會的標準在迅速萎縮當中。

可想而知,當一個社會的主要理性標準是宗教神諭、哲學論辯、藝術築造以及政治主張這類活動,而這類活動的豐富度與複雜度都要求每一個社會參與者對於情境條件投入專注的虔誠與細膩的素養,以體驗或判別當中的對錯、深淺、好壞、真假,如此一個社會的彈性空間得以容受更多的多元性與複雜度。而在今日,一個以科學、技術與經濟理性為依歸的現代社會,不難發現凡是現代化國家都發展科學而輕視傳統、都重視經濟而輕忽人文,並在最後,無論就政府部門或私人企業的運作模式是走向以專業技術主導的組織方式,這當中缺少了些什麼?無非是人性所需的深層經驗。

此中道理不難理解:目前主流的科學理性追求實證、而嚴格的「實證」是排除意義賦予的純粹經驗歸納,經濟理性追求價格、而價格卻不等同於價值、技術理性追求實效、而追求實效到一定程度,就不等待,然而任何深刻的事物都需要等待,甚至大多時候是一種在現世雖具有意義卻不會有實際效用產出的投注(宗教、藝術、哲學甚至是具有高度理想性的政治主張都不適用實效的標準)。

不難發現,科學理性、技術理性與經濟理性這三種活動的本質特徵就是數學計算,遠在上個世紀西方智者思索兩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世界災難時,便已經體察到不能將世界災難與文明困境簡單的歸諸於人性的貪婪或政治的腐敗,而應該看作是結構人類世界的文化前提重大變革下的必然後果。

先是上個世紀最重要的哲學思潮現象學創始人胡塞爾(Edmund Husserl, 1859-1938)在應維也納協會邀請的系列主題演講《歐洲科學危機與超驗現象學》(The Crisis of the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中提出現代文化危機追溯到自科學家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以來,近代科學精神那種追求幾何化、數量化、技術化的發展歷程如何轉變了西方傳統「理性」概念,而逐步遠離了人們的「生活世界」(life-world)而自成為一個機械式的封閉系統、生硬的理性,因此遠離希臘開端那種理性觀對於具體生活經驗的重視。

胡塞爾主張,必須提防現代科學觀的真理對於人類生活的巨大腐蝕力;而之後不久,西方另一位存在主義大師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989-1976)則是接連在1935年〈物的追問〉(What is a Thing)、1938年〈世界圖像時代〉(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 、1950年〈技術的探問〉與1953年的〈科學與沉思〉(Science and Reflection)等一系列講座當中呼籲不能僅止於接受科學與技術發展以來的便利,而必須同時提防科學、技術與意識形態的共犯結構

海德格思想後來影響了西方60年代學運精神領袖馬庫色(Herbert Marcuse, 1898-1979)的思想,馬庫色主張科學與技術本身的無限上綱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其影響的深遠程度遠大於任何大型國家的政治力,一個很明顯的例子,今天全球沒有一個國家能以政治力遏止科學、技術與經濟失控的過度發展。

從「合理性」(rationality)這個字眼使用方式與語意演變的軌跡來看,從「道」(Logos)到「邏輯」(Logic)、從「尺度」(ratio)到數學「比例」(ratio),都說明了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組織架構的劇烈變化。如果對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來說,能通過語言開闢一條意義秩序的道路的活動即為理性或合理性,那麼在現代社會,能用數字說話的道路即為理性或合理性

如此,原先人類語言的複雜度與多元性(例如宗教語言和藝術語言)被削弱,而原先重視給出意義秩序的文化活動被推擠到邊緣,而不再具備複雜度與多元性,甚至不再重視意義問題的社會組織型態,恰正是我們現代文明的難關。

現代性:深度的喪失

現代文化處在一個逐漸喪失深度追求的狀態當中,而從根本上改變了「理性」概念的意涵,是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之所以截然不同的分水嶺。現代社會的許多難題就出在於,窄化後的現代理性的概念無法涵蓋人性的深層需求。

關於「什麼是理性」的問題,現在讓我們來比較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不同。

Plato, Aristoteles, Socrates|Photo Credit: mararie @ Flickr CC By SA 2.0

Plato, Aristoteles, Socrates|Photo Credit: mararie @ Flickr CC By SA 2.0

我們以希臘時代的柏拉圖為例,他是西方思想的第一個形上學家,一般公認他的思想影響了西方兩千年之久而直至今日,在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他是第一個明確提出「理念(理型)」(Idea; Eidos)有別於「感覺(感性)」(sense; aesthetic)的哲學家。柏拉圖認為人的感覺隨時都變來變去,只有抽象的理性可以脫離我們感官的不確定性,而具有永恆的意義。

舉個簡單的例子說明,我們在物質世界中有時感覺到這個或那個東西很圓、很直,但在不同時候又會感到它其實不夠圓、不夠直,經驗感官隨時異地而變,對柏拉圖而言,這是因為在感官世界與物質世界中,我們只能知覺到不完美的圓型或直線,因此真正純粹的圓和直,只能在「理念」中追求。當然,柏拉圖身處在政治變動的希臘時代,因此他推論方式的真正用意是想希望找到「正義」的理念,以指引出真正能實行公義的政治體制。

柏拉圖的想法在古代西方世界是一個重要的起點,從他開始西方開始了「超越感官的理念世界」與「經驗感官世界」的區分,並且奠定了「理念」追求重於「感官」生活的西方傳統思想。

柏拉圖之後,是漫長的中世紀時代,這是一個基督教統治的神本位時代。在基督教文明中,人們相信,我們眼前的感官世界是上帝創造的宇宙,一草一木的存在都有上帝的印記,在我們漫長的一生之中,只要能夠虔誠並且細心聆聽,你就能發現冥冥之中上帝安置在日常事物中的神聖道理。換言之,基督教的文明用另一種方式既改寫也延續了柏拉圖的想法,也就是說,在我們日常的感官生活中另有一層深刻維度,這個深刻的維度雖經由感官經驗知覺,但其存在的意義遠遠超過感官經驗的內涵,基督教信仰希望通過日常感官經驗的層次,上達更為深刻的理念與真理。

希臘時代與中世紀之後,是啟蒙時代的來臨,這是人本位時代的到來。「啟蒙」的原文是‘Enlightenment’,原意是開啟我們人類內在的「理性之光」以掃除一切傳統的迷思與成見,而改以我們人類原先與生俱來的(inborn nature)理性能力為起點,建立知識系統開展一整個截然不同於傳統神話或宗教社會的現代世界。啟蒙時代的思想家們之所以能夠提出一個大膽改變傳統的全新方案,在於啟蒙時代擁有強而有力的武器:科學革命與工業革命,這兩個條件是人類文明之所以告別傳統神話社會與宗教社會最有力的條件,不過,這也正是今日我們社會問題的源頭。

科學革命帶來的轉變

挾帶著科學革命的條件,啟蒙時代的思想家向傳統教會的信仰發動攻擊,認為真理的標準必須具有「明證性」才算是理性,然而傳統基督教神學教義的重心所在並不是明證性,而是「親證性」。

科學實踐要求的明證性,其主要標準有兩項原則,一個是合乎數學原則的可計算性,另一個則是可以重覆驗證的經驗性;有這兩項條件,現代世界的科學原則可以突破個別的人、個別的傳統、特殊的國家或文化界線,只要找到足夠的電腦設備得以計算龐大而複雜的方程式,並且製作同樣環境條件的實驗室,人們就得以檢證或製作科學家在別的時間別的地方所得到的科學成果,這是科學理性之所以能夠突破疆界而得到普遍而客觀理性印象的原因。

但當我們以這樣的標準回頭要求其他文化領域符合這套「理性標準」時,有時就顯然文不對題。以宗教為例,由於宗教經驗最重要的體悟經驗建立在許多複雜並且無法估計的條件,姑且不論難以言喻的神秘經驗,宗教文化在最基本的要求上都還需要個別的修行者對於宗教經典的理解,或者是源自於生活經驗而來的特殊領會。可以說,一旦我們要求宗教經驗必須具備放諸四海皆準的客觀性質,那麼很快的我們也會發現宗教經驗的內涵貶值為一堆庸俗的口號,從而失之深刻。

因為關鍵在於「親證性」是宗教經驗的重要核心,這個基本條件使得原則上宗教的本質不可能是科學,並且我們必須了解,宗教也無須是科學。一種經驗的優劣好壞不在於它是不是科學,只要合乎它原先存在的意義與目的,就是適宜的經驗。基於某個事物不是科學或不符合科學標準而排斥它,這是我們現代社會的迷思。

工業革命帶來的轉變

挾帶著工業革命的條件,啟蒙時代的思想家也向傳統社會的封建組織架構進行攻擊,工業革命帶來了現代社會的條件,先是機械的改良讓農作所需的人力大量減少,後是火車、輪船的發明使得大量人口的遷移成為可能,於是舊社會封建莊園的領主先是不再需要那麼多人手來照顧農作與土地,後是封建政治的國界也管控不住大量失去工作的人口往工業都市移動,向擁有先進工廠設備的資本家投奔。可以說,隨著農具、交通工具以及工廠設備的工業發展,人們從封建時代的地主轉向擁有資本與設備的廠主。

接著是印刷術的發展,使得書本的製作成本相較於古代製書工法來得低廉,並且在製作效率上也立即迅速很多,而報業的興起以致於啟蒙時代的思想家擁有發聲的管道,得以攏聚當時社會人口快速增長的中產階級的聲浪,使得過去掌控發聲管道的君王與貴族逐漸失去政治優勢。隨著舊時代政治勢力的消退,舊時代的意識形態連同拔除。直至今日,我們只要談到「意識形態」(Ideology)仍會覺得那是政治性的、偏頗的、錯誤的,其印象源自於啟蒙時代思想家對於舊時代政治與思想勢力的清算鬥爭。

不過,掃蕩一切意識形態在400年前的17世紀還算是進步的思想,到了20世紀以後可就是導致問題的病根了。因為隨著工業革命而來的,大都市的勞動人口開始了日常工作流程的軌道,我們可以想像工廠裡生活的大致景象,每個人守在生產流水線上的某個位置,僅只負責產品完成的某一個零件的裝配動作,逐漸的這種生活佔據了一個人生活的8-12小時,而這種工作組織方式既是經濟的同時也是理性的,任何一個擁有大型機械設備和巨大資本的資本家都會喜歡這樣的組織方式。

因為如此切割工作的方式讓資本家不再受制於任何員工的特性,工作越是能成功的將複雜的程序切割成簡單的單位,那麼任何單位所求於人的就只是勞動力與工時,這使得雇主擁有更大的條件可以無後顧之憂的解雇員工,完全不必憂心員工的離職帶走特定的、勝任職場工作所需的個人經驗。簡言之,資本主義的結構條件有利於資本家削減個人的個別性和對抗性,並為自己的運作空間取得政治性與經濟性優勢。

現代資本企業組織生產的方式由於精簡並且具有經濟性,利於大型組織發展,因此工廠流水線的生產方式成為後來私人公司以及政府公家機關組織的方式,用當代社會學重要思想家韋伯(Max Weber, 1864-1920)的說法,這種組織方式的基本精神就是一種技術理性(或叫工具理性),而技術理性(工具理性)最大的特質就是我不問目的、意義這些需要深思、論辯、並可能永無止境的形而上問題,我們只問行而下的、能在經驗上實際運作起來,達到成果的程序是什麼?

因此,真正根除一切意識形態發問的既不是當初啟蒙時代的思想家,也不是任何推展民主理念的政治家,而是資本家。而掃除一切意識形態的發問的最終受惠者也是資本家,因為只有當我們的國家、我們的社會不再追問難以技術解決的形而上問題或意識形態問題,資本家才能徹底取代政治勢力與宗教勢力,成為我們時代最具權力的霸主。

回顧現代社會發展的歷史軌跡,我們就不難明白何以今天任何現代化的國家都重視技術人才的培養而削減人文教育的預算,同時也就不難明白何以現代國家的政府運作如此受制於資本家的力量。因為先是在最重要的經濟生活上,現代社會組織發展的方式完全與資本社會並行,同時在人文教育上,我們的政府政策也配合資本家的邏輯而削減人文教育的預算。到最後,現代社會的運作邏輯在掃除掉一切意識形態與形上學問題後,我們只留下最後唯一的意識形態,就是只求成效不問意義目的工具理性。

Karl Marx|Photo Credit: fhwrdh @ Flickr CC By 2.0

現代性的發展軌跡的困局與難關是深刻經驗的喪失,這是因為現代社會深信不已的科學理性與技術理性,其主要原則容不下宗教、哲學與藝術,甚至是任何具有高度理想性的政治理念容身。在對照了現代社會與古代社會的理性當中,我們也不難發現無論在古希臘或中世紀神學時代,古代社會的理性特徵是涵括價值、意義的問題,而作為現代社會主流尺度標準的科學理性與技術理性,則是以掃除意識形態與形上學問題為起點,將人類追求深刻經驗的需求全然拔除。

如此,完全不需要宗教家或哲學家來指正這些事情,即便是仇視宗教與哲學的革命思想家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都看出我們的現代社會處在一個高度「疏離」(alienation)的文化經驗當中,馬克思所說的「疏離」不是我們疏離任何人,我們疏離的就是我們自己,因為現代社會的文化條件讓我們遠離了那些生命經驗必不可少的深層向度。

本文經作者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原標題:現代性: 深度的喪失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